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旅書札：一位女士在洛磯山脈的生涯

編輯前言

詹宏志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日昇之處>(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古沙國游記>(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旅行與探險經典>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旅行家故事集>(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

前言

　　這些書信，由它們的形式可以明顯看出，在當初著筆時，完全沒有要出版的意思。去年，應《休閒雜誌》（Leisure Hour）編輯的要求，在該雜誌刊出，極受歡迎，於是我決定以另一種形式將它們出版，做為極有趣味的旅遊經驗，已及急速消逝的拓荒生活的一個紀錄。

伊莎貝拉．璐西．博兒
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再版前言

　　為了其他女性旅者的利益，我希望對我的「夏威夷騎裝」加以解釋，那是一種「美國女子的山居裝束」──一件半長的緊身外衣，一條長及腳裸的裙子，以及土耳其式長褲，褲腳束成縐褶蓋在靴子外面－一套實用的女性裝束，完全適用於登山及在世界任何地方跋涉旅行。我在此加以解釋，並附以素描的原因，是由於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泰晤士報》（The Times）的錯誤描述。

伊莎貝拉．璐西．博兒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三版前言

　　由於不小心遺漏了我在洛磯山區逗留的日期，我要借此機會加以說明。我是在一八七三年秋天到初冬時，由桑威奇群島（Sandwich Islands）回英國途中，曾在那兒逗留。信中所書，是對當地及六年前該處生活方式的忠實描述；不過，由一些六個月前曾到過科羅拉多州旅遊的朋友處得知，我第八封信中的預言很快就應驗了。小木屋已快速地被農舍取代，埃絲蒂斯公園（Estes Park）的露濕草地上也失去了麋鹿和大角野羊的蹤跡。

伊莎貝拉．璐西．博兒
一八八○年一月十六日於愛丁堡

導讀

詹宏志

　　「如果是那位在山中旅行的英國女子，我們可以給她一匹馬，其他人不行。」

　　如果你年輕時沒有勇氣享受過流浪或旅行的激情，你也許應該讀一讀伊莎貝拉．博兒（Isabella Lucy Bird, 1831-1904）的故事。

　　她四十歲才開始旅行，一般認為似乎是過了追求浪漫與冒險的年紀，但她卻一次又一次漂洋過海，深入異境，越走越遠，足跡來到即使是歐洲男人也罕見的地方，涵蓋的地表面積也可說是「亙古所未有」，在七十歲高齡時，她還能騎馬千哩橫越摩洛哥，一直到七十三歲她死於愛丁堡之際，她還剛剛收拾好行囊，預備再進行一趟中國的冒險旅行，只是這一次上帝臨時攔住她，她不再從心所欲，走不成了。

　　她從來不是一個路上的年輕人，因為她出發時已不年輕。

　　伊莎貝拉．博兒身處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這個時期的女子以居家持家為尚，一般也不外出，更不強調體力活動（持扇掩口而笑或者瞪眼驚呼昏倒，都是這個時期淑女的形象），多數的女性是沒有旅行機會的。伊莎貝拉年輕時的情況也是如此，她多半時候在家以照顧病痛的父母為己任，她自己也為體弱所苦，她脊椎有病，又患有不輕的沮喪症，長年失眠；父母過世後，她年已四十，醫生建議她吹吹海風，換換環境，也就是開立了「旅行」作為藥方（這是維多利亞時代另一個令人羡慕的醫療處方）。

　　當時的女士旅行，指的是搭乘載客郵輪，裹著毯子、戴著遮陽帽在甲板涼椅上晒晒太陽，往地中海一帶散心的貴族文明式旅行；但伊莎貝拉野心大得多，一八七三年夏天她航往澳洲、紐西蘭，再轉赴還相當荒涼的夏威夷（即當時通稱的「三明治群島」），她的病痛在夏威夷奇蹟似地不藥而癒，不再背痛也不再沮喪；夏威夷期間，她成了第一位登上世界上最大的火山毛納洛亞（Mauna Loa，標高四千多公尺）的女性；更在這裡，她找到一種後來她主要的騎馬旅行裝扮：及踝長裙之下再加上一條土耳其長褲，以及墨西哥式馬鞍（維多利亞時代對女性裝扮也有很多戒律，有一次英國報界錯誤報導伊莎貝拉穿長褲騎馬，伊莎貝拉大為震怒，不但在書中加繪插圖顯示她的淑女合宜裝扮，更要求出版商向報社提出抗議）。

　　這一趟旅行不僅讓博兒女士從此三十年醉心旅行，也從此造就了一位世人愛戴的旅行作家。她在三明治群島旅行的過程中，持續寫信把旅行見聞與心境描繪給她的妹妹涵蕊雅塔（Henrietta，或Hennie），這些信札後來改編結集為《在三明治群島的六個月》（Six Months in the Sandwich Islands, 1875），書在當時受到的注意並不大，但它透露了作者獨特的才氣，一種熱情洋溢充滿感染力的寫作風格，也開啟了一個廣受歡迎旅行寫作者的道路。

　　伊莎貝拉在三明治群島的旅行之後，嘗到旅行的滋味；她曾經在論及旅行時說：「它（旅行）像活在一個新世界，如此自由，如此新鮮，如此生氣勃勃，如此無憂無慮，如此無拘無束，……你連睡意都不情願。」她是真正愛上旅行的人，此後的三十幾年，她幾乎沒有太多時間是放下行李，她回家好像只是為了把旅行記錄下來，連絡一下出版社，除此之外她總是在路上，先是在美國洛磯山脈，然後是當時還鮮少外人旅行的日本，接著是馬來西亞，波斯，埃及，中國，西藏，最後是環遊世界。中間她曾經停下來完成婚事（嫁給比她小十歲的一位醫生），家庭生活把她拘束在家裡幾年，她曾經計畫探訪新幾內亞，但旋即作罷，她開玩笑說：「這不像是個適合帶丈夫去的地方。」

　　她後來的旅行成就是巨大的，她走的道路不僅是不曾見過歐洲女性，有時連男性也不曾出現。譬如她在一八七八年遊日本，取道日光，走裡日本東北區，進北海道，歷時四個月，騎馬一千四百哩，寫成她的名作《日本僻徑》（Unbeaten Tracks in Japan, 1880），這都是西方人前所未見的行動。這些成就，使她成了第一位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邀請演講的女性，也是該學會第一位女性院士；而在英國女性還沒有投票權之前，她已經應英國國會之邀，在國會殿堂上向國會議員演講她的波斯之旅。

　　但伊莎貝拉．博兒對旅行史更大的影響，我懷疑不是旅行本身，而是她對旅行的追求熱忱以及對女性同胞的鼓舞。

　　相對於維多利亞時代對女性角色的局限與禁錮，伊莎貝拉的確是在異鄉旅行中找到個體的自由與個性的發揮，她自己就曾經說：「旅行者有特權去做最不合宜的事。」伊莎貝拉也描述自己的旅行，是以一種「無所不宜，行動自由的風格」（an up-to-anything and free-legged air），這樣的處境毋寧是對她身處時代的一種反動，一種隱性的對抗，一種不明顯的爭自由，爭女權。

　　伊莎貝拉．博兒的這個風格，在她的《山旅書札》（A Lady's Life in the Rocky Mountains, 1879）一書大概是表露得最為明白，這本記錄她在一八七三年美國洛磯山脈漫遊的書信集，不但使她成為十九世紀舉世愛戴的旅行作家，也被史家看作是最足以代表伊莎貝拉的經典之作。

　　在夏威夷群島初嘗旅行滋味時，伊莎貝拉已有遊洛磯山的計畫，一九八三年自舊金山登岸而成行，她一如往例，行程中隨時以長信向妹妹描述旅行所見所感，這些信札先是在雜誌上發表，後來才結集成冊。這部書記錄美國西部仍然狂野不羈的大自然景致，粗獷的人情與村俗，以及自己一個英國女子的旅行遭遇，更有意思的，這當中還包含一場與亡命之徒的浪漫戀曲（這是後來伊莎貝拉的其他書中所沒有的）。

　　當時的洛磯山脈還是一塊未被馴服的野地，鐵路才剛建好，處女地上住的是各種幹粗活、喝烈酒的硬漢和拓荒者，那裡有一種尚未為文明所軟化的純樸強悍民風，而大自然更是炫爛多彩，粗礪、危險但美麗，伊莎貝拉的堅毅和優雅，闖入了這麼一個環境，讓整個環境與住民（多半是男性）都起了微妙的變化；而在伊莎貝拉的細膩捕捉之下，這些情境與情景都被呈現了出來。伊莎貝拉在這些書札中，不管寫夕陽，寫山色，寫雪落，寫草長，都讓人讀得心醉；這其中，又穿插了她結識的「親愛的亡命之徒」（Dear Desperado）吉姆，獨眼，暴烈，英俊，歌聲甜美，卻又時時酗酒。伊莎貝拉毫不保留地寫出自己心中的激情與掙扎，一方面她覺得他「如此可愛又如此恐怖」，一方面則自我分析說：「他是那種所有的女人都會愛上，但沒有一個理智女性會下嫁的男人。」畢竟，伊莎貝拉是維多利亞時代教養出來的理智女性，她終究沒有答應他下嫁，她與這位亡命之徒並肩騎馬於草原之中，共同觀賞斷崖絕景，一起克服野外生存的困難，但她，仍舊困難而黯然地拒絕了他。

　　洛磯山壯麗景色加上柔腸寸斷的戀情，何等浪漫的邂逅遭遇；但也不能掩蓋這位奇女子融入粗獷環境的毅力與堅忍，所有的村民也都最後尊敬並認同這位「英國女子」，當伊莎貝拉一次託人向驛站借馬，站中駐防者就說：「如果是那位在山中旅行的英國女子，我們可以給她一匹馬，其他人不行。」

　　這本書的出現，感動了所有的讀者，也激勵了所有的女性，在伊莎貝拉．博兒之後受啟蒙、鼓舞的女性旅行者不知凡幾；在眾多女性旅行者當中，不斷被閱讀、被討論，或者研究她的意義，追躡她的足蹤，她的傳記恐怕也是女性旅行者最多的，她是一位永遠引人興趣的人。如果你有機會前往日本旅行，在日光著名的金谷旅館走廊裡，仍然掛著她的畫像，這是一百多年前她下榻的地方，你會覺得典型不遠，一個奇女子仍然活在眾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