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代東京人

序

寫於兩岸三地      新井一二三

 二十歲以前，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用中文寫作。畢竟，我是十九歲上早稻田大學以後，才作為第二外語學起中文來的。雖然從小非常喜歡寫東西，就讀大學期間不僅辦校園雜誌，而且在商業雜誌上發表些文章賺點零用錢，但是用外語寫作的念頭，還是完全沒有過。
 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我平生第一次去香港，為了畢業論文收集資料。未料有人約我為當地月刊供稿，題目是日本一九六零年代的「全共鬥」學運。於是辛辛苦苦地寫好了兩千多字的文章，在雜誌上真登出來的時候，我本人都驚訝了。同年秋天，我往中國大陸為期兩年的留學而出發，九月初在北京西郊住下來了。那時候的政治環境跟現在全然不一樣，台灣、香港媒體的記者是未能正式赴大陸進行採訪的。換句話說，大陸消息對港台媒體和讀者而言很有稀少價值。連一個外國留學生如我在大陸的所見所聞都能算是新聞的。所以，我每次放長假去中國各地旅游時候的經驗，都以游記形式寫下來以航空信件寄到香港去了。〈滿洲里去來〉〈上海的查理〉（錄於《東京人》）等文章，就是那段時間的作品。
 後來，我經過廣州、東京、仙台，一九八七年底作為一名東方移民抵達了寒冷的加拿大多倫多市。我在北國過的六年半時光里，身邊始終有男女華人朋友。有些人是從大陸來的，其他人是台灣來的。不過，當時在海外的華人，很多都看香港發行的月刊。所以，我每個月一次從加拿大通過傳真機發到香港去的生活散文，其實在周圍也有不少讀者。〈一百個情人〉〈同性戀父母親〉〈一個華人小伙子〉（錄於《櫻花寓言》）等文章寫的是當年我在加拿大的所見所聞。
 一九九四年，我從寒帶加拿大搬到亞熱帶香港去，一個原因是想親眼目睹香港回歸中國的過程，另一個原因則是就想回到中文環境裡去生活工作了。於是在香港住下來，找到一份中文周刊的特派員工作，天天跟來自香港、大陸、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等的華人一起做事的經驗，可以說是我一輩子要珍惜的寶物。他們持的護照有美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英國、德國等等的，而很多人都告訴我，曾在外地看過我連載於香港月刊的「東西方」系列文章。
 在香港，大家都不停地跳槽。本來坐在我對面的兩位同事不久就換到報社去工作了。其中一個人，原來的採訪主任，約我每星期寫一篇文章；「邊緣人」專欄就是那樣開始的。我自己也在職五個月後辭職，這時候已成為自由撰稿人了。然後，九五、九六年，我在香港好幾份報紙雜誌上寫專欄。跟著九六年夏天發生了保釣風波，對我個人影響挺大。
 有一段時間，我停止用中文寫作，主要是當時香港的「氣候」不對頭了。沒想到，這時候有人從海峽那邊的台灣來電跟我約稿。解嚴以後的台灣傳媒界非常活潑，人人都充滿活力，他們為我打開了新的工作領域。一九九六年開始，我的主要活動舞台轉到台灣去。九七年七月終於看到香港回歸中國，我自己也同月回歸日本來了。後來的約十年，我主要在台灣媒體上發表文章，書也都由台灣大田出版社問世了。偶爾給日本刊物寫東西時候，我的頭銜也是「中文專欄作家」了。
 轉眼之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二零零五年，我先後收到了兩封大陸雜誌的約稿信。翌年，文章陸續出現於北京刊物上了。我的中文寫作生涯，上世紀八十年代從香港開始，九十年代轉到台灣去，二十一世紀的零零年代終於抵達了中國大陸。真是感慨萬分。這期間，一方面有兩岸三地政治情況的變化，另一方面也有科技的大進步。八十年代，用鉛筆在原稿紙上寫好的文章，以航空信件寄出去；九十年代，用電腦擬好的稿件，以國際傳真發出去；到了零零年代，一切溝通都靠網路了。
 我在早稻田大學以及赴大陸留學時候學的中文是橫排的簡體字。後來為香港和台灣的媒體供稿，我得改用?排繁體字了。然而，我寫的早就是日本式漢字和簡體字的混合體，即使試圖改寫繁體字，結果卻為人不是人馬不是馬的怪東西，編輯無論如何都沒法子判讀的。有一次，我手寫日本作家幸田露伴的名字，人家竟誤解為幸田露體，讓我深深體會到這樣子可不行。於是馬上改用電腦寫稿，給各位編輯省去麻煩了。
 後來，有一天發現，在電腦上用繁體字寫的文章，只按一個扣子就能夠全部換成簡體字，我真的感動極了。在我看來，這不僅是科技的進步，而且簡直是在台灣海峽上空搭起了橋梁。記得一九八六年，我剛從大陸留學結束回到東京的日子裡，有個台灣中學生每周來我家學日語。她在我書架上發現大陸出版的魯迅選集，即當年的禁書，好興奮地帶走了兩三本，可是過一個星期再來時，很遺憾似地報告說：看不懂。對那年代的台灣年輕人來說，簡體字就是看不懂的東西。大概，當年的大陸年輕人也一樣看不懂繁體字的。從那時候起，我們大家都走來了很遠的路啊。
 這本書收錄的文章大多是在《萬象》和《SOHO小報》兩份北京刊物上最初出現的，只有關於上野的兩篇文章之前沒發表過。跟大陸讀者第一次打交道之際，我作為自我介紹寫了〈我這一代東京人〉，標題和構思都受了行家前輩陳冠中先生作品〈我這一代香港人〉之?示，我在此表示感謝。希望跟兩岸三地媒體的合作關係，以後還會越來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