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黑暗的故事

序

　　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個詞形容我書中所有的故事，我會說：家庭。要是你允許我用兩個詞形容，我會說：不幸的家庭。要是你耐住性子聽我用兩個以上的詞來形容，那就請你坐下來讀我的書。

　　在我看來，家庭是世界上最為奇怪的機構，在人類發明中最為神祕，最富喜劇色彩，最具悲劇成分，最為充滿悖論，最為矛盾，最為引人入勝，最令人為之辛酸。因此，我主要描寫單一的主題，不幸的家庭。

　　我寫《愛與黑暗的故事》以揭示一個謎：聰慧、慷慨、儒雅、相互體諒的兩個好人——我父母——怎麼一同釀造了一場悲劇？怎麼竟是如此怪誕的方程式，也許好和好相加等於壞？

　　我在《愛與黑暗的故事》裡沒有找到謎底。《愛與黑暗的故事》的讀者，若是你希望在讀過五百多頁之後發現究竟是誰犯下罪愆，那麼最好去讀別的書。

　　有些人撰寫回憶錄或自傳，開脫自己，證明自己的敵人有罪；或者證明作家本人一貫正確，其反對派永遠錯誤；或證明作家是一個出色的人，倘若他並不出色，便會歸咎於可怕的童年及其令人生厭的雙親，那麼無人可以期待從他那裡得到更多東西。

　　這種痕跡，你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中絲毫也找不到。我並非寫書向我的父母清算，也不是驅除我家庭和童年的惡魔。我來告訴你某些充滿悖論的東西：我的童年是悲劇性的——但一點也不悲慘；相反，我擁有一個豐富、迷人、令人滿足而又完美的童年，儘管為此我付出了高昂代價。

　　我並非寫書向父母告別。相反，當我覺得看見父母彷彿看見子女，看見祖父母彷彿看見孫兒孫女時，才開始寫。確實，在家庭悲劇發生之際，我父母比我兩個女兒現在的年齡還要年輕。因此我可以以父母之父母的身份寫這部書，懷著憐憫、幽默、哀傷、諷刺，以及好奇、耐心和同情。

　　我寫此書把死人請到家中做客。此次，我是主人，而他們，死者，則是客人。請坐。請喝杯咖啡。吃蛋糕嗎？也許吃片水果？我們必須交談。我們有許多話要說。我有許多問題要問你們。畢竟，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時代，我們從來沒有交談過。一次也沒有。一個字也沒有。沒有談論過你們的過去，也沒有談論過你們單戀歐洲而永遠得不到回報的屈辱，沒有談論過你們對新國家的幻滅之情，沒有談論過你們的夢想和夢想如何破滅，沒有談論過你們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對世界的感情，沒有談論過性、記憶和痛苦。我們在家裡只談論怎樣看待巴爾幹戰爭，或當前耶路撒冷形勢，或莎士比亞和荷馬，或馬克思和叔本華，或壞了的門把手、洗衣機和毛巾。

　　那麼請坐下，親愛的死者，跟我說說以前你們從未向我說起的東西，我也會講述以前不敢向你們講述的東西。之後，我將把你們介紹給我的夫人和孩子，他們從來也沒有真正瞭解你們。如果他們和你們相互之間瞭解一些或許是件好事。而後你們結束來訪，將會離去。你們不會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只是要常來看看坐上一會兒，而後離去。

　　不，《愛與黑暗的故事》既非回憶錄，又非傳記，它是一個故事。比如，當我寫父母的臥室，寫我父母的父母，甚至父母、祖父母的臥室，我當然不能以研究為依據進行寫作。我只能詢問我的基因和染色體：親愛的基因，請把死者的祕密告訴我。基因向我講述了一切，事無巨細——畢竟我的基因與他們的相同。

　　我的家人在一九三○年代來到以色列。《愛與黑暗的故事》反映了他們在新家園的生活情形，同當時統治那片土地的英國人、同後來試圖毀滅以色列國的阿拉伯人抗爭。它並非一部黑白分明的小說，而是將喜劇與悲劇、歡樂與渴望、愛與黑暗結合在了一起。

　　他們對歐洲充滿失望的愛。如果要我們評判希伯來文學，便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以色列全然充滿了渴望、創傷、侮辱、夢魘、歷史性的希望和單戀——單戀歐洲，或單戀東方，單戀聖經時代的烏托邦，或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或小資產階級烏托邦。我父母和我全部家人都是歐洲人，他們是熱忱的親歐人士，可以使用多種語言，宣導歐洲文化和遺產，推崇歐洲風光、歐洲藝術、文學和音樂。

　　我父親總是苦澀地打趣：三種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種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種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第三種就是我們，猶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波士尼亞人，也有南斯拉夫人——然後是我們，猶太人。

　　許多年過去後，我才理解在這連珠妙語的背後，隱藏著多少悲哀、痛苦、傷心和單戀。

　　我父親可以讀十六種語言，講十一種語言，我母親講五到六種語言，但他們非常嚴格，只教我希伯來語。在一九四○年代，他們不想讓我懂任何歐洲語言。也許他們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門歐洲語言，一旦長大成人，歐洲致命的吸引力就會誘惑我，使我如中花衣吹笛手的魔法而前往歐洲，在那裡遭到歐洲人殺害。

　　整個童年，父母都在告訴我，我們的耶路撒冷成為真正城市的那一天將會來臨，不是在他們的有生之年，而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不理解，也不能理解，他們所說的「真正城市」是什麼意思。像我那樣的小孩不知道其他城市，即便台拉維夫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遙遠的童話。

　　而今，我理解了，家人所說的「真正城市」是指城中央有小河潺潺，各式小橋橫跨其上：巴洛克式小橋，或哥德式小橋，或新古典式小橋，或諾曼式的小橋或斯拉夫式的小橋。

　　我將告訴死去的人和活著的人，猶太人和歐洲人的對話尚未結束，萬萬不能結束。我們有許多東西要探討，我們確實有許多東西需要爭論。我們有理由痛心，有理由憤怒，但是更新我們和歐洲談話的那一刻已經來臨——並非在政治層面。我們需要談論現在與未來，也應該深入談論過去，但有個嚴格條件：我們始終提醒自己我們不屬於過去，而是屬於未來。

艾默思．奧茲
2007年6月19日於阿拉德

導讀

　　當今以色列最富影響力的作家艾默思．奧茲發表於2002年的自傳體長篇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一向被學界視為奧茲最優秀的作品，短短五年就被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的譯本。尤其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尼古拉斯．德朗士的英譯本在2004年面世後，這部作品更廣泛引起了東西方讀者的興趣，不僅促使奧茲一舉奪得2005年「歌德文化獎」，又於2007年入圍「國際布克獎」，最近還榮獲了「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這部近六百頁的長篇小說把主要背景置於耶路撒冷，以娓娓動人的筆調向讀者展示出百餘年間一個猶太家族的歷史與民族故事，抑或說家族故事與民族歷史：從主角「我」的祖輩和父輩流亡歐洲的動盪人生、移居巴勒斯坦地區後的艱辛生計，到英國託管時期耶路撒冷的生活習俗、以色列建國初期面臨的各種挑戰、形形色色猶太文化人的心態、學術界的勾心鬥角、鄰里阿拉伯人一落千丈的命運、大屠殺倖存者和移民的遭際、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和拓荒者的奮鬥歷程……等等。內容繁複，思想深邃，它蘊積著一個猶太知識份子對歷史、家園、民族、家庭、受難者命運（包括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等諸多問題的沉重思考。家庭與民族兩條線索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中相互交織，既帶你走進一個猶太家庭，瞭解其喜怒哀樂，又使你走近一個民族，窺見其得失榮辱。

　　在一九二○至三○年代，歐洲牆壁塗滿「猶太佬，滾回巴勒斯坦」時，作品中的小主角「我」（以作家為原型）的祖父母、外公外婆、父親母親就分別從波蘭的羅夫諾和烏克蘭的敖德薩來到了貧瘠荒蕪的巴勒斯坦。這種移居與遷徙，固然不能完全排除傳統上認定的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影響的痕跡，但通過作品中人物的心靈軌跡不難看出，流亡者回歸故鄉的旅程有時是迫於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無奈。這些在流放中成長起來的猶太人，受過歐洲文明的洗禮，他們心中的「應許之地」也許不是《聖經》中所說的「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古稱），而是歐洲大陸。在奧茲父母的心目中，「越西方的東西越有文化」，德國人——儘管有了希特勒——在他們看來比俄國人和波蘭人更文明；法國人比德國人文明，而英國人在他們眼中占據了比法國人更高的位置；至於美國，他們說不準……他們所敬仰的耶路撒冷，不是在古老民族文明的象徵——哭牆赫然、大衛塔高聳的老城，更不是在自己所生活的貧寒陰鬱的世界，而是在綠蔭蔥蘢的熱哈威亞。那裡花團錦簇，琴聲悠揚，燈紅酒綠，歌舞昇平，寬宏大度的英國人與阿拉伯、猶太文明人共進晚餐，文化生活豐富。他們可以大談民族、歷史、社會、哲學問題，但難以表達私人情感，而且面臨著巨大的語詞缺失，因為希伯來語不是他們的母語，難免在表述時似是而非，甚至造成滑稽可笑的錯誤。

　　就是在這種充滿悖論的兩難境地中，老一代猶太人，或者說歷經過流放的舊式猶太人（Old Jew）在巴勒斯坦生存下來。迫於生計，不得不放棄舊日的人生理想，不再耽於做作家和學者的夢幻，而去務實地從事圖書管理員、銀行出納、店鋪老闆、郵局工作人員、家庭教師等職業，並把自己的人生希冀轉移到兒輩的肩頭。

　　兒輩，即作品中的「我」及其同齡人，出生在巴勒斯坦，首先從父母——舊式猶太人那裡接受了歐洲文化傳統的薰陶。布拉格大學文學系畢業的母親經常給小主角講述充滿神奇色彩的民間故事與傳說，啟迪了他豐富的文學想像；父親不斷地教導他要延續家庭傳承的鏈條，將來做學者或作家，因為「我」的伯祖約瑟夫．克勞斯納乃著名的猶太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父親本人通曉十幾種語言，一心要像伯父那樣做大學教授，但小主角本人在時代的感召下，嚮往的卻是成為一名拓荒者，成為新型的猶太英雄——他們皮膚黝黑、堅忍頑強、沉默寡言，與流放中的猶太人截然不同。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無畏、粗獷強健。這類新型的猶太英雄，便是以色列建國前期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所標榜的希伯來新人（New Hebrew）。

　　根據近年來社會學家、文學家、史學家的研究成果，猶太復國主義被認作是以色列的內部宗教（civil religion）。猶太復國主義的目的不僅是要為猶太人建立一個家園和基地，還要建立一種從歷史猶太教和現代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下發展起來的「民族文化」。不僅要從隔都（ghetto，即隔離區）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且要從「西方的沒落」中解放出來。一些理想主義者斷言，以色列土地上的猶太人應該適應在當地占統治地位的中東文化的需要。因此，一切舶來的外來文化均要適應新的環境，只有那些在與本土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下來的因素才可以生存下來。為實現這種理想，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從以色列還沒有正式建國之時起便對新猶太國的國民提出了較高要求，希望把自己的國民塑造成以色列土地上的新人，代表著國家的希望。以色列建國前，這種新型的猶太人被稱為「希伯來人」（實乃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同義語），以色列建國後，被稱作「以色列人」。

　　在這種文化語境下，「流放」不光指猶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這一文化、歷史現象，而且標誌著與猶太復國主義理想相背離的一種價值觀念。否定流放文化的目的在於張揚拓荒者——猶太復國主義者文化。在否定流放的社會背景下，本土以色列人把自己當作第三聖殿——以色列國的王子，在外表上崇尚巴勒斯坦土著貝督因人、阿拉伯人和俄國農民的雄性特徵：身材魁梧、強健、粗獷、自信、英俊猶如少年大衛，與流放時期猶太人蒼白、文弱、怯懦、謙卑、頗有些陰柔之氣的樣子形成強烈反差。並且，他們應具有頑強的意志力和堅忍不拔的精神，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英勇無畏，有時甚至不失為粗魯，在戰場上則勇敢抗敵，不怕犧牲。相形之下，流放時期的猶太人，尤其是大屠殺倖存者則被視作沒有脊梁、沒有骨氣的「人類塵埃」。

　　要塑造一代新人，就要把當代以色列社會當成出產新型的猶太人——標準以色列人的一個大熔爐，對本土人的行為規範加以約束，尤其是要對剛剛從歐洲移居到以色列的新移民——多數是經歷過大屠殺的難民進行重新塑造。熔爐理念不僅要求青年一代熱愛自己的故鄉，而且還要和土地建立一種水乳交融的關係，足踏在大地。他們即使講授《聖經》，也不是傳授信仰或者哲學，而是要大力渲染《聖經》中某些章節裡的英雄主義思想，謳歌英雄人物，使學生熟悉以色列人祖先的輝煌和不畏強暴的品德。這樣一來，猶太民族富有神奇色彩的過去與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推重的現在，便奇異般結合起來了。在當時的教育背景下，有的以色列年輕人甚至把整個人類歷史理解成「令猶太人民感到驕傲的歷史，猶太人民殉難的歷史，以及以色列人民為爭取生存永遠鬥爭的歷史」。

　　《愛與黑暗的故事》中就有這樣一個紅色教育之家，那裡也講授《聖經》，但把它當成關於時事活頁文選集。先知們為爭取進步、社會正義和窮人的利益而鬥爭，而列王和祭司則代表著現存社會秩序的所有不公正。年輕的牧羊人大衛在把以色列人從腓力士人枷鎖下解救出來的一系列民族運動中，是個勇敢的遊擊隊鬥士，但是在晚年他變成了一個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國王，征服其他國家，壓迫自己的百姓，偷竊窮苦人的幼牡羊，無情地榨取勞動人民的血汗。但是，在許多經歷流亡的舊式猶太人眼中，尤其是一心想讓兒子成為一名舉世聞名的學者、成為家族中第二個克勞斯納教授的父親，把紅色教育視為一種無法擺脫的危險，他決定在兩種災難中取其輕，把兒子送到一所宗教學校。他相信，把兒子變成一個具有宗教信仰的孩子並不可怕，因為無論如何，宗教的末日指日可待，進步很快就可以將其驅除，即使孩子在那裡被變成一個小神職人員，但很快就會投身於廣闊的世界中，而如果接受了紅色教育，則會一去不返，甚至被送到基布茲 。

　　生長在舊式猶太人家庭、又蒙受猶太復國主義新人教育的小主角在某種程度上帶有那個時代教育思想的烙印。即使在宗教學校，他們也開始學唱拓荒者們唱的歌，如同「西伯利亞出現了駱駝」。對待歐洲難民，尤其是大屠殺倖存者的態度也折射出以色列當時霸權話語的影響：我們對待他們既憐憫，又有某種反感，這些不幸的可憐人，他們選擇坐以待斃等候希特勒而不願在時間允許之際來到此地，這難道是我們的過錯嗎？他們為什麼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卻不組織起來奮起反抗呢？要是他們不再用意第緒語大發牢騷就好了，不再向我們講述那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為那邊所發生的一切對他們對我們來說都不是什麼榮耀之事。無論如何，我們在這裡要面對未來，而不是面對過去，倘若我們重提過去的話，那麼從《聖經》和哈斯蒙尼時代，我們肯定有足夠的鼓舞人心的希伯來歷史，不需要用令人沮喪的猶太歷史去玷污它，猶太歷史不過是堆沉重的負擔。

　　否定流亡、否定歷史的目的是為了重建現在。在祖輩的故鄉建立家園，這便觸及到以色列猶太人永遠無法回避的問題，即伴隨著舊式猶太人的定居與新希伯來人的崛起，尤其是伴隨著以色列的建國，眾多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踏上流亡之路，阿以雙方從此干戈不斷。借用美國學者吉姆拉斯-勞赫的觀點，以色列猶太人具有深深的負疚感：為在兩千年流亡和大屠殺時期聽任自己遭受苦難負疚；為即使失去了古代信仰仍舊回到先祖的土地上負疚；為將穆斯林村民從他們的土地上趕走負疚。

　　作為一部史詩性的作品，《愛與黑暗的故事》演繹出以色列建國前後猶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內部衝突和兩個民族之間的衝突，再現了猶太民族與阿拉伯民族從相互尊崇、和平共處到相互仇視、敵對、兵刃相見、冤冤相報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揭示出猶太復國主義者、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超級大國等在以色列建國、巴以關係上扮演的不同角色。文本中的許多描寫，均發人深省。限於篇幅，筆者不可能在此將此問題逐層展開，只想舉些形象的例子：小主角在三歲多曾經在一家服裝店走失，長時間困在一間黑漆漆的儲藏室裡，是一名阿拉伯工友救了他，工友的和藹與氣味令他感到親切與依戀，視如父親；另一次是主角八歲時，到阿拉伯富商希爾瓦尼莊園做客，遇到一個阿拉伯小姑娘，他可笑地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試圖向小姑娘宣傳兩個民族睦鄰友好的道理，並爬樹掄錘展示所謂新希伯來人的風采，結果誤傷小姑娘的弟弟，可能造成後者終身殘廢。數十年過去，作家仍舊牽掛著令他銘心刻骨的阿拉伯人的命運：不知他們是流亡異鄉，還是身陷某個破敗的難民營。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就這樣在挑戰著猶太復國主義話語與以色列人的良知。

　　希伯來教育模式也在宣導培養新人和土地的聯繫，對透過在田野裡勞作而取得的成就予以獎勵與表彰，那麼令中國讀者熟知的基布茲則成為新人與土地之間的橋樑之一。早在一九六○到八○年代，奧茲的基布茲小說（《胡狼嗥叫的地方》、《何去何從》、《沙海無瀾》等）中的許多人物，尤其是老一代拓荒者就是堅定不移，往往把給大地帶來生命當作信仰，甚至反對年輕人追求學術，不鼓勵他們讀大學。但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歐洲猶太人具有較高的精神追求，對以色列建國前後惡劣的生存環境和貧瘠的文化生活感到不適。奧茲的父親雖然不反對基布茲理念，認為它在國家建設中很重要，然而，堅決反對兒子到那裡生活：「基布茲是給那些頭腦簡單身強體壯的人建的，你既不簡單，也不強壯，你是一個天資聰穎的孩子，一個個人主義者。你當然最好長大後用你的才華來建設我們親愛的國家，而不是用你的肌肉。」而父親的一個朋友，雖然對基布茲及新型農場堅信不移，主張政府把新移民統統送到那裡，徹底治癒流放與受迫害情結，透過在田間勞作，鑄造成新希伯來人，然而卻因自己「對陽光過敏」、妻子「對野生植物過敏」，永遠地離去。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不僅困擾著舊式猶太人，也在考驗著新希伯來人。

　　作品中的小主角後來違背父命，到基布茲生活，並把姓氏從克勞斯納改為奧茲（希伯來語意為「力量」），表明與舊式家庭、耶路撒冷及其所代表的舊式猶太文化割斷聯繫的決心，但是卻難以像基布茲出生的孩子那樣成為真正的新希伯來人：「因為我知道，擺脫耶路撒冷，並痛苦地渴望再生，這一進程本身理應承擔苦痛。我認為這些日常活動中的惡作劇和屈辱是正義的，這並非因為我受到自卑情結的困擾，而是因為我本來就低人一等。他們，這些經歷塵土與烈日洗禮、身強體壯的男孩，還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鹽，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樣美麗，宛如迦南之夜一樣美麗。」而我，即使我的皮膚最後曬成了深褐色，但內心依然蒼白」。從這個意義上說，小主角始終在舊式猶太人與新型希伯來人之間徘徊，也許正因為這種強烈的心靈衝突，令他柔腸百轉，不斷反省自身，如饑似渴地讀書，進而促使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

鍾志清（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