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遊牧史觀： 一部逆轉的大中國史

　　大部分漢字文化區的讀者，都會有「遊牧民族雖然軍事力量強，但野蠻、粗魯、暴力」的既定印象。然而這只是戴著中華思想的有色眼鏡來看的結果。

　　《文明的遊牧史觀》這本書告訴我們，遊牧文明其實是歷史的驅動力。所謂「軍事力量」，是當時科學技術與社會體系、作為群體的凝聚力、資訊蒐集能力等各式各樣要素的總和。現在世界上擁有最強軍隊的，毋庸置疑乃是美軍，它也是世界秩序的締造者和維護者，應該沒人會說他們的強悍是一種「落後、野蠻的力量」吧！

　　█將地圖的南北顛倒，看世界的眼光便會截然不同！
　　遊牧文明是技術先進、資訊發達、富有組織力的歷史驅動力！

　　在支撐遊牧民族「強悍」的技術中，最重要的就是「畜力」。對馬、牛、駱駝等大型動物的馴育、養成、管理等技術，本身就是一種高度的文明。另一方面，蓄力在當時的條件下，也是青銅或鐵製的武器、絲綢等物品最快的運輸工具。眾所周知，即使對馬車的運用，也是西亞先於支那地區，然後才漸漸地往東傳播開來。也就是說，和馬這種「畜力」相關的技術是遊牧文明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資訊力。和定居農耕民族比較起來，遊牧民在廣大的地區中遷徙，不斷地進行見聞和調查，因此掌握了最全球化的資訊。這種資訊力也被活用在通商上。運輸能力優越、往來於各個地區間、對各地產品與市場需求瞭若指掌的遊牧民，同時也是優秀的商業民。遊牧民族的寬容性，對各種文化的包容和開放姿態，也是與此密切相關。

　　軍事力量、資訊力，再加上具高度流動性與開放性的組織原理，這就是遊牧民的「驅力」。

　　從「文明的遊牧史觀」重新看待中國，會如何逆轉出一部中國史呢？作者指出，在今日中國中心地區產生了黃河文明固然是事實，但考古學指出，這個古代文明與現在的「中國人」之間的關聯，不管在文化上，或是人種上，都早已斷絕殆盡。跟現代的希臘人，與古代希臘文明之間並沒有關聯是一樣的道理。

　　█「漢文明」並非普遍性的世界文明，而是一個地方文明。
　　「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不過是現代中國人天真浪漫的願望與幻想！

　　今天的讀者多以中國為「中心」，所以歐亞就變成了「邊陲」。這種世界觀其實是奠基在「漢民族」這種二十世紀初期才出現的假設之上。真相是，根本沒有「漢民族」這種東西，是歐亞興起的各個文明，不斷向黃河流域遷徙，才形成今日的樣貌。所以「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不過是現代中國人天真浪漫的願望與幻想。

　　從「歐亞史」的觀點來看，被「中國史」定位為蠻族的遊牧民，分布範圍東起西伯利亞、西到歐洲世界，文化與人種繁多，是世界史的主要推手；相對於此，所謂「漢文明」不過是以所謂的「中原」為中心，相當地方性且侷限的一個文明。故此，與其說「漢文明」是普遍性的世界文明之一，倒不如把它想成是一個地方文明，才比較接近真實狀況。

　　若追溯中國地區的歷史，則會發現，它進行跨歐亞交易、在國際文化上大放異彩的唐、被認為是世界最大帝國的蒙古帝國（元）和清等，這些繁榮的國度都堪稱為名符其實的「亞洲大帝國」。但是，它們全都是非漢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從這些看來，不受漢民族中心主義控制、而是由異民族的國際主義所統治時，才是所謂「中國」最繁榮的時代，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中國史」還有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它屬於一種「被害者史觀」。在這種史觀裡，「漢民族」常常遭到異民族所侵略；近代以前是北方遊牧民族，近代以後則是跨海而來的西洋列強以及日本，這些都被他們描繪為「敵人」。可是，我們試著深入思考便會發現，「支那地區乃是某個特定民族的居所」這種主張根本就不成立。擁有不同根源、文化與生活型態的集團，進行流動，不斷重複著繁榮與改變的過程，這樣的歐亞大陸史，才是真實的「中國史」。

　　身為日本籍蒙古學者，作者的看法是：以所謂漢民族為中心的「中國史」，在充滿地域性的狹隘同時，不過是混合了他們自己普遍相信的世界觀，以及被害者意識的產物罷了。正因為此，今天的支那地區才出現名為「中國史」與「中華文明」的束縛。而今天的中國，似乎越發被所謂的「中華思想」所囚禁。
 

作者簡介

楊海英

　　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蒙古名字為「俄尼斯．朝格圖」，蒙譯日文名「大野旭」。1964年生於內蒙古自治區的鄂爾多斯。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大學日本語系。1989年赴日本留學。修完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綜合研究大學院的博士課程，獲博士（文字）學位。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曾獲司馬遼太郎大獎（第14回，2010年）、大同生命地域研究獎勵賞（2015年）、樫山純三賞（2015年）、正論新風賞（第19回，2018年）。

　　主要著作：

　　◎繁體中文版：《沒有墓碑的草原》（八旗文化，2014年）、《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大塊文化，2017年）、《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八旗文化，2018年）。

　　◎日文版：《沒有墓碑的草原（上、下、續）》（岩波書店，2009-2012年）、《種族滅絕與文化大革命――內蒙古的民族問題》（勉誠出版，2014年）、《狂暴國家――中國的正體》（扶桑社，2015年）、《蒙古人民的自決權和「對日協力」――中國文化大革命繼續存在》（集廣舍，2016年）、《名為「中國」的神話──習近平「偉大中華民族」的謊言》（文藝春秋，2018年）、《最後的馬賊――「帝國」將軍李守信》（講談社，2018年）、《蒙古族人的中國革命》（筑摩書房，2018年）、《中國當代獨裁史――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文藝春秋，2019年）等書。

譯者簡介    

鄭天恩

　　台大歷史所碩士，曾任日文小說編輯，目前為專職翻譯。譯有《來自擇捉島的緊急電報》、《二十世紀旗手》、《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等書。
 

文明史觀與遊牧史觀
 
◎歷史的驅動力──遊牧
 
雖然戴著中華思想的有色眼鏡來看的話，難免會有「遊牧民族的軍事力量＝野蠻、粗魯、暴力」的既定印象，但實際的情況卻遠遠不止於此。所謂「軍事力量」，是當時科學技術與社會體系、作為群體的凝聚力、資訊蒐集能力等各式各樣要素的總和。好比說，美軍毋庸置疑乃是當今世界上最強軍隊，應該沒人會說他們的強悍是一種「野蠻的力量」吧！
 
在支撐遊牧民族「強悍」的技術中，最重要的當然就是「畜力」了。簡單說，就算是畜牧，也絕不是「放牛吃草」，讓牠們自生自滅這麼簡單。對馬、牛、駱駝等大型動物的馴育、養成、管理等技術，本身就是一種高度的文明。遊牧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尋適合遊牧的草原，以及和其他集團的調和與遷徙。馬、牛、駱駝等，正形成了一種在廣大地區中進行遷徙的驅動力。
 
另一方面，青銅或鐵製的武器，若是使用畜力，也較為容易運輸。眾所周知，即使對馬車的運用，也是西亞先於支那地區，然後才漸漸地往東傳播開來。
 
更重要的是「資訊力」。相較於農耕，遊牧更受氣象等環境的變化直接影響。為此，關於土地狀況等資訊的精確程度，乃是攸關生死的大問題。和定居在一定區域的農耕民族比較起來，遊牧民在廣大的地區中遷徙，不斷地進行見聞和調查，因此掌握了最全球化的資訊。就這層意義上，遊牧民會傾向於輕侮「眼界狹窄」的農耕民，也是在所難免的事實。這種資訊力也被活用在通商上。運輸能力優越、往來於各個地區間、對各地產品與市場需求瞭若指掌的遊牧民，同時也是優秀的商業民。
 
即使在社會構造上，農耕民和遊牧民族也有著很大的差異。農耕民在同一個區域內，基本上會持續種植同樣的作物，在文化和人種上的同質性較高；相對於此，遊牧民則是輾轉遷徙於廣大的草原間，靠著遊牧艱苦維生，因此不可能有各個民族固定的領域存在。對遊牧民來說，離合聚散乃是常事，即使是背景相異的集團，也有交換資訊乃至共存的必要；遊牧民族的寬容性，便是與此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