在一九八○年代後期，台灣曾有一段時間，書市中出現不少連城三紀彥的小說，在那些作品裡，主題都與男女情愛有關，所以在台灣許多讀者的印象裡，連城三紀彥與愛情小說，常常是畫上等號的。即便在他的許多作品裡，安排了殺人或死亡的情節，但由於這些犯罪往往與情愛糾葛有關，連城一直以來都有著強烈的愛情小說家面貌。
　　然而，連城三紀彥其實是作為一個推理小說家出道的，他在一九七八年以短篇〈變調二人羽織〉入圍第三屆《幻影城》推理小說獎的新人獎，並在《幻影城》雜誌總編輯島崎博（傅博）的建議下，以連城三紀彥為筆名開始他的作家生涯，持續在《幻影城》雜誌上發表〈藤之香〉、〈菊塵〉、〈桔梗之宿〉、〈返回川殉情〉等多篇「花葬」系列作品，獲得推理文壇的矚目。此後，他更在一九八○到一九八三的短短幾年間，憑藉〈返回川殉情〉、〈白花〉、〈在Bay City死去〉、〈黑髮〉與《宵待草夜情》等推理小說，多次入圍日本大眾文學的最高榮譽直木獎，作為一個新人，可見他作品是如何地獲得文學界的青睞與肯定。
　　這時候的日本推理文壇，剛經歷一九六○到一九七○年代，經濟高度成長而國力逐漸復甦的階段，但社會中出現許多新興犯罪問題，甚至上升到國家與國際政治的層次，於是，以松本清張為核心的寫實主義路線興起，也就是所謂的「社會派」。小說講求對社會與現實的反省、批判，主張犯罪動機應與人性有著密切的關係，並且具有社會性，因此小說可直接對社會提出問題。
　　只是，這種對於現實與人性的關懷，若稍有不慎，就會讓故事流於純粹反映人性慾望的醜陋，犯罪動機侷限在浮世男女的小情小愛，導致小說庸俗化。所以，出現「清張之前無社會，清張之後無社會」的文學史評價，正是因為只有少數社會派作家，能夠把小說的問題性提升到一定高度。在這種情況下，寫實主義路線的社會派推理小說，發展隨之停滯。
　　於是，一九七五年創刊的《幻影城》雜誌，主張在兼顧現實性的同時，回歸本格解謎小說道路的「浪漫的復活」。相應這樣的變化，從《幻影城》出道的連城三紀彥，堪稱是體現這種「現實性的浪漫」最佳代表之一。
　　在他的推理小說中，事件的發生主要來自人與人的交會。不論是美好的邂逅或厄運的錯身，人的起心動念形成的複雜心理動機，是推動事件的主要力量。其中，男女之間感情的幽微跌宕，潛藏的執著、嗔癡、嫉妒、愛憎衍生情愫的百轉千回，往往扮演最關鍵的動能。這種動機的設定，可說是承襲社會派後期的風格，然而，他逆轉這種遭詬病的定式，透過具有高度文學性的「新感覺派」筆觸，把男女之間的感情，甚至是人與人相遇折射出的情分，透過日本「物哀」美學的轉化，昇華為藝術性的表現，也讓他筆下「有情的風景」，成為獨樹一幟的美學標誌。其中《花葬》裡，各篇以花為隱喻的系列故事，正是最好的代表，亦是他回應推理小說應具有的現實性的重要成就。
　　另一方面，在連城三紀彥的小說世界中，雖然不見得會出現偵探，卻一定會有一個關照著整起事件發展的敘事者或主角，扮演最後見證真相揭露的角色。詹宏志先生曾經為推理小說的情節公式，作出以下的整理「案件發生→偵探登場→探查案情→真相大白」。若小說主角是偵探，那麼他在故事中登場的位置，是相當明確的。但是，如果見證事件（謎團）發生到真相大白（解謎）過程的觀看者，是主角或敘述者時，這個人物登場的時間與位置，對於小說的敘事秩序，就會造成關鍵性的影響。許多情節轉折營造的意外性與驚喜，往往來自敘事者的視角被遮蔽，或介入的時間差，引導出抽離現實的陌生體驗。而這種改寫真實的想像性，即所謂「浪漫的復活」。因而在小說的敘事上，連城三紀彥能透過曖昧的現實感與世界觀，創造出全新的故事形式，並在解謎時提供前所未有的獨特閱讀體驗。
　　其實，這種由於敘述視角的差異，形成新的解謎美學，在一九八七年後崛起的新本格作家，尤其是以敘述性詭計見長的綾行人、折原一作品中可看到重要的影響。甚至近年因影視化聲名大噪的湊佳苗，小說裡常見的透過第一人稱敘述的交替，那些過度曝光的自白造成的真相闇影與曲角，營造出的見或不見的謎團敘述效果，也如出一轍。這在連城三紀彥一九八○年代早期的作品中屢見不鮮，可見連城的前衛性。
　　連城三紀彥曾在一九八四年以愛情小說《情書》（戀文）獲得第九十一屆直木獎，而這本收錄連城二○○○年到二○○九年發表的八篇作品的最後短篇集《小異邦人》，可說是他留給自己一生努力創造的推理文學世界，一封最後的「戀文」。這些作品幾乎概括他推理創作的主要特色，將「現實性的浪漫」發揮到淋漓盡致。
　　像在〈戒指〉中，普通上班族在街角看到疑似前妻的身影，召喚出難以言喻的情感記憶，卻在女同事不經意介入後，重置為真實與虛構難辨的情感缺口。〈風的失算〉裡，水島課長飽受公司內的無形霸凌，層出不窮的傳言構築出他全部的身世，甚至將其鍍上犯罪者的肖像，無法追究真偽。同樣地，〈冬玫瑰〉的女主角，徘徊在死亡預知夢與扭曲的現實結界，重複醒來仍釐不清自己的認知，連殺與被殺都難以分辨。抑或是〈蘭花枯萎之前〉裡與舊識重逢的主婦，在日積月累的訴苦日常中，澆灌出殺夫的惡意，原以為是相互扶持的交換殺人，最終連真實世界都完全顛覆。
　　其實，這種高超的敘事「變奏」，在連城三紀彥的筆下已臻化境。同樣處理不倫的題材，〈直到天涯海角〉以鐵道路線為隱喻，中年的日本國鐵售票員，沿著愛情賜予的生命新軌道拓荒，去到不曾履踐的國境，卻在領略美好風景的同時，發現另一雙監視的目光同行，亦步亦趨。延續〈風的失算〉中日本當代社會最重要的「霸凌」問題，〈白雨〉竟透過女兒在學校被排擠的祕密，與母親童年受壓抑的旁觀他人死亡之記憶對位，映射出被刀傷銘刻在和服上，於上一代三角關係中遭排擠的局外人悲歌。以追凶為主題的〈無人車站〉，當與重大懸案嫌犯有密切關係的神祕女子，在法律追溯時效截止之夜，形跡可疑地出現在小鎮，尾隨的刑警居然在她似曾相識的面容倒影中，引爆自身無法面對的沉淪記憶，最終同步點燃真相與毀滅的慾望之火。甚至是以綁架為題材的〈小異邦人〉，連城為我們展示八個孩子都安全待在家中時，嫌犯如何能有效地實施綁架。
　　的確，在連城三紀彥最後人生階段，交出的這樣一本短篇集，既是他回歸推理的初心之作，也是他一生推理創作高超技藝的總結。他爐火純青地遊走於真實與幻境、推理與愛情的不同象限，透過充滿藝術性的文字，幻化出一幕幕人情風景，變奏為不同的小說世界景觀，在在讓人驚奇而沉醉不已。他的文學是獨一無二的存在，無法被複製，更難以被取代。我們何其有幸，曾經與他共存於同樣的世界。因為這世界上出現過一次連城三紀彥，從今以後，再不會有第二次了。

陳國偉，筆名遊唱，新世代小說家、推理評論家，現為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暨「亞洲大眾文化與新興媒介研究室」主持人，著有推理小說及大眾文學的研究專書《越境與譯徑：當代台灣推理小說的身體翻譯與跨國生成》（聯合文學，二○一三）、《類型風景：戰後台灣大眾文學》（國立台灣文學館，二○一三），並執行多個有關台灣與亞洲推理小說發展的學術研究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