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序言
這本書的中譯本得以順利出版,首先要感謝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陳弘毅教授的鼓勵,以及香港商務印書館編輯張宇程先生的支持和耐心。中譯本是由幾位我曾指導的政治哲學研究生合力之成果。韓銳提供了全書的初譯稿,陳永政為全書的上半部提供了第二次譯稿,周昭德在前兩次譯稿的基礎上作了全書的第三次譯稿和校對。翻譯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三位譯者為了此書耗費了大量精神心血,我深深感受到他們的美意,對他們的付出表示衷心感謝。本書的翻譯獲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香港大學、香港商務印書館,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2015年度學術精品翻譯項目的支持,謹此致謝。
我在大學唸政治,副修哲學,研究院時研讀西方政治哲學,多年來在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任教。因我並非以中國哲學為專業,有些朋友就好奇問,儒家思想是如何跑進我的思維和研究中來。其實,我首次認真讀中國哲學已是大學時期。之前在中學的階段,只讀過孔孟的一些章句。那時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主要來自中文科及日常生活的見聞體會。我在香港出生及成長,那個年代(六十至八十年代)的香港,中西文化交融薈萃,既有西方的法律和市場制度,亦有傳統中國文化的精神面貌。香港沒有經歷大陸文革中的批孔運動,不少香港人對傳統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齊家、尊師重道、孝順和教育等價值,以及各傳統中國節令皆尊重有加。年少的我並不覺得中西文化互相排斥,反而是相輔相成。如今看來,本書倡議儒家思想要與西方政治制度結合起來的思路,應該是源自我在青少年時代的生活體驗。
進香港中文大學後副修哲學,讀了一點中國哲學,因此接觸到港台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復觀的思想,覺得自己與他們所倡議的中西哲學文化融合互補的進路甚為契合。但當時我最感興趣的是西方政治哲學。及後赴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唸政治哲學碩士,中大老師關信基教授就為我要走這條路賦予時代的意義:他勸勉我要為當代中國的政治理論尋找一條可行的路。當時的我,當然沒有能力擔起這樣艱巨的工作,我必須先在西方政治哲學打好基礎。後來到牛津大學唸博士,就選擇了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作為課題。我對亞氏思想深感興趣,亦覺得它跟儒家思想同樣重視美好人生、德性,以及政治與人生的緊密關係,因此可將它作為研究儒家的現代意義的一項先導工作。亞氏跟儒家皆持守一種對人生和政治的致善主義(perfectionism)立場。我的博士論文正是重構亞氏的道德和政治致善主義觀點及其現代意義,而這研究角度一直影響我日後重構儒家政治思想的方向。港台新儒家的工作是要整合中西文化最佳的一面,我認為這工作只能通過採納致善主義才能成功。這正是本書主旨之一。
完成博士學位兩年後,因緣際會,我很快便開展了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那時候讀了幾位著名華人學者的一些著作,如林毓生、杜維明和劉述先等,他們都提倡中國傳統文化和思想需要一種“創造性的轉化”,而這種轉化要跟現代西方文明對話和整合才能產生。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提法,它跟徐、唐、牟的思路也很接近。於是我就給予自己這項任務,在儒家政治思想這個領域嘗試作一種創造性的轉化,提出一個全面性的重構。
想不到這工作歷時超過十七載。由於自己在中國哲學方面學養不足,所以花上很多日子研讀先秦各典籍。另外,處理先秦儒家思想會如何看待現代政治課題(如政治權威、民主、自由、人權、社會公義和福利等),既困難又危機重重。危機之一在於詮釋儒家這古老又複雜的思想傳統時容易以偏概全。危機之二在於容易將西方民主自由制度和其背後的各種哲學論證混為一談,且不自覺地引進不能與儒家契合的西方流行政治價值。最後,若重構出來的理論既要在哲學上站得住腳而又要具創見和系統性,那就更難上加難了。面對這樣艱巨的工程,除了不斷努力外,還要對自己要走的路抱有無畏的信心和勇氣。今天,這本書對我來說是一個階段性的總結,希望它為儒家政治思想的發展找對了方向。成果如何,只能留待讀者判斷,但我深知往後還有漫長的路。
陳祖為
2016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