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

　　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博士，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鄭維中所受的學院訓練最初為社會學。他是政治大學社會學碩士，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肄業。大學時代，他選修曹永和教授的台灣史課堂，開始對荷蘭時代台灣史感興趣，碩士論文以荷蘭時代台灣社會與法律為主題。進入台大社會學博士班後，仍繼續以荷蘭時代台灣為研究方向，於2005年獲得荷蘭萊頓大學包樂史教授主持的「邁向新夥伴時代」（TANAP，Toward a New Age of Partnership）計畫贊助，赴萊頓大學研讀，於2012年完成博士學位。
 
　　翻譯有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著作有《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及與韓家寶合著之《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

摘自第一章：朝貢體系遭受挑戰
 
海上傭兵登場
 
在一五八○年代中國沿海逐漸恢復秩序之際，分裂日本社會將近一個世紀的內亂也逐漸平息，開始了實現真正統一的努力。一五六○年代，大名織田信長急速竄起，占領了日本名義上的首都──京都。到了一五六八年，他不再滿足於單純支持室町幕府，而是全力展開攻勢，要將日本統一在自己名下。一五八二年他被部下背叛殺害時，掌控的領土已有全日本三分之一，這些領土由他最信任的部屬豐臣秀吉接管。秀吉繼承信長的事業，貫徹統一全國的遺志。一五八七年，他收服了最南方的大島九州，隔年頒布了消滅海盜的命令。將日本沿海納入中央權力之下的運動由此開始，這正是與中國重新展開正式外交談判的前提。
　
一五八○年代，隨著祕魯白銀經由海澄─馬尼拉貿易的通道湧入中國，日本白銀也經由葡萄牙人之手輸入澳門，中日走私貿易的風險變得更大於合法管道，對於日本投資者不再是有利可圖的選項。當秀吉注意到這項間接白銀貿易的巨大潛力，他就在一五八九年親自插足這一獲利豐厚的貿易，成為最大投資者。身為自命的日本統治者，秀吉決心讓鄰近國家向自己進貢，同時挑戰日本統治者參與中國中心朝貢體系的傳統方式。秀吉的舉動在當時看來或許令人困惑，但他的外交措施卻顯示了始終如一的思維。他在一五八七年遣使到朝鮮，一五九一年也為了擘劃以日本為中心朝貢體系的同樣目的，分別派出三個使節團前往覲見果阿的葡屬印度總督、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和琉球國王。載運使節團的船隻都領有招諭書以證明其地位。由於這些策略的運用，秀吉獲得了近乎獨一無二的權威，得以控管海外的所有日本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