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王的人馬

譯者前言

　　(一)

　　羅伯特‧潘‧華倫（1905年至1989年）是當代美國文學界的一大文豪。他不僅是蜚聲文壇的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散文家和文藝理論家，而且還是頗有成就的編輯和大學教授。他自一九二九年發表傳記《約翰‧布朗：烈士的產生》一舉成名以來，先後出版過十三部詩集、十部小說和大量的散文與文學評論等著作，不僅在詩歌方面多次獲獎，而且還是美國唯一的既獲得普立茲詩歌獎又獲得普立茲小說獎的作家。在他去世前，華倫還曾數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一九八六年，華倫被美國國會（編注：美國國會圖書館）授予「桂冠詩人」的稱號，成為歷史上第一個享受美國最高文學榮譽的詩人。

　　華倫最初以詩歌成名。早期他堅持艾略特的詩歌理論和英國玄學派詩歌的傳統，把典雅的修辭和通俗的口語、宛轉柔和的音韻和尖厲不和諧的音律、富有詩意的意象和粗俗的形象，對立統一地結合在一起，用以表現現代人的異化和二重性。《茶杯之後》和《午夜》在形式和主題上都模仿艾略特。但從一九四四年出版《1923至1943年詩歌選》之後，華倫不再寫詩，而是對詩歌創作進行深刻的反思。十年後，他重新寫作時，詩風有了很大的改變，從理性的，結構嚴謹、形式講究的客觀詩歌變為從現實生活出發，以親友和自己的生活經歷為題材，樸素平實，敘述性強，並帶有主觀感情色彩。一九六六年，他甚至說，以艾略特、龐德和葉慈為創始人的現代主義詩歌的時代已經終結。他一生共發表十五部詩集，比較著名的詩集有《龍的兄弟》、《允諾：1954至1956年的詩歌》、《現在與過去：1976至1978年的詩歌》等。

　　華倫是美國南方「重農學派」的成員，早在一九二○年代他在大學求學期間就結識了重農學派的一些詩人、學者和評論家，並在該學派的文藝刊物《逃亡者》上發表詩歌。一九三○年他和其他十一位學者聯名發表以《我要表明我的態度》為題的專題論文集，反對北方的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對南方的侵蝕，留戀農業社會、往昔的田園生活、宗教思想和古老的傳統美德。重農學派在思想上是保守的，甚至反動的，但他們關於實現「完整的人」的人道主義理想和強調家庭、社會和歷史傳統的重要性等主張，對美國的南方文學和文藝思潮的發展產生過很大的影響。華倫當時寫了一篇主張種族平等但保持種族隔離的帶有錯誤觀點的文章《荊棘片片》。對此他一直深感內疚。在五○年代的作品裡，他檢討年輕時的錯誤，在《種族隔離：南方的內心衝突》（1965年）中對當時南方仍然存在的種族偏見和歧視進行了深刻的抨擊。一九六五年發表《誰為黑人講話？》介紹馬丁‧路德‧金等黑人民權運動領袖以及他尋求解決南方問題，尤其是種族問題的希望與努力。

　　一九三五年，華倫和布魯克斯等人創辦《南方評論》雜誌，扶植了一批才華出眾的年輕作家，也吸引了一批富有遠見卓識的文人志士，形成現代美國最重要的文藝批評流派――新批評派，他們認為文學作品是跟創作意圖、創作過程和所反映的現實毫不相干的、獨立的客觀物體，文學有其特殊的語言，文藝批評的作用，在於通過嚴密的文字分析發現作品的內在價值。新批評派的理論和活動為現代派詩歌開闢了道路，是一九二○年代到五○、六○年代十分重要的、影響極大的流派。華倫和布魯克斯等人運用新批評派的理論原則合作編寫的《文學入門》、《理解詩歌》等介紹文學各種類型、流派和風格的著作，多年來一直是美國大學的經典教材，對文學課程的講授起過極其深遠的影響。

　　華倫曾說：「世界不斷變遷，生活不斷變化，我們則不斷尋求足以表現新生活的語言。」半個多世紀以來，華倫不斷探索，不斷尋求，捕捉美國社會的千變萬化，表現各個時代的特性與變遷。即使在八○年代，他已進入耄耋之年，還在不斷地發表新的詩作，編纂新的文學選集，給讀者以新的啟示，繼續發揮他在文學界的影響和作用。

　　(二)

　　華倫的小說多半以美國南方為背景，以某個歷史事件或社會動亂為基礎，但他又總能超越地區和史實的限制，借古喻今，以情說理，使個別而具體的事件獲得普遍意義，從而表現人類社會的共性問題。一九四六年發表的《國王的人馬》是華倫最優秀的一部作品，曾經改編拍攝成電影，已是公認的現代美國文學的經典著作。

　　《國王的人馬》是以一九三○年代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長休伊‧朗的生平為基礎的。朗本是默默無聞的農家子弟，從未上過大學。但他透過刻苦自學，八個月修完大學法學院三年的課程，通過考試，二十一歲便當上了律師。三年後，朗進入政界，擔任鐵路專員。一九二四年他競選州長，但因對三K黨的態度不夠明確而落選。四年以後，他重整旗鼓，因爭取到農民的支持，終於以微弱的多數當選州長。朗執政後，一方面大興土木，修公路，建醫院，造學校，為鄉村農民謀取一定的福利；另一方面，他大搞獨裁政治，拉幫結派，排斥異己，安插親信，採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壓手段，甚至還辦了一份報紙，詆毀攻擊反對派，大造輿論為自己歌功頌德。朗用強權政治鞏固了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絕對統治以後，便向華盛頓進軍，於一九三二年當上了美國國會參議員。然而，正當休伊‧朗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時候，他在一九三五年年方四十二歲時，被一位醫生莫明其妙地槍殺了。一九三七年，華倫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任教，聽到了有關休伊‧朗的傳說，深為觸動，便以此為素材於一九三九年寫成詩劇《傷疤》。但他並不滿意，從一九四三年開始，又不斷修改這部詩劇，最後擴展成小說《國王的人馬》。

　　《國王的人馬》的主角威利‧史塔克和休伊‧朗有十分相似的地方。華倫承認，如果他從來沒有搬到路易斯安那州去居住，如果沒有休伊‧朗這個人的話，《國王的人馬》這部小說是寫不出來的。但他又否認這是一部關於政治的小說，強調「政治不過提供了一個故事結構」，以便表現「更為深刻的問題」。

　　華倫並不是簡單地把威利勾畫成唯利是圖的獨裁者，而是塑造成具有強烈感染力的悲劇式人物。他在一九五三年《國王的人馬》的現代圖書版前言中表示，用強力和欺詐手段取得權力的政客沒有戲劇性，他著意創造的是一個致力於社會改革但為權力所腐蝕的人物，這個人有能力替周圍的人實現各自內心深處的隱祕的願望，但又時時感到自己是個局外人，感到空虛和孤獨。華倫正是通過威利表現現代社會的複雜性、現代人的分裂的人性以及理想和行動分裂所必然造成的悲劇。

　　華倫透過威利‧史塔克的悲劇揭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理智與情感，理想與行動的可怕分裂，指出在實利至上的時代裡，無原則的行動，即使是充滿理想主義的行動，必然變成機會主義，導致暴力和滅亡。另一方面，威利的故事――一個正直的青年從勇於和貪官汙吏進行抗爭，蛻化為腐化墮落的權欲觀念極強的政客，最後成為政治鬥爭犧牲品的故事――還尖銳地揭露了美國社會的種種不公正現象，無情地抨擊了美國的腐敗政治。從這個意義出發，儘管華倫無意創作有關政治的小說，《國王的人馬》仍然是一部寓意深遠的政治小說和能夠準確反映美國現實的社會小說。

　　(三)

　　《國王的人馬》採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手法，敘述者傑克在全書結尾處說：「這是威利‧史塔克的故事，但這也是我的故事……它講的是一個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在很長的時間內，世界在他看來是一種樣子。但後來他對世界的看法改變了，變得很不一樣。」華倫認為他正是透過傑克的故事探索「更為深刻的問題」。他說，人「需要發現自我，需要在生存這張巨大而不斷變化的圖表上找到自己」。傑克的故事就是尋求自我的故事。對於華倫來說，尋求自我是涉及具有道德高度的人的責任、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的問題。認識自我，實現「完整的人」的過程還是一個追求真理，發現真知的痛苦的過程。

　　傑克有過幸福的童年，快樂的家庭。但在他六歲的時候，父親忽然離家出走，拋棄優裕的生活去沿街傳道，母親接二連三地嫁人，最後一個丈夫比傑克大不了幾歲。生活的變遷大大影響了傑克對人生、家庭的看法。他怨恨父親懦弱無能，厭惡母親感情不專一。傑克憤世嫉俗，用冷漠、懷疑的眼光看待一切，成長為一個沒有意志、沒有明確目標和生活方向的疏懶散漫的年輕人。他熱戀童年的玩伴，前州長史坦頓的女兒安妮。但是安妮看不慣他玩世不恭的人生哲學，兩人分道揚鑣，傑克最後當了一家報紙的記者，糊裡糊塗地混日子。

　　然而，心灰意懶的傑克遇上了威利‧史塔克，並且馬上為他堅定的信念和實現信念的幹勁和意志力所吸引。他在威利身上發現自己所缺乏的意志、毅力和奮鬥精神。於是他不顧上流社會的親友們的反對，心甘情願地充當威利的打手和狗腿子。他忠心耿耿地為威利奔波效勞，為他發現政界敵手的歷史汙點，幫他進行威脅和訛詐活動。傑克明白他幹的是骯髒的見不得人的勾當，但他認為這是威利的事情，他本人拿工資幹活，不負任何責任。他涉身醜惡腐敗的政治，但他視而不見，不願意正視現實。他不想瞭解世界是否有善惡，更不想知道人生在世應該擔負什麼責任。為了逃避現實，傑克常常採用自己發明的「大睡眠」方法。每到他必須做出抉擇的關鍵時刻，他便躺在床上昏昏大睡，回到動物狀態，糊裡糊塗地應付日子。

　　傑克尋找自我的故事使《國王的人馬》成為一部深刻的倫理小說和哲學小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華倫創造了一個故事中的故事――卡斯‧馬斯特恩的日記――用以點明傑克的故事的主題思想。卡斯原是一個鄉下人的孩子，後來由哥哥送到城裡上大學。不久，他和好朋友鄧肯的愛妻安娜貝爾發生私情。鄧肯十分傷心，假造手槍走火的現場自殺了。黑奴菲比發現鄧肯放在妻子枕頭下的結婚戒指，洞悉一切。安納貝爾受不了菲比的譴責眼光，把她賣給了人口販子。卡斯認為，朋友之死，黑奴之被賣，情人的苦痛，都是由於他的罪孽引起的。他努力尋找菲比，但是沒有成功。為了贖罪，他讓家鄉的黑奴恢復自由，他承擔起南方人的責任，以士兵身分參加南北戰爭，在戰爭中尋求死亡，希望以死來彌補自己的罪孽。傑克把卡斯‧馬斯特恩對於罪惡和責任的思想總結為「蜘蛛網」的理論：「世界是一個整體……就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不管你碰在哪裡，不管你碰得多麼輕，蜘蛛網的震動都會傳播到最遙遠的邊沿，而昏昏欲睡的蜘蛛不再打瞌睡了，牠會馬上跳將起來，拋出游絲，糾纏碰過蜘蛛網的你，然後把黑色的、令人麻木的毒素注入你的皮下。無論你是有意還是無意碰了蜘蛛網，結果總是一樣。」傑克在大學裡研究這份日記寫博士論文時，既不理解也不能接受卡斯的觀點，最後扔下資料，昏睡數天，最終沒有完成論文。但他始終把自己和卡斯相比較，時時思索他的論點，終於血的教訓使他接受了卡斯關於罪孽與責任的看法，決心完成這篇拖了多年的論文。

　　卡斯‧馬斯特恩宣揚的「人皆有罪，人必須贖罪」的思想，是和華倫的宗教思想分不開的，基督教認為，亞當和夏娃違背上帝的意志，偷食智慧之果，被趕出伊甸樂園，來到人間。因此，人生來就有罪，必須時刻牢記人的墮落，努力修身養性，贖取罪愆，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華倫進一步發展這個「原罪」思想，認為世界雖然是墮落的，但人並不是簡單的罪人。他既受束縛，又是自由的；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然。因此，人有無限的煩惱和憂慮。為了擺脫這種矛盾的局面，人往往強調自身特性的某一方面而排斥其他方面。有些人不能承擔自由和責任的要求，便否認自由和責任的存在，像動物一樣生存；還有些人則不能接受人的局限性，妄自尊大，一心主宰一切。他們都不是「完整的人」，都要走向滅亡。

　　《國王的人馬》的書名點明了這個主題思想。它引自在英美民間廣泛流傳的一首兒童歌謠《亨普蒂‧鄧普蒂》（編注：又名「蛋頭先生」。Humpty Dumpty），一個擬人化的雞蛋。原來的歌詞是：「亨普蒂‧鄧普蒂坐在牆上頭，亨普蒂‧鄧普蒂摔了個大跟斗。國王所有的馬，國王所有的人，都不能把它重新來拼湊。」華倫借用童謠點明，世人都是上帝的臣僕，都應認識自己的罪孽。威利狂妄自大，否認人的局限性。自以為是人民的救世主，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因而受到上帝的懲罰。他入政界掌大權時坐上了牆頭，但他為權力腐蝕，走向反面，摔了大跟斗。

　　傑克幾乎也要摔跟斗，自取滅亡。他用來逃避現實的「大睡眠」人生哲學導致了三個人的死亡。但他終於醒悟，既承認自身的局限和罪惡，又決心負起世人應承擔的責任，因此他得救了。他有希望成為「完整的人」。

　　華倫認為，人生的目的就是為了尋求真知，真正的瞭解自我和世界，認識到自身和世界的局限性，從而努力完善自己和整個世界。這個求知過程是十分痛苦而又完全必須的，只有掌握了真理，人才有自由。他的名詩《龍的兄弟》中有這樣幾句：

　　承認複雜是單純的開始，
　　認識必須是自由的開端，
　　認識完善的方向便是自我的死亡；
　　而自我的死亡正是人格個性的開始。

　　華倫還認為作家的責任在於向讀者揭示真理和尋求真理的過程。他在一九四七年發表的一篇評論海明威的文章中表示：「好的小說激勵我們，向我們介紹強有力的、一心使人性更為完善的人物形象，而不是發表抽象的指示。人的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是人性的重要層面，完全可能構成小說的一部分材料。然而，無論是人的經濟屬性還是人的政治屬性，都不能構成完整的人，還有其他重要的，值得作家考慮的問題――諸如愛情、死亡、勇氣、榮譽和道德原則等。一個人不僅在經濟和政治方面要和他人共同生活，他還要在道德原則方面與人相處；他還得跟自己生活，說明他自己是怎麼樣的人……」在華倫看來，作家描寫尋求自我要比寫政治更為重要，因為，「每一個靈魂的故事都是它自我確定是善還是惡，受拯救還是下地獄的故事。」

　　如同很多西方作家一樣，華倫把資本主義制度下爭權奪利、爾虞我詐、互相殘殺的社會現象抽象化為普遍的、永恆的人性問題，用宗教思想來解釋社會矛盾和社會悲劇。這是不足取的。但他探討人的道德選擇和責任問題，人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等嚴肅問題，還是對中文讀者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四)

　　《國王的人馬》是一部比較複雜的作品，在藝術技巧中也有很多成就。全書採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但敘述者傑克不僅是客觀報導威利的興衰沉浮的次要人物，而且還是尋找自我的故事的主角。威利和傑克的兩個故事、兩條線索交錯進行，但又不按時序展開，而是正敘、倒敘穿插進行，以大量的回憶和內心獨白使整個故事波瀾起伏，扣人心弦。

　　華倫還善於使用不同的文體和語言表現不同的人物甚至同一人物在不同時期的特性。例如，早年的威利語言比較簡單甚至枯燥。在他發現自己上當受騙時，他的演講真摯感人。但在他掌權以後，他的演講充滿了美麗的辭藻和響亮的口號，卻缺乏實質性的內容。同樣，傑克在憤世嫉俗時用詞尖刻，詞句簡短，充滿諷刺與挖苦的意味。在他苦苦思索人生真諦時，所用的語言像是糾纏不清的繩結，沉重而拖沓。但在他回憶和安妮的純真愛情時，他的語言便充滿詩意，富有浪漫色彩。為了突出卡斯故事的重要性，華倫採用和全書完全不同的風格，語氣更為急促，文字更充滿激情，整篇日記頗有排山倒海之勢，裹挾著讀者一起前進，迫使讀者身臨其境，接受他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