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夫人

出版導言

不是單純的「出版一本書而已」

　　《陳夫人》在台灣歷史上，不只是一本小說或一齣戲劇，她代表的就是二十世紀中期以前，在台灣所有受過日本教育的日本人與台灣人，心中共同完美女性的典型。

　　但有趣的是，「陳夫人」之所以能受台日兩地讀者與觀眾的歡迎，靠的不只是她日本人的特殊身分，作者更強調她是虔誠的基督徒，願意犧牲自己原有的特權，堅持用愛來包容與接納台日兩地人民各自特有的陰暗面。她始終相信愛就是光，光能照亮一切，並去除所有的黑暗，也因此能贏得旁人的尊重與憐惜。

　　著有《台灣－－苦悶的歷史》的台灣旅日學者王育德，在他晚年所寫的《王育德自傳》裡，就提到自己一九四四年因戰局影響，中斷了在東京的學業而回台，在故鄉台南的親戚「黃家」，暗戀一位日台混血的美少女「惠美」的經過。

　　王育德在書中不但說到「我在東京時，惠美就讀於青山學院大學。她是一位嘴唇豐滿，也就是現在所謂體態豐盈、嬌繞型的可愛大姑娘。我喜歡上她。」在形容「惠美」的媽媽時，更提到「夫人芳子即是庄司總一《陳夫人》中的主角。」以及「芳子夫人更是理想中的日本女性，我覺得將這個人稱為母親，再適合不過了。惠美也具有知識份子的氣息，長相可愛，體格又好。」

　　雖然王育德在自傳裡，「惠美」只是一個化名，但王育德熱情地寫出自己年輕時在被戰火波及的南台灣，因深愛著這位在測候所工作，活潑美麗的台日混血少女，專程從嘉義翻山越嶺，前往她疏開（避難）的南化山區，途中還必須經過一段名叫「揀死猴崎」的地方，就是台語形容連猴子都會摔死的險峻山路，這樣不惜一死的冒險犯難，就只是為了單純地見佳人一眼。

　　這段因緣最後雖因王育德與「惠美」的信仰不同而告吹，但從王育德的自傳裡就能看出，《陳夫人》在日治時代的台籍知識份子之間，早已是人盡皆知的小說人物。小說中那位聰明善良的台日混血少女，更成為當時台日兩地男性的夢中情人。

　　《陳夫人》作者庄司總一幼年時隨行醫的父親來台，畢業於日治時代台南一中，人生的三分之一歲月都在台灣渡過，因而這本書裡所描寫的台灣，真實度絕對高於其他日文小說。

　　庄司總一就讀慶應大學時代，就用「阿久見謙」的筆名，在《三田文學》發表過不少小說和評論。《陳夫人》內文分為兩部，第一部「夫婦」於一九四○年十一月由通文閣（東京）出版，這是庄司總一首次用本名發表的小說，上市後立刻轟動日台兩地文壇，並榮獲新潮獎候選作品，以及名作家佐藤春夫的讚賞，成為台灣文學史上第一本以台灣為背景的暢銷小說。

　　一夕之間在文壇洛陽紙貴的《陳夫人》，在藝壇也頗受青睞。由森本薰和田中澄江改編成劇本，久保田萬太郎負責製作和導演的話劇《陳夫人》，也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由話劇團「文學座」公演而獲得好評。

　　一九四二年七月，庄司總一完成了《陳夫人》的第二部「親子」，仍交由通文閣（東京）出版，不但連續印行十二刷，並在一九四三年八月獲得大東亞文學獎次獎（首獎從缺），因此《陳夫人》不只是在台日兩地，連朝鮮、滿州與中國沿海各省及南洋各大城市，都擁有廣大的讀者。本書就是第一部「夫婦」與第二部「親子」的合定本。

　　七十年來，《陳夫人》在日本由不同出版社、在不同年代，又有了不同版本，台日兩地文學家與學者的評介推薦不絕如縷，可見《陳夫人》是一本質量俱佳的小說。可惜隨著歲月消逝，日文版在日本也多已絕版。

　　更遺憾的是戰後由於政權更迭，這本以日文忠實反應台灣在日治時期日台兩族人民間互動的小說，只因得了當時台灣總督府頒贈的「大東亞文學獎」，竟被誣名化為附和二戰時日軍侵略的「皇民文學」，在白色恐怖的戒嚴時代，這本書始終沒有中文版，只在曾受日本教育卻逐漸凋零的台灣知識份子間流傳。

　　解嚴之後，一方面憲法所明定的出版自由得以實現，另一方面在台灣能直接閱讀日文小說的讀者更少了。翻譯家黃玉燕女士因此受台灣文壇前輩，也就是《台灣文學史綱》作者葉石濤先生所託，將《陳夫人》一書翻譯成中文，由文英社出版。

　　文英社是以出版學術書籍為主，因此印量有限，流通也不廣。十多年來，很多人經常從書介或推薦中久聞其名，卻又難見其書。黃女士為了傳承文化，於是在經作者女兒同意後，將此一中譯本重新修訂，交給文經社出版。我們心想，這是讀者的福音。既然如此，就不是單純的「出版一本書而已」，而是肩負有傳承的使命。

吳榮斌

譯者序

「愛」能拆毀一切隔斷的牆

　　從事日本文學翻譯工作，一晃已近三十年，但是翻譯庄司總一的這本長篇小說《陳夫人》，仍是一件想不到的緣遇。

　　由於這部小說是以日治時代的台灣背景呈現的舞台，所以如今讀起來仍倍覺親切、感動。雖然是出於一位日本作家的創作，但孕育這部作品的泥土、空氣、陽光、人物，全都是來自這一塊土地，把讀者重新帶進當時台灣特殊的時空，與書中的人物、角色一同呼吸、哭笑、掙扎。

　　這種來自作品直接的感動，是因為作者庄司總一，曾在台灣這塊土地接受小學到中學的教育，他的體驗真實，讓這部小說不是憑想像虛構，而是他真實的記憶與理想，字裡行間都流著庄司總一溫熱的血液、青春時代的憧憬和成長歷程的影子。

　　我之所以會著手翻譯這部長篇小說，完全是來自前輩作家葉石濤先生的鼓勵，他向我推薦了三本日治時代的優秀長篇小說，分別是西川滿的《台灣縱貫鐵道》、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與這本庄司總一《陳夫人》。我在獲得庄司總一長女山本悅子的翻譯許可書後，就著手翻譯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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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原文在一九四二年曾得過第一屆大東亞文學獎次獎（首獎從缺），這篇小說是描寫嫁給台南有錢人陳家長男陳清文的日本籍妻子安子，起伏多變的後半輩子。根據文藝評論家尾崎秀樹的介紹：

　　「安子因信仰而與清文結合，不顧父母的反對，一意渡海到了風俗習慣、生活感情等方面，都與日本迥然不同的台灣。安子和這個家族集團保持接觸，想以陳家長媳的身分盡力融入這個集團中。

　　她的先生清文則是個虔誠的基督徒，為了自己的理想主義者個性而不容於現實社會，他也看破了要當公務員的念頭，到長老派教會所經營的學校當一名教師。然而，時代的激烈變化卻不讓他有安住之地。

　　清文之所以放棄進入官界，原因就是成績比他差的多的同班同學，只憑自己是日本人的緣故，就成為他的上司，使他發現了一個無法跨越的鴻溝。

　　其他像是當清文偶爾穿上台灣服裝，到日本人的教會參加聚會，卻在大門口被趕出來；或有些特權階級為了開設高爾夫球場，竟要把台灣人的墳墓挖出，並對每一個墳墓課上二十圓的遷移費用，像這種事在殖民地是極為平常的現象。

　　清文和安子的這些煩惱，也就傳給女兒清子了。同學們不叫她『清子桑』（日本同學之間互相稱名），而叫她『陳桑』（日本同學對台灣同學則稱姓），對這一點她就感到極度的自卑感。另外清子對穿上台灣裝出現的父親清文，心裡不禁湧起憤怒般。那麼，作者要對這些問題如何回答呢？

　　『－－愛，安子在心裡小聲地說。』作者庄司總一想用這句話替代回答。只要殖民地體制不改變，他們會永遠被鎖在裡面。只有在心裡小聲地說出「愛」，這才是無論作者、身為主角的清文和安子，都可以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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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大家的第一印象，二戰時《陳夫人》得到的「大東亞文學獎」，與「大東亞共榮圈」的戰時宣傳，當然脫不了關係，因此本書很自然被捲入「皇民文學」的範疇裡；再加上作者庄司總一是日本人，因此戰後在台灣飽受輕視，往往祇在評論家批判行文時提及作者、書名，但書的實際內容則煙沒不見。但作家楊照在評論本書時則說：

　　「讀遲來的《陳夫人》中譯本，我們大概會驚訝於這部小說裡，對於殖民同化前途、皇民歸順宣傳上一廂情願的部分，如此之少。庄司總一藉由一個私奔嫁入台灣富豪大戶人家的日本女子的經歷，寫出了在殖民處境裡台灣人種種不同的反應。

　　受到自然主義寫實精神的規範，庄司總一其實並沒有在行文中擅加太多明白的價值判斷，對自己身為日本人、身為殖民者的偏見固然無法真正自覺地排除，卻也謹守分寸不太過份干擾情節、人物的自主發展。」

　　文學評論家彭瑞金也指出：「這部作品裡的主角陳清文，既是學有所成的留學生，又是家世不俗的世家子弟，女主角安子，卻是日本的鄉下女子。不過，作者卻讓安子以德以容，逐一征服了陳家所有的成員，她由局外人逐漸成為家族穩定的力量，成為家族的重心。

　　即使她的丈夫陳清文，不論學識、地位、家世、財富、容貌……都較她優越、優秀，結果卻出現清文向安子的文化認同，而不是安子向陳家文化認同。或許它誠實地說明了當時的日本文化強勢現象，不僅僅陳家的男人會愛上面貌並不姣美的日本女子，或者說台灣舊家族的教養的確有其陳腐、落伍、卑劣的質素，不若日本民間生活文化貼切生活現實。

　　譬如說，安子貴為陳家的大少奶奶，處理生活衣食起居的能力，就要優於她所有的妯娌，必要時，她也能下田勞動，這大概就是舊世家文化中一旦成為世家媳婦便喪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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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要向讀者們說明的是，葉石濤先生推薦的三本日文長篇小說：西川滿的《台灣縱貫鐵道》、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與這本庄司總一《陳夫人》，我都已經翻譯完成。

　　會將《陳夫人》這本書交給文經社出版，除了是因本書能從殖民、原住民、性別、民族等各方面切入，包括了日治時期文學家書寫的所有議題，深深影響了後來的台灣文學，在文學史上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另外書中所提到基督徒的「愛」，更是其他日治時代長篇小說裡罕見的題材。

　　文經社之前已出版過《孤女尋親記》、《苦兒流浪記》與《小天使海蒂》等飽涵基督大愛的西洋經典長篇小說，因此我放心的將《陳夫人》交給他們處理。我深信：「愛」是串聯我與作者、出版者與讀者間的唯一橋樑。

黃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