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村宏的招待宴
一九一九年三月，東京小石川植物園裡櫻花盛開，一片繽紛美景。幾百名臺灣留學生享用著臺灣總督府提供的豐盛餐點，也趁這機會共敘家常，場面十分熱鬧。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設宴招待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已經成為慣例；每年帝國議會開議，臺灣總督府官員須列席備詢，三月中旬會期接近尾聲時，便會順道招待臺灣留學生。
這天，下村宏總務長官除了慰勞留學生之餘，也端出帝國官員架子訓示一番，「你們臺灣學生感謝天皇恩澤，好好讀書，忠誠虔敬為帝國臣民。」突然有幾個學生站起來大聲嚷著：「反對差別待遇！」「反對同化政策！」下村宏先是一怔，接著臉色大變、大發雷霆。宴會草草結束，不歡而散。
這是臺灣留學生第一次公開挑戰總督府官員。這幾位學生是明治大學法科的彭華英、羅萬俥，與東京高等商業學校（今一橋大學）的吳三連。
過去，在日本的臺灣學生們都很低調、順從，他們對社會問題不太關心，甚至對政治運動刻意保持距離。因教會協助而來到東京女子醫專讀書的蔡阿信，就時時刻刻記得母親的叮嚀：「嘸通涉政治。」對比於中國留學生的救國運動、朝鮮學生的獨立運動，臺灣學生往往被嘲笑是「唯唯諾諾、屈從於日本統治下的傻瓜」！
這其實不能怪臺灣人。一八九五年日本領臺以來，就不斷面對臺灣人的反抗，先是臺灣民主國，後有抗日游擊隊，還有原住民的反抗行動。這個東方新興帝國，以它的先進部隊與優勢武力一次又一次鎮壓了反抗行動。最近一次是一九一五年發生在臺南玉井的噍吧哖事件，臺灣總督府逮捕了一九五七人，光是被臨時簡易法庭判處死刑的就高達八六六人，過於苛酷的判決連日本帝國議會都大為震驚，在處死九十五人後，其餘改為無期徒刑。日本帝國在臺統治二十年後，基盤已經穩固，一次次武裝抵抗的慘痛代價，都說明了一件事：臺灣根本沒有武力反抗的空間了。
但是，現在情況開始改變。帝國首都東京提供給殖民地人民思想與行動的養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運動改頭換面，而且是從帝都重新開始！

東亞文明中心東京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帝國首都東京成為東亞文明中心，是亞洲各國效法的對象，清國、朝鮮、越南、暹羅、菲律賓、印度等國青年學子紛紛前來學習。一八八○年清朝政府分批派遣留學生到日本學習，返國後從事改革。日後，這些留日學生先後成為中國社會的棟梁，例如黃興、魯迅、陳獨秀、陳寅恪曾就讀於弘文書院；汪精衛、居正、宋教仁、胡漢民是法政大學速成班的學生；張君勵、李大釗、彭湃等人則曾是早稻田大學留學生。
一八九五年以後成為日本帝國子民的臺灣人，也陸續前來帝都「朝聖」。最早的經驗是觀光、遊學。臺北大稻埕的茶葉富商李春生，曾經東遊日本六十四日，把所見所聞寫下，成為遊記《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他對日本的文明進步大為讚嘆，不但在旅次中剪去清國辮子「豬尾巴」，並改變早先對華夷秩序的看法，從此甘心做為一個進步國度的子民。
彭華英自一九一二年從南投鄉下來到東京求學，如今是他到帝都的第七個年頭，這時期的東京正面臨翻天覆地的巨變。一九一二年，雄才大略的明治天皇逝世，大正天皇繼位。大正天皇不只體弱，又患有腦病，常有奇怪的舉動。有一次在帝國議會開議儀式上，竟將演講稿捲成圓筒當作望眼鏡，瞇起一眼作勢張望，此舉令在場外國使節、國會議員登時傻眼。偏偏明治維新以來所累積的種種問題都在此時迸發，明治政府所建立的強大國家權力開始受到挑戰。大正天皇即位的此時，正是社會力量最蓬勃的時期，工人、農民走上街頭，環境保護、普選、婦女解放等各種運動熱烈展開，形成十多年的大正民主時期。
尤其，沉寂許久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又重新復甦。社會主義在明治初期剛剛萌芽，幸德秋水、堺利彥、荒畑寒村等人為無產大眾發聲，明治政府害怕將危及天皇體制，泡製了一九一○年的政治冤獄「大逆事件」，將幸德秋水等多人處死，此後社會主義團體銷聲匿跡，進入冬眠狀態。
然而，一九一八年富山縣的農民搶米暴動擴及全國，「困苦的農民已經活不下去了！」「米騷動事件」使社會主義運動找到生機，再度上場。
大學校園裡，青年學生敏銳地感受著各種思潮與運動，充滿社會改革熱情，最活躍的兩個學校是東京帝國大學與早稻田大學，年輕教授們甚至帶領學生一起行動。吉野作造曾經到中國、擔任過袁世凱之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師，後來留學歐美，學成歸國在東京帝大任教，並在當時最重要的知識性刊物《中央公論》上發表文章，介紹西方民主理論、提倡自由主義、支持普選運動。大山郁夫、佐野學都是早稻田大學教授，他們倡議社會主義，對日本政府的批判更為激烈，並積極投入政治活動與群眾運動。教授們以身作則，提出政治主張，參與社會改造，吸引眾多青年學生們相繼追隨、實踐。
來自殖民地的彭華英是南投國姓人，一八九五年生，家境富裕。就讀於明治大學法科的他，呼吸著大正民主的自由空氣，抑制不住滿腔熱血，早已積極加入社會改造行動。彭華英與有名的社會主義者堺利彥、大杉榮、山川均等人接近，參加了日本社會主義同盟，這是日本左翼人士大結合的組織，但是，馬上被官方下令解散。
加入這左翼團體的臺灣留學生不只一人。除了明治大學彭華英，明治大學的黃登洲、早稻田大學呂磐石的名字都在會員名簿上，他們都是臺中人。臺灣留學生竟膽敢參加被日本特高警察嚴密監控的結社，顯示受到社會主義吸引的殖民地學生恐怕不在少數。
日本社會主義同盟被解散後，社會主義運動化整為零，成立多個祕密團體，彭華英仍舊活躍其中，加入了好幾個組織。一九一九年十月成立的早稻田大學「建設者同盟」，主導者是政治經濟學部的和田巖。這團體與農民運動關係密切，除了早稻田大學的學生，也有外國學生參與。早稻田大學學生彭湃也加入這個團體，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一九二○年五月成立的曉民會，由早稻田大學學生高津正道所領導，日後高津成為日本共產黨的創始會員。曉民會的宗旨是「研究並傳播社會主義，奧援啟蒙工作與爭議事件，養成鬥士」。同時，該會也接受朝鮮人、中國人會員，以實現「日、鮮、支國際主義」為一大特徵。除了臺灣人彭華英之外，還有中國人王樹聲、朝鮮人金若水、朴烈等人加入，他們自詡為「革命行動隊」，被官方認為是意識形態極左的團體。
彭華英另外也加入一九二○年十一月成立的コスモ俱樂部。「コスモ」（COSMO）是「世界主義」（Cosmopolitan）之簡稱，以「亞洲諸民族解放」為目標，它其實是被解散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替身，常以舉辦演講會的方式集會，俱樂部的主要成員是堺利彥、大杉榮、山川均等都是社會主義活躍分子，成員中還有有中國、朝鮮、臺灣留學生。在日本特別高等警察眼中，這又是一個激進團體。
積極參與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團體的彭華英，因此被日本警方列為「特別要視察人甲號」，受到特高警察長期跟監。但他卻是臺灣留學生們景仰的對象，同時期也在東京求學的文學家張深切就形容彭華英是「朝氣蓬勃、鶴立雞群、叱吒風雲、一身是膽」。
一九二○年八月，彭華英在《臺灣青年》發表了〈臺灣有婦女問題嗎〉（臺灣に婦人問題があゐか）一文，指出婦女問題與勞工問題是當時社會最緊要的議題，但東洋社會，尤其是臺灣，仍未脫陋習，兩性關係大有改進之必要。一九二一年五月又發表〈社會主義之概說〉，介紹俄國革命成功以來，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社會主義的精神與目標、國家社會主義的衰退與共產主義的興起。這是最早由臺灣人所執筆、介紹社會主義的作品。

高砂寮、新民會、東京臺灣青年會
彭華英常常來到高砂寮，因為受到大正民主衝擊，亟思有所作為。其他留學生范本梁、林呈祿、蔡培火、羅萬俥、陳炘、黃呈聰、蔡式穀，社會人士林獻堂、蔡惠如等人，都常常來到高砂寮，藉著與留學生聚會，舉辦演講活動，對年輕子弟進行「政治啟蒙」。
高砂寮是東洋協會所管理的學生宿舍。一八九八年第四任臺灣總督桂太郎號召在臺灣的日本官僚、實業家、商人等名人，創立臺灣協會，目的在協助日本政府經營殖民地臺灣，一九○六年改名為東洋協會。臺灣協會在一九○○年設立了臺灣協會學校，後來稱為東洋協會專門學校，培養未來臺灣的統治人才，就是現在日本東京的拓殖大學，校址位於小石川區茗荷谷町，與臺灣總督府官員宴請留學生的小石川植物園很近。
日本政府統治初期，臺灣島內只有初等教育或職業教育設施，缺乏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機構。職業教育機構「總督府醫學校」與「總督府國語學校」是當時臺灣最高學府。臺灣所有的菁英人才只能選擇當醫生或當教師，這是殖民地人民最好的出路。所以總督府醫學校與國語學校，被稱為臺灣的「劍橋」與「牛津」。
殖民地人民受日本統治者歧視與差別待遇，第四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對臺灣最優秀的醫學校學生演講的時候甚至這樣說：
你們本島人想要求與三千年來盡忠於皇國的母國人享有同等待遇，是不可能的！應該以今後八十年為期，努力同化於母國人，在此之前即使被差別對待，也毋須做不平之鳴，應該各自努力同化，做為島民的典範！
由於臺灣升學管道狹窄，臺灣人與日本人子弟機會不等，有錢人、有能力者紛紛到日本留學。早先，能夠到日本留學的以富家子弟為主，通常是日本師長或官員推薦、介紹，寄宿在師長安排的名士家中。例如日治時期的知名人權律師陳逸松在十三歲時，與表兄弟五人寄宿在岡山的高原家。霧峰林家各房，子弟十多人在小小年紀就到日本東京，由專人照顧生活起居，又一同入東京礫川小學校就讀。
隨著留學生快速增加，臺灣總督府關係密切的東洋協會於是在一九一二年建造了留學生宿舍「高砂寮」，提供約六十名學生寄宿。十六歲赴日的楊肇嘉、十六歲的張深切、十八歲的朱昭陽，都曾先後寄宿在高砂寮。楊肇嘉後來領導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張深切成為文藝家，朱昭陽則創辦了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畫家張秋海、雕刻家黃土水也曾在高砂寮寄宿過，那時他們都還只是留日學習美術的學生。
高砂寮表面上是便利學生寄宿，不免也有監視、規訓臺灣留學生的作用。曾受後藤新平之邀到臺灣進行糖業政策改良的新渡戶稻造，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日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教授的身分到高砂寮對臺灣學生演講，講題是〈為了臺灣學生〉：
小時候我聽說臺灣是個恐怖的地方，臺灣住著會吃人的野蠻人。各位一定都聽過桃太郎的故事，桃太郎征討的目的地是「鬼島」，語言不通、文明未開之地即是鬼島，以前是八丈島、沖繩島，後來是臺灣島。曾經是鬼島的臺灣，經過日本帝國的開發，經過後藤新平長官的大力改造，已經成為寶庫！各位，為了三百萬臺灣同胞，為了臺灣的進步發展，各位應該精進知識、圖謀向上。（改寫自新渡戶稻造，〈臺灣學生の為めに〉演講詞）
「在日本人眼中，臺灣竟然是個鬼島？」
「臺灣從鬼島變成寶庫？竟要感謝殖民者的開發改造？」
「此刻我臺灣同胞豈不正受著殖民統治的壓迫嗎？」
在場聽講的學生感到很不是滋味。
正當此時，日本內地則已是社會運動澎湃洶湧，勞工大眾、貧苦農民都群起抗爭。臺灣來的青年學生們不免胸懷激盪，常在宿舍裡談論時事、進行政治辯論。一九二○年曾寄宿高砂寮的張深切回憶說：
臺灣的留學生一到東京，大抵由其學校的位置而分散，高砂寮是留學生最集中的地方，凡到東京的學生，無論時間長短，總有一兩次到這裡來寄足一下。所以這裡可以說是學生運動的最好去處，也可以說是臺灣文化運動的搖籃。
臺灣學生漸多，東京臺灣青年會也跟著成立，目標是「涵養愛鄉情懷，發揮自覺精神，促進臺灣文化之開展」。其間，又先後組成了團體「聲應會」、「啟發會」，但活動甚為疲弱，最後無疾而終，直到蔡惠如組成立了新民會。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三點，臺北市成都路的「新蓬萊公共食堂」，聚集將近七十位「黨外人士」。聚會由李萬居、郭雨新、楊金虎、楊基振、高玉樹、石錫勳、余登發等人具名邀請；這些人都是臺灣各地知名的本省籍政治人物。當天出席的許多人都參加了一個月前舉行的縣市長和省議員選舉。會議討論的主題是國民黨在選舉中的舞弊，以及選舉法規的不公。

不過當天聚會的焦點人物卻是雷震，一位外省人。雷震曾經是蔣介石的親信，一度非常接近國民黨的權力核心。可是最近幾年，他的《自由中國》雜誌卻集結一群外省籍知識分子，不但鼓吹民主與人權理念，還正面批判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獨裁、違反民主、侵犯人權。除了雷震，當天參加集會的外省籍人士還有夏濤聲、民社黨的蔣勻田等。這是外省籍知識分子和本省籍政治人物的首度大規模正式集會。

雷震之前和黨外人士即有過個別的接觸。不過，這次聚會卻是以他為中心的外省知識分子，和本省黨外人士第一次的公開、大規模集結。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在先前幾年不斷批評蔣介石和國民黨違反民主、侵犯人權，不過一直為國民黨當局所容忍。如今，有論述能力的外省知識分子竟然和有社會基礎的本土政治人物相結合，國民黨會繼續容忍嗎？蔣介石會用什麼手段來處置這項大膽的行動？

在現代臺灣的第一波民主運動中，這一天有極大的象徵性意義。血腥的二二八事件仍然只是十年前的事；本省人記憶猶新，傷口仍舊鮮明。往後的四十年，這個創傷和劇痛持續影響臺灣政治，也在社會領域中為本省人和外省人築起巨大的鴻溝；鴻溝的一邊是敵意，另一邊則是疑慮。許多年輕人的愛情和婚姻，因為無法跨越鴻溝而成為悲劇。這一天的聚會，象徵兩個族群其實分享著相同的夢想，也願意攜手共同追求夢想。可惜這個對臺灣族群關係有深遠影響的運動，只如曇花短暫開在黑暗政治的夜晚。

雷震這一天的日記除了平實地記載聚會活動，沒有任何感言，也沒有透露任何興奮。對他而言，今天只是促進臺灣民主的無數個日子中，極為平凡的一天。不過，十多年之後雷震在接受陳鼓應的訪談中，在提到組織新黨的時候，卻特別提到了這天的聚會。雷震回憶，雖然他的一些外省籍同志對於和本省人結合懷有疑慮，他仍認為這是正常而必要的步驟。如往常般的這一天，卻是雷震走入監獄的第一步。三年之後，雷震被他的老上司蔣介石逮捕，被關了整整十年。這個剛出現不久的民主運動也隨之結束。

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衝突和內戰中，大多數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只能選擇和國民黨站在同一邊。傾向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並不喜歡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作風，可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教條和絕對權威卻更為可怕。當時蘇聯史達林的暴政已經進行二十多年，他們大多認識到未來共產黨執政對國家可能造成的傷害。風行一時的《觀察》週刊創辦人兼總編輯儲安平，於一九四七年的一篇文章中就說，「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儲安平曾經在倫敦政經學院就讀，是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的學生，也是那個世代中國最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後來在共產黨執政下，他的命運正如自己所預言；因說真話而受盡折磨之後，終於走上自盡之途。

殷海光在一九四五年的著作《光明前之黑暗》也說，「若共黨一旦掌握政權，他們所能毫不吝惜地給予我們人民的唯一民主自由，只有一種，就是『無條件地贊成共產黨底一切』。順吾者存，逆吾者亡！」後來的歷史也印證了這個觀察。相較之下，國民黨仍然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可以容忍、期待、甚至依附的對象。

另一方面，蔣介石對他們也禮遇有加。爭取具有社會聲望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一直是蔣介石政治計畫中重要的一環。蔣介石平常就特意結交自由派學者。一九四八年底北京地區被共產黨軍隊包圍，他還派遣專機將陷在北平的胡適、陳寅恪、錢思亮、張佛泉等人接到南方。

國民黨需要自由派知識分子或許只是為了裝扮門面；可是中國共產黨對他們的批判，卻毫不留情。早在北伐期間，中共的農村宣傳部隊就提出「打倒智識階級」的口號。瞿秋白在一九二三年根據共產主義理論說，「知識分子依靠生產的剩餘價值而生存」。也就是說，知識分子不只是社會寄生蟲，甚至是靠勞工階級的血汗勞動成果維生。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八月的一篇文章〈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中，指名胡適、傅斯年、錢穆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所控制的知識分子。不過，相較於俄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列寧以「民族的大便」來稱呼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對自由派學者的批判至少還有一點理論性，至少還符合教條。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共產黨的軍事進逼下，國民黨節節敗退。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仍然認為國民黨可以守住半壁江山。他們認為當時亟需迫切進行的是團結所有的民主力量，不分黨派共同對付共同的敵人中國共產黨。胡適、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因此在上海構思這個自由中國運動，企劃成立「自由中國大同盟」，團結所有反共團體。同年三月，雷震、許孝炎、王世杰、杭立武、俞大維又在臺大校長傅斯年在臺北的家中聚會。

傅斯年是近代中國最受尊敬的知識分子之一。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參與五四運動，後來遊學倫敦大學和柏林大學，回國後在北京大學任教；在胡適接掌北京大學之前，曾經短暫代理校長。他除了學問淵博，也以敢言著稱，曾公開嚴詞批判孔祥熙和宋子文等「皇親國戚」誤國。他一九四七年的文章〈這樣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更是膾炙人口，多家報紙轉載。不過，蔣介石還是讓他接掌臺灣大學。他或許也是胡適的朋友圈中，唯一常對胡適說逆耳忠言的人。

在傅斯年家裡聚會的十天之後，剛從南京回來的省主席陳誠將軍對傅斯年說，「南京完了，臺灣怎麼辦？」傅斯年回答說，「先求安定。」「要求安定，需先肅清共諜。」陳誠說，「共諜的大本營就在你的臺大和師範大學。是不是先從這兩個地方清除？」傅斯年立即答應，不過提出三個原則：要快、要徹底、不能流血。第二天，傅斯年、陳誠、彭孟緝三人在主席辦公室指揮、守候。這天總共逮捕學生五百多人，其中三十多人移送軍法審判。這就是著名的「四六事件」。

這次聚會不到兩年之後，傅斯年在省議會答詢途中因腦溢血逝世。殷海光如此形容他的品格：

在這知識界大崩潰之中，畢竟有少數書生，穿破藍布長衫，戴近視眼鏡……忍受貧困，甘耐寂寞。假若說國家還有命脈值得維護的話，這便是國家底命脈。孟真先生是這類書生底代表人物。……在這始終一貫的精神和事業中的孟真先生……總象徵一個原則，總象徵一個理想……他象徵著反極權反奴隸的自由主義的精神。……孟真先生之死，固然使我們書生倍覺孤單淒涼。

許孝炎則是《香港時報》董事長，也是國民黨在香港對敵政治作戰的指揮官。王世杰是巴黎大學法學博士，雷震曾經在他手下工作多次。王在大陸時期曾任外交部長；這次會議的隔年又出任總統府祕書長，後來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杭立武是倫敦大學政治學博士，當時是教育部長。

俞大維從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入柏林大學；留德期間曾在愛因斯坦主編的數學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俞大維對日抗戰期間進入軍中服務。他的母親是曾國藩的孫女，傅斯年則是他妹夫。聚會當時俞大維擔任交通部長，數年後他在臺灣出任國防部長長達十年。雷震被逮捕的時候，他正擔任國防部長。警備總司令黃杰將逮捕雷震的案情輪流知會各部首長，只有俞大維當面對黃杰表達對逮捕雷震的不滿。

這幾位受過西方教育的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當天就在傅斯年的家裡決議，共同構築對抗共產黨的思想防線。他們決定組織「自由中國社」，出版刊物和報紙；他們同時也決議請胡適撰寫雜誌社的宗旨。此時胡適已經受蔣介石任命從上海搭船到美國，幫助國民政府從事對美國的遊說工作。不過，胡適在橫渡太平洋的船上，倒是寫下了自由中國社的宗旨，抵達夏威夷之後立即寄給了雷震。一個月後，雷震到浙江溪口鎮拜見已經辭去總統職務的蔣介石，向他報告自由中國社的組織構想及出版計畫。蔣介石同意了他們的計畫，也允諾提供經費贊助。

雷震和蔣介石有長久的淵源。雷震在一九三八年曾經出任「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設計委員，委員長是蔣介石。同年，國民參政會成立下屬機構「川康建設期成會」，蔣介石任會長，雷震任祕書。後來「川康會」改組為「經濟建設策進會」，蔣仍任會長，雷震仍任祕書。蔣介石不可能同時介入這麼多機關和組織，雷震因此負起充當蔣介石代表及幫手的責任。推動《自由中國》雜誌的當時，雷震的職位是行政院政務委員，可算是國民黨政權中政府部門的核心成員；他的妻子宋英女士則為監察委員。

和當時眾多的中國青年一樣，雷震在年輕的時候選擇到鄰國日本留學。他於一九一七年在日本讀書的時候，由國民黨元老戴季陶介紹入黨，並於一九二三年進入京都大學政治系。河上肇當時就在該系任教。河上肇是當代日本最重要的左派思想家，曾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雷震在一九二六年畢業後進入研究所，不過並沒有選擇這位聞名的左派學者當指導教授。雷震的日本留學背景後來成為他和本土菁英結合的一大助力。當時臺灣的本土菁英多成長、受教育於日治時期，中文不甚流利。雷震經常使用日文和他們交談。

胡適則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由於胡適的聲望和影響力，以及他堅定的民主信念，《自由中國》雜誌創辦的頭三年都以胡適為發行人，雖然當時胡適居住在美國。雷震也一直希望胡適能領導臺灣的民主改革。這個不切實際的期待，後來導致《自由中國》雜誌社的同仁們和雷震家屬，對胡適的極度不諒解。雷震被逮捕後，殷海光甚至拒絕和胡適見面。

因為胡適在知識界和全國的聲望，他成了國民黨內各政治勢力極欲討好、交結的對象。不只胡漢民、戴季陶、宋子文等人主動結交，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等人也積極和他來往。甚至汪精衛都曾和胡適有過交往。胡適於一九三二年和蔣介石第一次見面，隨後又受邀到蔣的寓所吃了幾次飯，談論教育體制和學風的問題。胡適和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哥哥宋子文，關係尤其密切；《新月》雜誌受到政治打壓的時候，胡適都請宋子文出面解決。

在雷震等人決定籌辦自由中國社以團結中國民主力量之後不久，國民黨政府失去了全中國。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不過國民黨此時仍控制西南及沿海地區，雷震也在廈門協助湯恩伯將軍防守該地區。十月一日中共政權成立當天，雷震在廈門召集警備司令部、商會、參議會共同會商貨幣兌換規則。一週後，蔣介石和蔣經國從基隆搭船至廈門，雷震上船晉見，同時向蔣介石提出防守廈門的政策性建議。兩週後廈門失守，雷震搭船抵達臺灣和家人會合。上岸第二天，蔣介石即約他晚餐，聽取廈門失守的報告。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雷震抵達臺灣不到一週，他立刻邀集傅斯年、陳雪屏、毛子水、張佛泉等人聚會，討論《自由中國》雜誌的出版計畫。陳雪屏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就讀，大陸淪陷之前曾代理教育部長，當時是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長。毛子水數學系出身，卻成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當時是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張佛泉則是近代中國最有系統的人權理論家，他討論人權的專書《自由與人權》出版於一九五五年，到今天仍然是這個領域的佳作。張佛泉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畢業回國之後，受胡適邀請到北京大學政治系任教。策劃雜誌的當時，他在國立編譯館擔任編輯，後來到東吳大學、東海大學任教。雷震被捕之後，他離開臺灣到哈佛大學當研究員，然後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執教，終身沒有再回到臺灣。

他們當天的聚會當場決議次月（十一月）十五日出刊《自由中國》雜誌；開辦費五千元中，教育部分攤三千元、空軍總部一千元，另外一千元由雷震籌措。而教育部長杭立武數天前，也曾當面答應雷震補助美金四百元。第二天清晨，雷震上陽明山出席「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的會議，因為蔣介石沒有出席，由雷震代理蔣介石擔任會議主席。

雷震這個時候非常忙碌。不但政治工作繁重，和政府高官及軍事將領的社交應酬也不可免。他這一年的舊曆年，一天的功夫居然走了三十餘家拜年。不過他仍然積極準備《自由中國》雜誌的出刊。創刊號在十一月二十日順利出版。創刊號的內容清楚地顯示這是一份政府支持的反共抗俄宣傳刊物。

刺客瞄準蔣經國，扣下板機的剎那，說時遲那時快，美方安全人員撲前阻止。他的手被往上架開，子彈從蔣經國頭頂飛過，擊中飯店的玻璃旋轉門。
現場驚亂雜沓，刺客立即被高頭大馬的安全人員壓倒在地。他一邊掙扎，一邊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臺灣人一樣站起來）！」隨後與另一名躍身搭救他的東方男子，雙雙被押入警車載走。

國際孤兒
一九四九年底，國民黨政府敗退來臺；隔年三月，蔣介石「復行視事」，中華民國風雨飄搖；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美軍協防臺灣，中華民國才轉危為安。但這時的世界地圖，已經是兩個中國。
韓戰結束，冷戰成型。蔣介石倚仗美國的強力護航，使中華民國一直到一九七一年，都勉強保留聯合國安理會的席次。蔣堅持「漢賊不兩立」，使中華民國的外交史形同斷交史。一九四九年與蘇聯、東歐各國斷交，一九五○年與英國、挪威、瑞士等國陸續斷交，到了一九七○年，只剩六十五個邦交國。
美國從一九六一年甘迺迪總統開始，已考慮「更接近現實的情況」，研議「兩個中國」案。甚至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承認臺灣為獨立國家做條件，來交換美國的承認，並進入聯合國。
一九六三年甘迺迪遇刺身亡，副總統詹森繼任，深陷越戰泥淖。詹森之後的尼克森，強調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性，尋求中國協助以解決越戰問題。尼克森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的就職典禮上，表示要改善中美關係。一九七一年，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密訪北京，安排尼克森訪中，為兩國建交鋪路。為此，尼克森要送北京一個大禮，就是讓中國進入聯合國。
那時，臺灣或許還有機會變更國名，或改以普通會員資格留在聯合國。一九七一年八月二日，美國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Rogers）在記者會上，針對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說，美方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但反對驅逐中華民國。
臺灣少數外交官員也試圖力挽頹勢。二○○六年美國務院公布的美臺關係文件〈臺北五八六九號〉檔案，提到美方外交官馬康衛（Walter McConaughy）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下旬，和臺灣外交部官員楊西崑有一段談話。楊說，一九七○年冬天見到蔣介石，他建議蔣，「在不久將來，向世界正式聲明，表示臺灣的政府完全與大陸的政府分離，從此以後，此地的政府將與大陸沒有關係。」
楊西崑說：「聲明中應給此地（臺北）的政府一項新的名稱，即是：中華臺灣共和國。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他說，用「中華」無任何政治意義，僅代表族群，猶如阿拉伯世界用「阿拉伯」一詞。
楊西崑也提到，張群時任總統府祕書長，曾於一九七一年夏天訪日時，攜帶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和前首相岸信介的極機密訊息給蔣介石：「中華民國的唯一希望是採取分離路線，放棄對大陸的主張和要求。」楊西崑沒有提到蔣介石的反應。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的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關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從那一天起，十年之間，中華民國不僅被逐出聯合國，又和二十幾國斷交。臺灣成了國際孤兒，移民潮、逃亡潮一波波湧現。搶辦移民簽證的，是投資意願低落的資本家，以及達官顯貴—他們對臺灣這個「三民主義模範省」已失去信心。
資金代表信心。大量資金以各種名目流出，顯現出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嚴重的信心危機。如果不是當時經濟逐漸起飛，臺灣人忙著賺錢，危機感會更沉重。這是一九七○年代蔣經國接班後，面對的新形勢和新挑戰。

臺灣人民自救
逃亡，對臺灣人來說不是新鮮事。危邦不居，從乙未戰爭、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時代，都有人搶著逃離這座島嶼。但是動盪的時代，也每每有一群人，不顧安危，挺身而出，捍衛家園。
對臺灣前途的討論，在一九六○年代有明顯的變化。在此之前，部分臺灣人憧憬對岸的「祖國」前來「解放」，這些人已被國民黨捕殺殆盡；六○年代以後，臺灣獨立的主張，漸漸成為主流。
臺獨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國民黨「大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使臺灣無法民主化，無法正常化；同時，國共兩黨對「一個中國」的強硬主張，扼殺臺灣的外交空間。因此，以臺灣為主體，對內建設國家，對外重返國際，遂成為一種對臺灣前途的盼望。
一九六四年，臺大教授彭明敏和學生謝聰敏、魏廷朝計劃發表〈臺灣人民自救宣言〉，這是國內第一篇有宏觀思考和深度批判的臺獨理論。宣言提出三大目標：一，確認「反攻大陸」絕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二，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三，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聯合國，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為世界和平而努力。〈臺灣人民自救宣言〉是一枚未爆彈。傳單還來不及散發，三人就被逮捕，依《懲治叛亂條例》起訴，謝聰敏判十年，彭和魏各判八年。
彭明敏坐牢年餘，當局在國際壓力下給予特赦，但派人在彭宅附近日夜監視，形同軟禁。一九六八年，彭明敏和傳教士友人討論脫逃的可能性。一九六九年，彭明敏察覺國民黨就要動手，下決心脫逃，進入細部規畫。在美國傳教士唐培禮夫婦（Milo & Judith Thornberry）和日本臺獨聯盟的宗像隆幸等外國人協助下，許多識與不識者，冒著高風險，偷天換日，相互接應，竟然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於是，一個被蔣介石視為頭號威脅的人，一個被特務二十四小時嚴密監視的獨臂人，奇蹟般從自宅逃脫，在國際旅行仍很罕見的年代，從臺北經香港、曼谷、蘇聯、丹麥，於一九七○年一月五日現身瑞典。彭明敏日後形容，這次逃亡的複雜和困難，「好像要飛到月球」。

刺破黑幕
一九七○年一月一日，以臺灣留學生為主幹，臺灣、日本、美國、歐洲、加拿大五地的臺獨團體正式合併為「世界臺灣獨立聯盟」（WUFI，一九八七年改名為臺灣獨立建國聯盟）。獨盟成立後，各地「臺灣同鄉會」也紛紛成立。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八日，聯合國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獨盟發動全球二十多處組織舉行「鎖鍊示威」。一九七二年一月，彭明敏接任獨盟總本部主席。一九七三年三月，黃彰輝牧師、林宗義教授、黃武東牧師、宋泉盛牧師，在紐約發表〈臺灣人民自決運動宣言〉，與九年前彭明敏師生的〈臺灣人民自救宣言〉，前後輝映。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紐約行刺蔣經國的黃文雄，就是獨盟成員，當時是美國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生。黃文雄，一九三七年生，新竹人，政大新聞系畢。退伍後再回政大新聞所，一九六四年赴美留學。他說，六○年代是美國翻天覆地的時代。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反戰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分頭並進。他積極參與運動，並且反思臺灣的前途與困境，深感蔣家「超高壓」和「超僵硬」的獨裁統治，令人難以忍受。
他和幾名留學生時常討論，設定目標：第一，打倒蔣家威權獨裁政權；第二，建立民主政府，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決定國家未來的各種選項。
一九七○年蔣經國訪美，他們決定行刺。蔣經國已於一九五三、 六三、 六五、 六九年四度訪美。一九七○年這一次，美方以高規格接待這位實權已超越「行政院副院長」職銜的總統接班人。
黃文雄一開始就決定自己開槍，並且近距離開槍，以免殃及無辜。代價是事後難以脫逃，不是當場被殺，就是被捕。
四月二十四日。午前，蔣經國抵達紐約廣場飯店（The Plaza Hotel），準備向「遠東美國工商協進會」發表午餐演講。他在嚴密護衛下步向大門，黃文雄從示威人群中衝出，舉槍指向蔣經國。
扣下板機的剎那，說時遲那時快，美方安全人員撲前隔擋。黃文雄的手被往上架開，子彈從蔣經國頭頂飛過，擊中飯店的玻璃旋轉門。
現場驚亂雜沓，黃文雄立即被高頭大馬的安全人員壓倒在地。他一邊掙扎，一邊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臺灣人一樣站起來）！」隨後與躍身搭救他的鄭自財，雙雙被押入警車載走。
黃文雄那一槍，震驚了世人。槍聲刺破「自由中國」的黑幕，史稱「四二四刺蔣事件」。
「暗殺了蔣介石的繼承人，就可以達成推翻蔣家，建立民主的目標嗎？」黃文雄知道沒那麼簡單，但他的確有個非常有限的目標—他說，即使小蔣死去，老蔣還會牢牢掌控臺灣。但若小蔣死去，父傳子的蔣家接班計畫就會失敗，國民黨內的接班權力鬥爭不得不重新開打，從而出現政治上的可能性。這個政治上的可能性，就是黃文雄的有限目標。
刺蔣現場，躍身搭救的鄭自財，是黃文雄的妹夫，建築師，時任臺獨聯盟祕書長。兩人被捕下獄，臺灣留學生和臺僑，拿出存摺，抵押房屋，跌破世人眼鏡，快速募集二十萬美元，保釋兩人出獄。次年，兩人棄保逃亡。鄭自財後來在瑞典被引渡回美國坐牢，黃文雄則展開長達二十五年的地下流亡。在全球友人和地下組織掩護下，隱姓埋名，持續關心各地人權運動。一九九六年返臺後，引領臺灣的人權運動更加深化、國際化，二○一二年獲頒政治大學第一屆傑出校友。

臺灣大監獄
一九七○年，蔣介石已經走到人生最後五年，仍無意收斂白色恐怖統治。蔣經國為了接班，鎮壓民間反抗，較六○年代更為緊張。
一九七○年二月八日農曆正月初三，臺東泰源監獄的部分政治犯聯合臺籍士官兵、原住民青年，共一百二十餘人，呼應逃亡赴美的彭明敏，號召臺灣獨立，發動監獄革命。鄭金河、陳良、詹天增、鄭正成、謝東榮、江炳興等六名政治犯，奪槍越獄；警總隨即封山搜索，六人被捕。除鄭正成按計畫堅稱是被脅迫加入，遭判刑十五年六個月外，其他五人均被判死刑。
泰源監獄案是一九七○年代前期代表性的政治案件，其他仍有多起，限於篇幅，茲不全列。這些案件真假都有，真案的真實程度深淺不一，假案的冤誣程度則匪夷所思。不論案件是真是假，統治者關切的是維持政權的政治計算，無關正義的是非曲直。
每一樁鎮壓，每一個案件，都像地下伏流，可追溯到更多的不義與反抗，也牽引出更多的株連與抗爭。失敗的反抗者，一律被當局汙名化，也被剝奪發言權。長期湮沒的白色恐怖真相，仍待持續挖掘。目前已知數據，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指遭判刑或感訓的人，俗稱政治犯）至少有一萬多人，至於政治受害者（未判刑或感訓，但受政治迫害，如臺大哲學系事件師生）則更多。
親身經歷白色恐怖，自我放逐美國的作家王鼎鈞說：「槍斃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會的歧視可怕。」牢房是小監獄，整個臺灣是大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