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止 庵
在與鄭振鐸輩分相當地位又大致接近的那批作家中,他是仍與我們關係較多的一位。相比之下,有些當年很響亮的名字,現在只在文學史中才被提到。詩歌當行時,我們看鄭譯泰戈爾《新月集》和《飛鳥集》;圖文書時興時,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被不止一次翻印;“書話”走運時,後人所編《西諦書話》也成了範本之一。這未必是多大的緣分,卻頗為持久。現在《失書記》在臺灣出版,也是一個證明。
鄭振鐸是文化名人,有關他的生平,網上可查,無須辭費。他有多種頭銜,諸如作家、翻譯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藏書家、目錄學家、大學教授、雜誌主編,乃至政府官員等。假如要舉出其一生事業中最要緊者,依我之見,恐怕還是一般介紹文章雖然總要提及,卻非擁有上述各種頭銜就能做到的那一件:“抗日戰爭前夕,他留在上海,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四處奔走,為國家搶救了大批珍貴文獻。”就中即包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此誠為中國文化史上一樁壯舉,一項偉業。鄭氏他種作為,雖亦不凡,別人卻也做得;惟有此事,他若不做,就沒人能做了,或者沒機會做了。此中詳情,鄭氏自己多有記述,本書收錄不少,這?不贅言。
鄭振鐸一生著述,我覺得也數《求書日錄》、《劫中得書記》、《劫中得書續記》等最有意思。雖然在他,此類之作僅為上面所說的餘緒而已。這路文字一般歸於“書話”。“書話”是很晚才有的名目,雖然可以上溯到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抑或更早。說來概念、範圍都有待厘清,光靠唐弢所謂“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還不足以界定。這大概可以分成兩路,其一為讀書記,其一為得書記,對照黃丕烈等所作,則前者是“變格”,後者是“本格”。以二十世紀幾位“書話”大家而論,周作人的《藥堂語錄》、《書房一角》,乃至後人編進《知堂書話》的許多文章,大多系讀書記,見識之高,同時或後來作者實難望其項背;鄭振鐸、唐弢、黃裳等,則是得書記比讀書記寫得好。唐文中和,黃文恬淡,鄭文不免稍顯激越,若作他種文章或為一病,《求書日錄》、《劫中得書記》、《劫中得書續記》等卻系以非常之筆,記非常之事,是以堪稱相得益彰。我嘗謂書話尤其是得書記一體,至鄭、唐、黃大致告一段落,因為後人不再有他們那個“得”的際遇了。我輩太平日子?搜羅幾本書,豈能與鄭氏筆下所載相比,所以這文章是沒法寫了。
鄭振鐸搶救文獻之舉,固與其個人愛好相關,即如《劫中得書續記‧〈清代文集目錄〉跋》所說:“余素志恬淡,於人世間名利,視之蔑如。獨於書,則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數日,如大將之克名城。失之,則每形之夢寐,耿耿不忘者數月數年。”此中眼界、心胸,又非尋常愛書人所有。不過《劫中得書記‧序》說:“夫保存國家徵獻,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堅陷陣,舍生衛國之男兒,然以余之孤軍與諸賈競,得此千百種書,誠亦艱苦備嘗矣。”《求書日錄》說:“說是‘搶救’,那並不是虛假的話。如果不是為了‘搶救’,在這國家存亡危急的時候,我們如何能夠再向國家要求分出一部分——雖然是極小的一部分——作戰的力量來作此‘不急之務’呢?”似乎別有感慨。蓋鄭氏所為,當時並未獲得一致理解。如葉聖陶在私人通信中說:“鐸兄代購之元曲,中間有無出色之作?教部居然有此閒錢,亦殊可異。現在只要看到難民之流離顛沛,戰地之傷殘破壞,則那些古董實在毫無出錢保存之理由,我們即沒有一隻夏鼎商彝,沒有一本宋元精槧,只要大家爭氣,仍不失為大中華民族也。以教部而為此,亦不知大體之一徵矣。”(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致黃裳,見黃著《書之歸去來‧故人書簡——葉聖陶》)所云“代購之元曲”,即《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巴金更曾公開予以批評。——多年以後,他在《懷念振鐸》一文中說:“敵人的槍刺越來越近了,我認為不能抱著古書保護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寶,在必要的時候也不惜讓它與敵人同歸於盡。當時是我想得太簡單了,缺乏冷靜的思考。”國破家亡之際,兩位有此想法不足為奇,亦無可非議。然而時過境遷,我們終於明白:文化之劫比政治之劫、經濟之劫更難恢復;甚至要說,政治容或轉而清明,經濟可能重新振興,文化的損失則無以彌補。“夏鼎商彝”、“宋元精槧”、“稀世瑰寶”,沒有就沒有了。自秦火直至四十年前一番浩劫,概莫如此。我讀《史記》,見《儒林列傳》所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每每感動不已。今思鄭公亦差可比擬。只恨古往今來,中國文化劫難太多,而此等人物太少也。《懷念振鐸》系巴金未竟之作,其中又說:“我批評他‘搶救’古書,批評他保存國寶,我當時並不理解他,直到後來我看見他保存下來的一本本珍貴圖書,我聽見關於他過著類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艱難、最黑暗的日子?,用種種辦法保存善本圖書的故事,我才瞭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認我不會做他那種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費苦心收集起來、翻印出來的一套一套的線裝書送給歐洲國家文化機構時,我又帶著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鐸。”這當然是後話,然而我們於此更無別的可說了。
鄭振鐸另有一文為此書所未收,不妨順便一提,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上海《週報》所載《惜周作人》。上來就說:“在抗戰的整整十四個年頭?,中國文藝界最大的損失是周作人附逆。”歸結為:“即在今日,我們不單悼惜他,還應該愛惜他!”具體言之,則是:“我們總想能夠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後,我們幾個朋友談起,還想用一個特別的辦法,囚禁著他,但使他工作著,從事于翻譯希臘文學什麼的。”其時周氏系獄不久,此論豈止“不合時宜”,簡直“冒天下之大不韙”。我想鄭氏之用心,正與為國家搶救《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等相同。及至周作人出獄,客居上海,成《希臘女詩人薩波》一書,是為晚年眾多著譯之第一種。“書編成後將原稿託付康嗣群君,經他轉交給上海出版公司,後來鄭西諦君知道了,他竭力慫恿公司的老闆付印,並且將它收入他所主編的‘文藝復興叢書’?邊。”(《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一》)對此周氏有言:“古來有句話,索解人難得,若是西諦可以算是一個解人,但是現在可是已經不可再得了。”我們對於鄭振鐸,也應該于“文化名人”之外,再給加個“文化解人”,——老實說,擔得起這個名號的人並不算多。
二○○七年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