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盲目：我們世界的另一個故事

台灣版序
序  盲目與歷史感

第一章 意外事件，這些組成歷史的星雲：中國的覺醒、五月風暴與蓋達組織
第二章 群眾的誤解
第三章 激進的盲從
第四章 盲目的樂觀
第五章 空談理論的精神：納粹主義升高
第六章 透視戰爭（1939-1941）
第七章 猶太人，盲目的受害者（及其他隱形的犧牲者）
第八章 不承認，對照形式：德國與蘇聯
第九章 人們有感受到大原則的偏離嗎？
第十章 交叉與合併的盲目：阿爾及利亞的悲劇
第十一章 這些助長盲目的歷史觀點
第十二章 面對蘇聯解體的費解
第十三章 面對歷史的個人
第十四章 過去及其傳承
第十五章 「資訊自由」的責任
第十六章 電影、螢幕或現實的口譯者

結論

參考書目——出版社

 

盲目與歷史感
 
　　2015年1月，在針對《查理週刊》雜誌社、一家猶太商店與一些警察的恐怖攻擊事件後，歐洲輿論突然出現難得的團結，顯示某種覺醒正在我們的社會中發生。突尼斯巴爾杜博物館槍擊事件更確認了這個情況。長久以來閉著的眼睛似乎睜開了，面對我們的歷史，不再有各種形式的盲目，無論是昨日的歷史，抑或今天的歷史。如何才能了解它其實一直不斷地在湧現呢？我們有一大群專家、學者、政治人物，準備和我們分享他們對於我們生活環境中的任何變化所做的預兆分析。問題當然不只侷限在最近的事件當中。亞蘭．居貝（AlainJuppé）承認，他曾完全被2010年出其不意的突尼西亞革命給騙了。歐巴馬也承認他完全沒有預料到埃及的事件，不過關於這個事件，十六家按理應該向他說明的新聞社，居然都不知道要警告他。然後，伊斯蘭國就突然出現了……
 
　　然而，還有其他的翻轉以更深沉的方式，搖撼我們對於歷史感的信念，例如：四分之一世紀以前，這個歷史感還在想像資本主義在蘇聯將變成社會主義的未來？歷史往往當下便抓住其當事人的錯，此一形式的盲目，前例不勝枚舉。在此有必要回顧提醒一下，這些我們沒有預料到的情況嗎？
 
　　2007年：隨著次級房貸危機而來的金融危機。
　　2001年：世貿中心恐怖攻擊。
　　2000年：當大家在期待日本時，中國突然成為經濟超級大國。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蘇聯的共產主義結束。
　　1979年：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
　　1968年：由年輕人發起的法國五月文化革命。
　　1962年：法國人自阿爾及利亞撤離。
　　1942-1945年：納粹對猶太人進行的種族滅絕。
　　1939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
　　1929年：經濟大蕭條。
　　1914-1918年：一場人們以為會很短卻持續四年的戰爭（一次世界大戰）。
 
　　在這些未曾預料到的集體盲目以外，還要再加上屬於個人的或純屬對於情勢的誤判，例如美國人排除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可能性的誤判，或史達林拒絕相信間諜理查．索爾日提供給他的希特勒下次進攻蘇聯的日期之誤判。
 
　　這些頻頻出現且如此驚人的盲目類型，卻沒有什麼規律可言。其他危機或現象都能夠被社會、被它的觀察者、被它的領袖預料到。「不要搞錯敵人，他在南方，不在東方」，就在2015年1月的恐怖攻擊，及1月11日的覺悟及自由警報的大日子之前，我們寫下了這段話。
 
　　十九世紀，由於預感到「歐洲病夫」鄂圖曼帝國即將殞落，及民族性的起飛將造成它的分裂，西方的總理公署紛紛加以利用。因為類似的理由，許多積極的參與者也預料到奧匈帝國的崩落。未來的推測，在看起來似乎無法避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清楚地顯現出來。然而，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從此將缺乏可以證明一場戰爭的真正且具體可見的利益，因為列強已將世界瓜分殆盡，往後的戰爭將只會帶來毀滅與革命。俄羅斯、德國與匈牙利，就曾經有過戰爭與三次革命。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像一次無法避免的失敗出現了。去殖民化很快就像一個抑扼不住的程序蔓延開來，無論它是否存有一些足以去抗爭的反抗力量。然而，許多阿爾及利亞法國移民卻沒有意識到，FLN（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部隊在阿爾及爾行軍當天所策動的力量。對此，我們要如何防止以色列的領袖與殖民者有天也掉入類似的盲目之中，帶來悲劇不安的結果呢？
 
　　在其他族群當中，為什麼匯集偶爾具預言性的相對遠見與類似的盲目於一體呢？這就是本調查核心的問題之一。出乎意料或沒被注意到的事件之開展，和一些不同屬性與廣度的現象及情勢結合。我們可以只考慮評估他們的可預見性程度嗎？當然，在過去，有一些無法預見的事件，如來自歐洲的航海者與美洲人相遇。至於那些我們編列造冊的人，假如可以肯定有些人會像遭受雷殛一般的打擊—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或2001年的世貿中心恐怖攻擊—那麼其他人則根深蒂固於一段或長或短的歷史的過去當中。對於某些人來說，他們可以察覺它的突然出現，卻不見得能夠想像到它的出處。這就是猶太種族滅絕的情況，也就是說歷史的可預見性是沒有芮氏評級表的。
 
　　但是，假如現在是未預料到的，那不就是過去被誤解了嗎？在面對未料到的新局勢這個第二個形式的盲目以外，可以再加上在面對人們不想看、不想知道的事情時的各種拒絕圖像。從德國人拒看納粹受害者的屍體開始，一直到其對所做行為的犯罪性質之否認。其他的盲目形象諸如：軍隊的盲從、各國對於其歷史故事的信仰、憤恨不滿、空論派的精神等等。
 
　　研究面對歷史時盲目的原因，這個問題在啟蒙時期之前，在西方是完全沒有被提起的。社會的變化已經不再被歸因於天意，而除了證券交易商與保險人員以外，人們也不再那麼地在過去的分析去尋找未來的道路，因為他們認為從此以後要靠科學與理性去找到它。這是認同進展的歷史感給人的想像。在西方世界裡，法國大革命就代表這個歷史感知中的第一個變化。然而，代表這個變化的最重要角色—中產階級—卻無論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或之後，在被認為是它孕育的完美社會中，都無法用技能或才華取代繼承（也無法以財富的等級取代血統的等級）。因為工業革命而發展的社會思想，於是將歷史進展中的再生功能與主使者角色歸於工人階級。
 
　　在這個計畫之下，再標榜一個有文化、有技能、博學而非商業的社會。因此，為了替思想者以被剝削者的名義取得的權力辯護，那麼為革命計畫提供一個科學的輪廓就變得必要了。在十九世紀，一如科學，政治社會也「向前進」，從專制主義朝向自由主義，再從自由主義朝向民主主義，知識與「正確」的想法之傳播必然要確保進展的勝利，並透過普選，確保機構的民主化及之後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歷史感。因此，造就了利用歷史的原動力—階級鬥爭，來結束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形式的時代。整體的運動似乎不可逆轉。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猛然打斷了這個程序。很多被認為與歷史的發展程序相同的革命運動，突然都失去了它的很多組成。失去了它的武器：反戰的總罷工被共產國際否決，因為罷工只在一些「先進的」國家進行，這其實比較有利於君主專制政體。但革命運動也失去了它的論據：社會主義已肯定經濟利益的決定性力量，而愛國的熱情則表現出它的力量。當吹動第一聲號角，並且根據義大利自由黨創黨人克羅采（BenedettoCroce）的口號，出現「假如社會主義是一個理想，那麼保衛家園也是一種天性」時，它也失去了它的合法性。最後，它也失去了它的希望。出發上戰場，讓人忘了革命的概念。勝利也是。對於歷史感的分析，難道已失去所有依據？它並不全然贊成一個單一的意念，但也並不因此不贊成一個意義或一個方向的概念。三年後，專制政權的失敗、貧困、鎮壓與仇恨，讓俄羅斯爆發革命。它把一切都帶走了：沙皇制度、領導階級、體制。它會擴展到整個歐洲嗎？歷史又恢復正常了嗎？
 
　　以這個歷史觀點來看的另一個衝擊，是法西斯主義以及德國納粹主義完全無預警地突然出現。德國，這個科學的祖國，人們等的是由它來接大革命計畫的班。創傷的廣度前所未有。它標示了馬克思理論的不恰當，一如非理性戰勝科學精神。第三個衝擊—讓人失去對承襲自進展與理性的歷史感之真相的信仰—是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隨之而來的蘇維埃系統的垮台。
 
　　然而，當人們呼喊這些難以置信的事件象徵「歷史的終結」時，他們不也表現出一種信仰的行為？確實，我們並不想聽到：「伊斯蘭的機會到了。」但這不也是一種信仰的行為，在啟蒙時代，這個肯定的意思是說，因為理性，社會從此將變成自己命運的主宰……在1930年代的背景裡，保羅．瓦勒希（PaulValéry）反而看到歐洲衰退的徵兆與殖民化的結束。然而，他沒有考慮到該時期世界局勢顯而易見的那一面，也就是美國與蘇聯強權的突然出現。他也沒有考慮到殖民地造反的預示徵兆—東非、印度、印度支那。他沒有提到殖民化成本或相關的問題。他的觀察始於前面的時期，也就是歷史的理性行為應該戰勝一切的時期：
 
　　歐洲建立了科學，科學改變了生活，也讓擁有它的那些人的能力變多了。但是，透過它自身的本質，它基本上是可以傳播的；它必然導致一些通用的方法與祕訣。它提供給一些人的方法，所有其他人也可以得到。這不是一切。這些方法增加產量，而不只是數量。在傳統的商業目標以外，再加上欲望與需要透過傳染或模仿所產生的許多新的目標。人民很快就要求獲得他們必須獲得的知識，以便成為創新事物的愛好者與購買者。在這些創新事物之中，武器是最新近的……。因此，三個世紀以來，造就歐洲之優勢的人為不平等的武力，有快速消失的傾向。而建立在原始統計數字上的不平等則有重新出現的傾向……。
 
　　也就是說，中國人、印度人、非洲人的數目都在增加，歐洲人的數目卻停滯不前……
 
　　在整個歷史當中，沒有什麼比將歐洲政治與經濟的競爭力和歐洲科學的統一與聯盟進行比較、結合與對質更愚蠢的了。……抗爭，不過是在西方範圍內的長距離運輸，﹝並且﹞不可避免地造成歐洲回到它的面積所指定給它的次等地位，而它的精神工作與內部交易已把鬥爭從這個地位抽離出來。歐洲已然沒有自己的想法的政治。
 
　　「沒有什麼比……更蠢」……或者，今天「沒有什麼比」慶祝中國製造第一百架空中巴士或賣掉這些不知道它的目的為何的尖端武器的香檳酒會「更蠢」……愚蠢，還是盲目？
 
　　這個關於從二十世紀到2015年的盲目的調查，有助於解釋要澄清一個非常隱晦不明的一般情況有多困難，以至於這幾十年來，人們開始懷疑進步的概念嗎？不再掌握歷史的社會，就像馬勒霍（Malraux）曾經預言過的，再也不知道誰會相信宗教的興起？但所有人都無法相信，只是無法相信，卻又感覺到在低沉的深處，有一股還只是一盤散沙的怒氣。正如歷史學者羅桑瓦隆（PierreRosanvallon）所說的，民主政體只有在西方才受到監督，除非人們以納粹主義、共產主義、伊斯蘭主義的方式，對它的原則與合法性提出異議。假如社會主義自蘇聯政體垮台以來失去了它的一部份武器，假如全自由黨人在公海上划這樣一條愚人船，民主國家與共和國就應該一起更新其軍火庫的資源—我們稱之為翻轉歷史的東西的另一面。這裡，我們試著將過去幾個盲目的源頭去掉，如此有助於識別我們周遭的盲目嗎？
 
　　鑑於這裡提出的問題是未曾發表的，無論情勢是否可預見，我們都必須找出一個途徑才能回答。第一個方法，也就是「短歷史」之法，就放在自大戰結束以來依序出現的盲目圖像與表現之上。未預料到的、已完成的、被激起的事件。第一個？1918年11月11日，由德國人所表現出來的這個矛盾的歡騰景象：他們以為已經贏得戰爭，殊不知這是因為戰敗了，他們簽署停戰協定。這是「群眾的誤解」。此外，我們知道，什麼樣的幻覺助長戰勝者的陣營。然而，假如歷史不會重演，那麼某些行為是可以讓它被相信。群眾的誤解還發生在1938年。達拉迪（Daladier）自慕尼黑會議歸來時，法國人的這個歡騰景象：他們相信和平被救回來了。
 
　　此外，在這第一個方法中，我們也將提到這些反駁，假設有的話。我們也會提到一些平行的情況。我們也會探討盲目的其他表現方式。
 
　　「管理，即是預測，」我們很樂意和孔德（AugusteComte）看法一致。然而，預測的能力，或者說預言的能力，只能基於分析的能力。
 
　　在第二個方法中，也就是和前者交叉的「長歷史」之法，如果我們可以利用這和過去一樣久遠的最後一個表達方式，我們將尋找盲目的根源，就像保羅．瓦勒希在這裡所進行的。因此，我們認為有在基督教國家或伊斯蘭地區培養政治精神的學說的作者與信奉者，對於他們運用這些學說的能力都很盲目，無論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伊斯蘭主義……事與願違的結果還是歷史的濫用，一些指揮社會所承擔的行為的大原則，可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被嘲笑，如人權、慈善、國家主權。在一些已經能夠顯現出某些盲目的來源之中，社會的過去必然在列。由此，我們也聽到國家、黨、教會的長篇傳奇、個人與家庭的回憶錄（雙重遺產），以及謠言、種族主義、排外的陳腔濫調與神話。在這些理論的與實用的因素的交會處，資訊有沒有加入歷史的可理解性之中呢？使用的是什麼語言呢？加入掃除這些盲目及其根源行列的學者、作家與藝術家，都將面對這個結論。除了文學以外，電影與社會科學也把他們的卓越識見的部份帶到歷史的智慧裏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