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驚雷Ⅲ：廢墟台灣（深情典藏紀念版）

宋澤萊深情典藏紀念版出版記／林文欽
國家文藝獎得獎感言：人心的剛硬與難寫的預言／宋澤萊
想起：宋澤萊／林文義
如此響亮，如此溫柔／吳明益
從廢墟世界來的挑戰與鄉愁──談《廢墟台灣》的一種讀法／傅大為　
引言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推薦序

如此響亮，如此溫柔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吳明益

　　宋澤萊老師的小說向來被認為在台灣戰後的小說史上有極重要地位，幾乎不可能有評論者能繞過他的小說而能陳述文學史。這麼多年來，評論者常以「現代主義」、「寫實主義」、「魔幻寫實主義」，或者是宋老師自稱的「照片寫實」……等小說技巧的切入角度為主，探討文本中的社會、政治意識為輔，或涉及宗教意識與靈性思考，幾乎已經成為解讀宋澤萊的繁複卻必要的門徑。

　　幾年前我寫了一篇論文，卻用生態批評的方式，解讀宋老師(或應說廖老師，但為免誤解，以下就都稱宋老師)的小說。所謂生態批評主要是觀察小說中自然物或景觀描述的隱涵意義，並從小說作者構造的文本時空中，詮釋出其間所透顯的人與自然互動關係。有時情節或人物並不直接涉及，但卻可能隱含對此一議題的「態度」。這是因為我發現在宋老師多變的創作手法裡，除開早期所謂心理描寫的作品，一直有一個不變的特質，便是他對小說中場景著意的、細膩的描寫，當然也包括了他對自然景緻的描寫，即使最新的作品《天上卷軸》都有這樣的特徵。

　　其次是，宋老師的作品有一個貫穿的精神意識，那就是對宰制性政權與機械性社會的反抗。他常刻意以一種詩意的語言呈現出人物與居住地的「情感關係」，並且在這情感關係之上，以更超然的自然或宗教意識觀看。

　　於是我在那篇論文裡，便從他的「打牛湳村」系列作品，一路談到《廢墟臺灣》，而以〈環境傾圮與美的廢棄〉為題。其中《廢墟台灣》這本小說的引言，鋪排了史賓格勒《西方的沒落》、芥川龍之介〈河童〉、藍波〈文字的煉金術〉的幾段話。其中有幾句深具隱喻性，分別是：
　　「一個反地域的、蒼涼而無前途的生存狀態。」（《西》）
　　「沒有耳朵的河童是不會懂的。」（〈河〉），以及
　　「那是陰暗與旋風的國度」（〈文〉）。

　　我以為，這幾句話或許可以看出宋老師在《天上卷軸》之前創作的根本。撇開這一切，對一個讀者如我而言，宋老師作品最動人之處仍在於他以文學對視人生的力量，用宋老師自己的語彙來說，就是有時凝視現實，有時過分凝視現實，有時又如此地超越現實。

　　我想已有太多評論者用各種方式評價宋澤萊老師的文學成就，特別是在他獲得國家文藝獎之後，他的作品將更被聚焦。宋老師自己也對自己的作品做過諸多的自我陳述，不論是文學、政治評論眼光，或是從佛學、禪宗到基督教的宗教體驗與信念的散文書寫。宋老師可以說是一個全面性面對自我靈魂，並且將之訴諸讀者的作家。

　　因此我在這裡，想再以另一個角度來談談我所認識的宋澤萊。

　　一九九三年我到軍中服役的時候，覺得世界罩著一片白霧。我尋找操課與辦公的空檔寫著我沒處發表的小說，然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投到了宋澤萊老師主編的《台灣新文學》。不久後我接到宋老師的長途電話，他在遙遠的另一頭，和我談話許久，像是要把他的寫作經驗透過電話傳遞給當時還不懂小說是怎麼一回事的我知道似的。

　　後來我的一篇小說被雜誌選入「王世勛小說獎」，我赴台中領獎，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宋澤萊老師。將近二十年過去了，我還記得當時宋老師穿著一件白襯衫、西裝褲，褲子略微短了一些。他握住我的手，我從來沒有被那樣有力的手握過。我向來是一個對長輩叛逆的人，當時也對自己的作品不受讀者與評論者青睞而感到焦躁，宋澤萊卻給了我這樣一句話：「汝著加寫，寫偌長來我攏刊。」(你要多寫，寫多長我都登。)

　　念研究所後我再次接到宋老師的電話，他要我把手邊的稿子都寄給他。再過一段時間，九歌出版社的陳素芳主編打電話給我，表示九歌出版社要出版我的小說集了。我就這樣懵懵懂懂地收到校對稿，直到去出版社領取新書時，都還像做夢一樣。

　　可以說，沒有遇到宋澤萊老師，或許我不可能寫作至今。

　　猶記在當時宋老師特別鼓勵小說家胡長松、王貞文幾位寫作者，每每回信都很長，也會在信中討論政治、文學、宗教議題。我當時覺得不可思議的便是宋老師的博學強記與落筆速度，看他傳來的信彷彿就像精心的論述，甚至是一本長篇小說。有些信長達數千字、上萬字，且裡頭無一句虛言。這種驚人的意志與用功，讓我至今養成了不敢懈怠的態度，畢竟像他這樣的天才型作家都如此，何況是我等之輩？
從彼時的通信中，我發現宋老師特別鍾愛波蘭詩人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捷克詩人賽佛特(Jaroslav Seifert)，以及自認為是波蘭人，出生在立陶宛，後來流亡美國的米洛茲(Czesław Miłosz)作品。他後來把這系列的討論發表在報紙上，部分收入了《宋澤萊談文學》這本書裡。

　　我還懷念著彼時像期待黑夜一樣期待著宋老師信的心情。有一系列他寄給小說家胡長松的信討論了辛波斯卡，他把詩人的詩譯成台語，細緻討論。至今我還留著那些檔案，偶爾心有沮喪時，我會打開念一段。不可思議的是，辛波絲卡詩的台語版和國語版念起來大不相同，彷彿詩又多了一分母親的親切。

　　宋老師曾出版過幾本詩集，包括早些的《福爾摩莎頌歌》以及後來的《一枝煎匙》和《普世戀歌》。許多人都驚訝於他的詩語言如此質樸，和小說大不相同。但這是因為他說為了推廣母語詩寫作，不應該一開始就寫得太艱澀而使讀者卻步。只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我以為或許他寫詩的用意是，身為小說家的他得有時避免「過分凝視現實」。

　　有一封信寫的是後來似乎沒有出版的小說《通靈者》的序，裡頭寫到他猶豫出版的一個原因是，小說裡暴露了太多自己的往事經歷。他不願把這樣的經歷直接陳述出來，因為他想：「埋藏冤屈是好的，這是我們的命運，我絕口不提自己所遭到的侮辱，表示我不願在殖民者的面前哭哭啼啼故示軟弱，我要有男子漢的勇氣去承擔……。」這段話或許也可以當成閱讀宋老師近年作品的一個閱讀關鍵：那些魔幻、入神的描述，一面既是他的宗教體驗，也是一種不要過分凝視現實的透視，就跟詩的作用一樣。

　　宋老師的文學對我的啟發除了對語言的近乎苛刻的要求，還在於對母語的信念，以及對民間生活的永不離棄。他在談米洛茲的詩作時提到：「只有使用過母語創作的詩人，才會知道母語創作的好處。其實用母語寫詩效果非比尋常，透過母語，你會一直聽到隔壁鄰居、街頭馬路的聲音，很親切的那種；更教人高興的是會聽到一種永續不斷的民謠、民歌的旋律，它們布滿在我們生活的角落，那麼的自然，那麼的溫柔，你會發現你不是單獨在那兒寫詩，彷彿是有千千萬萬的鄰居都在幫你寫詩。」寫詩因此逃離了「嘔心瀝血的狀況」，而變得美好。

　　也因此，我總以為閱讀或分析宋澤萊老師的作品時，極重要的是了解他對詩的概念與文字中呈現的詩意，它們保護了讀者，不被那個殘酷的世界所傷。

　　偶爾我們也會收到宋老師的演講講稿，他的講稿總是綱要井然，一絲不茍，不憚細繁。一回他寄來題為「怎麼寫小說」的講稿，裡頭有幾句話到如今纏繞我心。他說「描寫一種氣勢要叫它千軍萬馬」、「把風景中最常見的景象，仔細加以描繪，就會造成一國一地文學的特殊性」、「對小人物的刻畫要真實，甚至不留情面，但要有悲憫心」，以及「神龕、神廟、古蹟、帝國會毀於時間之中，文學不會。」
我很想為這篇既非評論也非散文的文章，做一個能符合我心裡宋澤萊文學形象的結語，但實在做不到，因為他的作品裡頭的聲音是如此響亮，也如此溫柔。於是我只好以我讀過宋澤萊老師所譯米洛茲的詩〈該，不該〉(Should, Should Not)，做為這篇文章的結束。這首詩裡的意象，是如此接近我認識的宋澤萊，以及他的作品，也如此貼近我想像的文學與人生。

　　一個男人不該愛上月亮
　　一把斧頭在他手中不該失去重量
　　他的花園應該聞得到腐爛蘋果的氣味
　　以及生長一大片的蕁麻

　　一個男人談話不該用話同情他自己
　　或打破一顆種籽發現裡面有什麼
　　他不該掉落一點點的麵包屑，或者吐痰在火裡
　　（這些至少我在立陶宛就被教導過）
　　當他踏上大理石的階梯時
　　他可能，粗魯地，試著用鞋踏破大理石
　　只因石階終究不會留下任何他的腳跡

　　註1. 這個標題是以宋澤萊老師所譯米洛茲詩作〈罌粟花的寓言〉裡面的一句：「如此的大聲，如此的溫柔」，稍加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