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舊大陸的新秩序
蔡慶樺(作家)
《刑案偵訊室:德國》(Criminal: Deutschland)這部影集的第一集,描寫在東西德剛剛統一時發生的一起命案。在偵訊室裡,嫌疑犯這麼說起統一後的東柏林,他是戰後靠房地產致富的西德人,統一時他從西德來到東柏林,買了第一間房子,開始建造其房地產帝國。他說,當時東德的房地產,「就像免費一樣」。
這個片段,暗示了整個前社會主義陣營面對西方新自由主義時的無力,以及冷戰結束後,來自西方的資本如何以巨大的力量重組了東方的經濟秩序。而這也是菲利浦・泰爾要在本書勾畫的藍圖,究竟,一九八九年後,在「除了自由主義外無任何其他替代方案」的信念中,新秩序如何在舊大陸上被實踐及運作?今日的歐洲(包括歐洲的問題)如何成為今日之所是?
答案非常不容易找到,因為副書名中短短「舊大陸」一詞,處理的地區橫跨德國、巴爾幹半島諸國、波蘭、捷克、烏克蘭甚至俄國等,每個國家的歷史、政治、經濟狀況都不同,卻又多少相互牽連,而這麼複雜的轉型,牽涉多種語言與族群,實在難以處理,並且必須寫得易讀,但本書確實能滿足挑剔的讀者。
有關東歐地區轉型過程中走上新自由主義道路,雖非新的論點,但是本書有其特點:冷戰如何結束、結束後市場鬆綁、去管制、國有企業解體及私有化等措施如何在這些後轉型地區起作用,曾有的失望與後來的失望,曾許下的承諾與沒能實踐的承諾,這本書給出從八〇年代中期到二〇一四年左右非常清楚的因果鋪陳,另外也加入了貼近當代的分析,把歷史與現況的因果串連起來,例如烏克蘭危機及南歐國家面臨的經濟困境。
本書資料豐富,限於篇幅,在此僅提出令我印象深刻的幾點讀後心得。
作者的追尋答案之旅並非鐵幕降下後才開始,冷戰的結束,並非突然地在一九八九年德國統一、一九九〇年蘇聯解體等這些日子發生,而是在八〇年代末期,東西陣營間在經濟誘因上持續接觸,共產陣營的人用盡一切辦法買到西方物資,「購物旅行」,「金錢刺穿了鐵幕」,交易培養了信任。另外,西方也前進東方,例如宜家家居便到東德設廠生產。東方對西方的依賴逐漸提高。
因此,在德國,一九八九年向被認為是「奇蹟之年」(annus mirabilis),柏林圍牆突然倒塌,東德一夕垮台,人人歡慶「轉變」(Wende),其劇烈變動的程度不亞革命。可是,作者懷疑「革命」這樣的說法,不只是當年中東歐變體時反對派對當權者的要求多是體制內改革,相較於歐洲其他革命(一七八九、一八四八、一九一七),並無明顯暴力性;另再加上所謂革命與轉變不是一夕之間發生的,而是經濟力量逐漸穿透了鐵幕,越來越多的交流,最後,雖然在一九八九年年初,東德領導人何內克還信誓旦旦說柏林圍牆仍將矗立五十年或一百年,但不到一年間,整個中東歐已累積足夠能量,再加上一些不可能重演的偶然因素,才無比幸運地誕生了這場人類歷史上少見的巨大變革。
可是,這個變革,也帶來巨大的代價。二〇一九年適逢柏林圍牆倒塌三十週年,《時代週報》(Die Zeit)刊登一則專題報導,封面照片是開放邊界那天駕車穿越邊界的東德人,拉下車廂與車外的西德行人相吻的畫面。記者提出的問題,也是每個德國人自問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使得當年那麼相愛著的(或者以為終究能夠相愛的)我們,今日如此相互憎恨?
當年東德人民上街,吶喊「我們是一個民族」(Wir sind ein Volk),要求統一;而多年過去,東西之間的經濟差異加上政治版圖的演變,有愈來愈多的德國人自問:我們真的是一個民族嗎?本書也提供讀者回答這問題的線索。作者認為,中東歐從計畫經濟轉型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制度,是一種劇烈的「休克」療法,引起失業率高漲、社會安全網崩潰、甚至在某些國家有嚴重的通貨膨脹或者貪污問題,而德國的「統一」,遮掩了東德其實也經歷休克療法的事實。東德,必須被視為轉型國家,而不是自然而然地便融入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並且在這轉型過程中,充滿痛苦,當時計畫經濟下的產業以極為快速的腳步轉型,造成大量工人失業,房產被賤賣,青年人出走,直至今天德東地區人的被剝奪感仍居高不下,也促成了該地區排外勢力的茁壯。至今東西德人民之間無法化解的差異與分裂,都與那一九八九年有關──那既是「奇蹟之年」,但對某些人來說,也是「恐怖之年」(annus horribilis)。
泰爾任教於東西歐交界處的奧地利,曾在德、美等國研讀歐洲史,亦長年生活於東歐,早在鐵幕還高掛時,已多次進出東歐,親眼目睹計畫經濟逐漸走向崩潰的過程,甚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天鵝絨革命爆發時,他就在布拉格親眼看著人民在街頭要求共黨總書記雅克什(Miloš Jakeš)下台。不管是語言能力、學術訓練或個人經歷,這位「入戲的觀眾」都是寫作這本書的極佳人選。再加上,其介於研究者與見證者之間的敘述舉重若輕,雖有不少政治經濟學術語,但易讀性高,顯見其功力。本書曾被德國艾伯特基金會(Friedrich-Ebert- Stiftung)選為年度政治類書籍,並獲得萊比錫書展獎,確無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