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書記

序

止 庵

　　在與鄭振鐸輩分相當地位又大致接近的那批作家中，他是仍與我們關係較多的一位。相比之下，有些當年很響亮的名字，現在只在文學史中才被提到。詩歌當行時，我們看鄭譯泰戈爾《新月集》和《飛鳥集》；圖文書時興時，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被不止一次翻印；“書話”走運時，後人所編《西諦書話》也成了範本之一。這未必是多大的緣分，卻頗為持久。現在《失書記》在臺灣出版，也是一個證明。

　　鄭振鐸是文化名人，有關他的生平，網上可查，無須辭費。他有多種頭銜，諸如作家、翻譯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藏書家、目錄學家、大學教授、雜誌主編，乃至政府官員等。假如要舉出其一生事業中最要緊者，依我之見，恐怕還是一般介紹文章雖然總要提及，卻非擁有上述各種頭銜就能做到的那一件：“抗日戰爭前夕，他留在上海，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四處奔走，為國家搶救了大批珍貴文獻。”就中即包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此誠為中國文化史上一樁壯舉，一項偉業。鄭氏他種作為，雖亦不凡，別人卻也做得；惟有此事，他若不做，就沒人能做了，或者沒機會做了。此中詳情，鄭氏自己多有記述，本書收錄不少，這?不贅言。

　　鄭振鐸一生著述，我覺得也數《求書日錄》、《劫中得書記》、《劫中得書續記》等最有意思。雖然在他，此類之作僅為上面所說的餘緒而已。這路文字一般歸於“書話”。“書話”是很晚才有的名目，雖然可以上溯到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抑或更早。說來概念、範圍都有待厘清，光靠唐弢所謂“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還不足以界定。這大概可以分成兩路，其一為讀書記，其一為得書記，對照黃丕烈等所作，則前者是“變格”，後者是“本格”。以二十世紀幾位“書話”大家而論，周作人的《藥堂語錄》、《書房一角》，乃至後人編進《知堂書話》的許多文章，大多系讀書記，見識之高，同時或後來作者實難望其項背；鄭振鐸、唐弢、黃裳等，則是得書記比讀書記寫得好。唐文中和，黃文恬淡，鄭文不免稍顯激越，若作他種文章或為一病，《求書日錄》、《劫中得書記》、《劫中得書續記》等卻系以非常之筆，記非常之事，是以堪稱相得益彰。我嘗謂書話尤其是得書記一體，至鄭、唐、黃大致告一段落，因為後人不再有他們那個“得”的際遇了。我輩太平日子?搜羅幾本書，豈能與鄭氏筆下所載相比，所以這文章是沒法寫了。

　　鄭振鐸搶救文獻之舉，固與其個人愛好相關，即如《劫中得書續記‧〈清代文集目錄〉跋》所說：“余素志恬淡，於人世間名利，視之蔑如。獨於書，則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數日，如大將之克名城。失之，則每形之夢寐，耿耿不忘者數月數年。”此中眼界、心胸，又非尋常愛書人所有。不過《劫中得書記‧序》說：“夫保存國家徵獻，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堅陷陣，舍生衛國之男兒，然以余之孤軍與諸賈競，得此千百種書，誠亦艱苦備嘗矣。”《求書日錄》說：“說是‘搶救’，那並不是虛假的話。如果不是為了‘搶救’，在這國家存亡危急的時候，我們如何能夠再向國家要求分出一部分——雖然是極小的一部分——作戰的力量來作此‘不急之務’呢？”似乎別有感慨。蓋鄭氏所為，當時並未獲得一致理解。如葉聖陶在私人通信中說：“鐸兄代購之元曲，中間有無出色之作？教部居然有此閒錢，亦殊可異。現在只要看到難民之流離顛沛，戰地之傷殘破壞，則那些古董實在毫無出錢保存之理由，我們即沒有一隻夏鼎商彝，沒有一本宋元精槧，只要大家爭氣，仍不失為大中華民族也。以教部而為此，亦不知大體之一徵矣。”（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致黃裳，見黃著《書之歸去來‧故人書簡——葉聖陶》）所云“代購之元曲”，即《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巴金更曾公開予以批評。——多年以後，他在《懷念振鐸》一文中說：“敵人的槍刺越來越近了，我認為不能抱著古書保護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寶，在必要的時候也不惜讓它與敵人同歸於盡。當時是我想得太簡單了，缺乏冷靜的思考。”國破家亡之際，兩位有此想法不足為奇，亦無可非議。然而時過境遷，我們終於明白：文化之劫比政治之劫、經濟之劫更難恢復；甚至要說，政治容或轉而清明，經濟可能重新振興，文化的損失則無以彌補。“夏鼎商彝”、“宋元精槧”、“稀世瑰寶”，沒有就沒有了。自秦火直至四十年前一番浩劫，概莫如此。我讀《史記》，見《儒林列傳》所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每每感動不已。今思鄭公亦差可比擬。只恨古往今來，中國文化劫難太多，而此等人物太少也。《懷念振鐸》系巴金未竟之作，其中又說：“我批評他‘搶救’古書，批評他保存國寶，我當時並不理解他，直到後來我看見他保存下來的一本本珍貴圖書，我聽見關於他過著類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艱難、最黑暗的日子?，用種種辦法保存善本圖書的故事，我才瞭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認我不會做他那種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費苦心收集起來、翻印出來的一套一套的線裝書送給歐洲國家文化機構時，我又帶著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鐸。”這當然是後話，然而我們於此更無別的可說了。

　　鄭振鐸另有一文為此書所未收，不妨順便一提，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上海《週報》所載《惜周作人》。上來就說：“在抗戰的整整十四個年頭?，中國文藝界最大的損失是周作人附逆。”歸結為：“即在今日，我們不單悼惜他，還應該愛惜他！”具體言之，則是：“我們總想能夠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後，我們幾個朋友談起，還想用一個特別的辦法，囚禁著他，但使他工作著，從事于翻譯希臘文學什麼的。”其時周氏系獄不久，此論豈止“不合時宜”，簡直“冒天下之大不韙”。我想鄭氏之用心，正與為國家搶救《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等相同。及至周作人出獄，客居上海，成《希臘女詩人薩波》一書，是為晚年眾多著譯之第一種。“書編成後將原稿託付康嗣群君，經他轉交給上海出版公司，後來鄭西諦君知道了，他竭力慫恿公司的老闆付印，並且將它收入他所主編的‘文藝復興叢書’?邊。”（《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一》）對此周氏有言：“古來有句話，索解人難得，若是西諦可以算是一個解人，但是現在可是已經不可再得了。”我們對於鄭振鐸，也應該于“文化名人”之外，再給加個“文化解人”，——老實說，擔得起這個名號的人並不算多。

二○○七年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