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苔不會消失：附著在土地上既邊緣又無人問津的一群人

胡采蘋專文導讀
林立青推薦文
序：卑微的力量

輯一：卑微者
血煤上的青苔
塵土的呼吸
北京局外人
九歲女孩和奶奶的命運門檻

輯二：出生地
寂寞沂蒙
在地雷上尋找家園
漢水的祈禱
大涼山生活：日常的和憂患的

輯三：生死課
海子：死於一場春天的雷暴
蘭考棄兒
高牆內外的留守
砷冤的贖價

導讀

有了支付寶，中國一定強？
胡采蘋

　　出版社的編輯大概都是一些神奇生物，總能找到我無法拒絕推薦的書。這次找上門的是「一本中國記者袁凌所寫的書」，我看到編輯發來的訊息時，忍不住哈哈大笑，立刻回覆：「這本書你還真的不能不找我，因為袁凌他女朋友跟他吵架時，都是離家出走到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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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見到袁凌，我就想起那種古老的中國傳奇故事裡，經常描述有一種「骨格精奇」的人，全身嶙峋的線條會先映入眼前，形狀比血肉先看到。隨著他精氣神中帶著一種古怪的批判性質，幾乎是第一時間你就能感受到，這是個「人不驚人死不休」的傢伙，以後不知要生出多少是非。後來的事情，證實我的直覺果然非常靈驗。

　　老袁是我在北京《財經雜誌》工作時的同事，大概是我們辦公室裡得獎最多的人，平日不太瞧得起庸俗的記者，至少不愛跟我講話（最常講的話是叫我勸他女友回家）。他做了著名歷史學家高華生前的最後一個採訪，高華以《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揭開早期中國共產黨內的權力鬥爭如何奠定了中共的意識形態路線，在知識界是偶像級人物。

　　袁凌能在高華癌症末期、日薄西山之際，讓大學者點頭願意進行最後訪談，這是為中國留下了重要的紀錄。高華在那份專訪出刊不多久後離世，袁凌也因為這篇作品得到了當年騰訊新聞獎的年度大獎。

　　即使老袁得獎無數，往來都是柴靜這樣等級的中國一流記者，甚至在柴女神著名的霧霾紀錄片《穹頂之下》構思之際，參與了影片呈現的討論；以他的地位，大可以過著輕鬆的生活，找個大編輯的位置坐著，開始一天到晚教訓後生，消費過去，從此不思長進。可是他沒有。他喜歡跟自己過不去，那身精奇的骨骼突出在這世界就是格格不入，找不到一個舒服的位置。

　　袁凌震驚世界的報導發生在二○一三年，一個傳說多時卻從無證據，位在中國遼寧省瀋陽市，專門對法輪功信徒施暴的酷刑監獄「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在袁凌長年鍥而不捨、一點一滴的追蹤下，終於第一次呈現在世人面前。

　　女囚在其中長年受虐，老虎凳、電棍、死人床等，各種我們曾經聽過的戒嚴時代酷刑，在馬三家裡肆無忌憚，受刑者因此重度殘廢、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連大小便都無法控制。就在離文明世界那麼近的地方，有人正在日夜承受暴行，讀者很難不為之落淚。

　　報導一出，國際媒體爭相轉載，震撼全球，傳聞多年的法輪功虐待場竟然是真的。由於和袁凌的私交，我知道這個調查有多不容易，是如何費盡千辛萬苦才能找到證據；然而他在公司裡的處境，卻突然變得異常尷尬。我們刊登那篇文章的、財經雜誌的子刊《Lens視覺》雜誌，遭到了官方最嚴厲的懲罰：撤銷刊號。

　　這在中國等於被禁止發行。幾經周折，社方才找到處理辦法，Lens雜誌也停刊了一段不短的時間。停刊期間，袁凌在公司備受煎熬，同事們有些力挺，有些徬徨失措，不無怨言。畢竟這是人性。

　　袁凌後來的寫作生涯，就是以如此的曲折為主基調，總是一個大型敏感報導問世，他在公司裡就變得尷尬異常，儘管這些文章為他任職的媒體帶來風光無數，卻也不斷惹來麻煩。因此我總是聽到老袁又因為寫了什麼東西惹禍，不得不暫時休假的消息。

　　上一次是去年，他在香港出版《秦城國史》，集結了近十年來，對專門關押中共高官「秦城監獄」的調查資料。書才出版，一如預料，他又被要求暫時離開工作崗位。聽到消息時，我的心情為之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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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三年以後，調查新聞在中國被大力打壓，財經雜誌最出名的「法治組」悍將為之一空；加之以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經濟打擊，我眼見自己的老同事們一個一個離開了新聞崗位。有人去企業做公關、做董事長特助；有人做了創業公司，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有人乾脆回家當全職爸媽。大家雖然熱愛這份工作，新聞行業在中國聲望仍然很高，但是很少有人能夠留守，實在是環境所迫。

　　我多次見到老袁，他的處境持續如此，時而安全，時而危險，總是沒有安心的時候。他不是沒有更好機會，可是他告訴我，想繼續寫，一直寫下去。

　　這本書《青苔不會消失》的書名，來自老袁一首舊詩：「青苔不會消失，只要世上還有，最後一個窮人。」我知道，是來自於家鄉的掛念，一直牽絆著老袁，讓他沒辦法自由飛翔，許下如地藏王菩薩的願望。窮人不清，他就不能平靜。

　　袁凌是陝西人，家在秦嶺與大巴山之間，這是中國著名的一條氣候分界線。根據老袁的說法，這裡天象詭異、陰晴不定，的確就是某種溫帶季風的終壽之地，經常有人力難以解釋的雷電風雨。他的父親是下鄉知青，下放至此後再也無法回到都市，成了山裡人。

　　我和同事們曾經和袁凌一起到關中遊歷，根據上山的同事回來後形容，山上竟然還有住在洞穴裡的奇人，自備全套書畫用具，天晴時出洞，在光天化日之下寫字作畫，自己有小草屋、長木桌，累了就跳進溪裡游泳、在草屋前晒肚皮，大有舞雩沂水的情調。天氣變了就躲回洞裡，料理在附近市集採買的食物或野菜野果，視現代生活於無物。儘管他們外觀看來完全是現代人的形貌，襯衫西褲俱全。

　　袁凌家附近一度暴得大名，因為已經滅絕的華南虎曾經在這裡傳出過蹤跡。同事們好奇，跟著自稱看到過華南虎的爭議人士上山去找虎，結果在山中見到了大型動物的腳印與糞便痕跡。我問同事，真的相信這裡有華南虎嗎？同事形容，那裡就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你現在就是跟我說神農架有野人，我也相信有。」

　　袁凌的家鄉，就是這樣一片奇絕之地。他的身上，也因此帶著一種奇絕的倔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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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多在中國工作的經驗，讓我多多少少可以理解袁凌身上的這種倔強，許多大山、農村、小縣城裡來的孩子，都有一樣的氣質。

　　偏鄉來的孩子，要適應經濟快速起飛的中國，是非常困難的，而且越來越困難。許許多多像袁凌這樣的人，在相當不利的教育環境下，經常要帶著全家族的資源、全村人的期望踏入競爭賽道，從鄉裡到縣城，從縣城到省城，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城市。

　　在承受生活巨大變化的同時，他們還同時背負一個越來越凋蔽的家鄉；青壯年紀的父母出走到大城市打工，孩子們丟給爺爺奶奶，農村似乎是停滯的時光膠囊。每年高考結果與國際組織的調查都反映，偏鄉孩童的升學情況越來越不平等，智力發育遲緩的現象正在升高，而偏鄉學生的高考錄取比例正在下降。

　　中國人才市場的多元化，是我這種臺北小孩無法想像的，我經常會拿到一些奇怪的履歷、面試到一些奇怪的孩子。他們其中有人告訴我，從高中開始聽到財經雜誌，就一心一意想到北京來，只想進財經工作，因為這是中國最好的媒體；接下來拿出各種其實很生嫩的作品、實習紀錄，我有時候看履歷看到快要落淚，一個在毫無資源的窮鄉僻壤孩子，他一輩子的努力就是想做這件事情。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臺灣的《商業周刊》，我居然曾經遇到過湖南鄉下的白淨小女孩，告訴我她最喜歡的雜誌就是商業周刊，她獨自上網看了多年，偷偷學著來自臺灣的「商周體」。一看文章，真沒有騙我，那就是每個商周人都能寫得一手的標準商周體。

　　許許多多的孩子，在最沒有資源的情況下，把他們的一生攤開在你面前，只求一個機會，這是我從來沒有過的震撼體驗。以前在台北，我們對人的挑剔、比較、篩選，都是非常不留情面的，面試工作講競爭，我沒有想到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一個容易落淚的面試官。

　　我慢慢從一個嚴厲的人變成了一個和緩的人，我開始學會疼惜別人、疼惜每一份努力，即使來自很寒酸的地方，我感覺到自己對這些孩子有責任。現在再遇到不愛洗澡、帶著怪味的男孩們，我可以從他的口音猜出，他是從沒有自來水的北方農村前來，此刻他還沒有習慣洗澡，或者根本捨不得用水。我不再嘲笑那些穿著紫紅色上衣配大紅色褲子、白色高跟鞋裡塞著白襪的女孩們，我知道過兩三年後，他們都會長大，熟悉這裡的秩序，慢慢變成一個城裡人。

　　袁凌也曾經是這些人中的一個，從山裡走出來，走到縣城的高中。為了害怕影響他的期末考，為了小心翼翼呵護他的前程，家人連媽媽在期末考前的死訊都不敢讓他知道。

　　我想袁凌的心裡有很深的罪惡感，當他走得越遠，奮鬥越為成功；而那些與他擦肩而過的同鄉人平凡如螻蟻，面對現代秩序完全無能抵抗的命運，在中國崛起的大躍進、大論述，一帶一路、帶領全球經濟的激昂口號裡，這些人從來是不被看見的。這個社會拒絕看到他們，媒體不被鼓勵，甚至禁止報導，因為這個社會不想在強盛中國之下，看到自己其實仍然存在的傷疤。

　　因此袁凌要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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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年來，臺灣社會對於中國崛起的討論很多，一種「人家都怎樣怎樣，我們還在怎樣怎樣」的句型，幾乎成為點閱率必勝軍，讓我十分不安。

　　臺灣人是最早踏入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新軍，在改革開放初期，外國資本還對投入中國有所遲疑時，臺灣連年是海外投資的第一名區域。我們有大量的臺商、臺幹進入中國，甚至現在一般白領的工作選擇都慣常會考慮到大陸就職。

　　然而我在中國接觸到臺灣工作者的實況，的確像是中國民眾心目中的印象，他們把臺灣人當做流落在外的兄弟，但是臺灣人可能只是去大陸賺錢。臺灣人喜歡跟臺灣人一起玩，週末也有球隊、各式各樣的臺灣人聚會。到中國留學的臺灣學生，則是習於將這裡當做跳板，建立了所謂的人脈、學歷、經歷，然後往歐美市場更好的工作前去。

　　也許這些都沒有什麼值得苛責，畢竟這就是現實，就是生活。只是當我每每思及那些「中國有支付寶多麼強盛」的論述時，我的心裡，也有一片青苔連綿不去，我知道還有很多人不被包含在這個強盛的論述裡，青苔沒有消失。

　　我很謝謝袁凌，也很感謝所有和我一同工作的伙伴們，是這些人教會我很多我在臺灣無法看到的事情，變成了一個不同的人。他們也讓我看到了一個我很喜歡的中國──一種不在乎強盛，卻有茂盛生命力的，那一種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