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一場醉人的知性之旅
程樹德
首次翻閱古爾德這本書,是在哈佛大學合作社(Harvard Cooperative Society)的書肆內。這棟建築的三樓一整層,都擺著教科書及教授指定的經典著作。對我這不曾在美國念大學、但很想知道點實況的人,最取巧的辦法就是到此書海一逛,看看哪門課開了哪幾本書,就知道該怎麼下手了。而就在普通生物學旁邊,排了一整落平裝本的《達爾文大震撼》(英文直譯為《自從達爾文以來》)。書的封面很滑稽,是白髮禿頂的達爾文,被慢慢從太初混沌演化出來的小蟲子、猿、猴及原始人包圍著。
這本小書到底何德何能,竟能躋身經典叢書之列呢?
當時我還是個剛出爐的分子生物學小學徒(民國七十一年),認為演化生物學冷門得出奇,甚至更搞不懂「天擇」是何把戲。它說︰「適者就是生存者,」但生存者也是適者。那麼天擇豈不成了繞著自己尾巴團團轉的小瘋狗了嗎?
我那時想,既然這本書封底有一大堆書評家高度讚美之辭,便隨手翻一翻,沒想到就像掉進了裝滿醇酒的桶子裡,一醉再醉,染上了古爾德癮。
■怪胎古爾德
古爾德是美式學者群當中少見的怪胎,不但專業精深,學問更是無與倫比的淵博。他出生在紐約巿的猶太家庭,從小就迷上了棒球和恐龍——這是他五歲時,跟父親到博物館看霸王龍化石之後造成的結果。他在一九六○年代初,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念古生物學,他的指導教授也在當年啟發他兒時興趣的同一家博物館內工作。
這一刻,美國的古生物學界剛好醞釀著一場小型革命,它不再自甘當地質學的奴隸,不滿足於用化石替地層學定年。新一代的學者想用化石紀錄來研究演化史當中的生物變化實況。這股暗潮剛好鼓舞了充滿熱情及衝勁的古爾德和同窗好友艾垂奇(Niles Eldredge),想另闢一條蹊徑。這兩位造反派年輕人都受過完整的演化生物學訓練,但也都沒辦法接受古生物教科書所謂「生物緩慢演化」的說法;因為,他們從化石上只看到突然的變化,而甚少是緩變的。經過長期的思辯後,他們在一九七二年大膽提出「平衡中斷學說」,向緩變論挑戰。
此時古爾德已經畢業,也開始在哈佛大學教書。雖然研究事業正奮力開展,但另一項事業倒意外落在他身上。因為有人很欣賞他的文筆,便邀他在美國自然博物館所出版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雜誌上寫一專欄,叫「這樣的生命觀點」(this view of life,借用達爾文自己謙稱的演化觀)。古爾德活潑瀟灑的文筆,剛好在此得到很大的發揮,所以很快地便吸引了一群忠實讀者。這個專欄持續進行了二十多年,總共幾百篇恣肆揮灑且妙趣橫生的小品,也凝成了好幾本文集,其中流傳最遠、影響最大的,當屬第一本《達爾文大震撼》了。
■為達爾文突圍
雖然書中三十三篇文章所談的話題,從行星的大小及於地質學和社會及政治史,但它們都是由一條精微的演化理論所連貫互通;主旨在解釋達爾文思想為何這麼受人誤解,而達爾文本人又是以什麼樣的心情來對待他這早產的智慧結晶。這一趟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知性之旅,就像一場豐富的盛宴,令人流連痴醉。
演化生物學主要談論的是,地球形成四十六億年以來生物出現以及改變的歷史。因此演化生物學的愛好者對於演化歷史的興趣很深,對創始人達爾文個人的事蹪也極為好奇。
可惜過去一百年來,限於資料不足與先囿於主觀的偏見,許多為達爾文作傳的人常犯嚴重的錯誤。例如,達爾文的父親頗為嚴肅,曾專程寫了封信責備正在念大學的兒子︰「你只顧迷著捉蟲子、獵狐狸,再不醒醒的話,可讓我們蒙羞了。」達爾文三十多歲以後被怪病纏身,就有人亂套佛洛伊德的學說,認為他患了父權高壓下的「軟骨病」。
像這一類無血缺淚的傳記,現在都可以擺在一邊了。當年沉默的達爾文靠老赫胥黎(T. H. Huxley)替他縱橫辯論;如今,飽受世人誤解的達爾文又得到了當代被尊稱為「美國赫胥黎」的古爾德來幫他突圍。且讓我們欣賞達爾文突圍以後的大震撼吧!
■展現達爾文新貌
達爾文新貌之所以逐漸展現,應該歸功於兩方面。
首先,近幾十年來,研究科學的風氣愈來愈昌盛,科學史漸漸從史學中獨立成一門新學術,各大學也紛紛成立科學史系。而達爾文以豐富之著述及成就之偉大,遂逐漸成為科學史學者研究的新寵。「達爾文工業」也應時而興,頓成顯學,關於他的論文及專書不斷湧現。
其次該歸因於大量原始資料的出現。達爾文本人像松鼠般,善貯片紙隻字,絕不任意銷毀;因之筆記本、舊草稿、來往書信、眉批過的文章、散落的書頁,都被他分類收藏。經過專家數十載的辨讀、轉抄及整理,近來出現的資料已從涓涓細流,匯成汪洋大川了。
自一九八五年《達爾文書信集》(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出版以來,時至一九九一年已出版七大冊。雖然一八八七年所出版的《達爾文的一生及書信選》(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早已是學界熟悉的著作,但這經過嚴格刪修及檢查過的文集,缺少了很多細節,使我們無法知道達爾文的性格,更無法探究他思想與其社會的關係。而完整的《達爾文書信集》則彌補了這缺憾。
第二項大文獻是一九八七年出版的《達爾文筆記本》(Charles Darwin's Notebooks)。這本七百五十頁的厚書,就像是一座金礦山,讓我們看到他思想一天天發展的過程。
而第三大資料來源,則是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日曆》(Calendar),裡面有一萬四千封達爾文與其他人來往的信件。這對了解他怎樣交朋友,有莫大助益。
從這大量原始資料,我們終於知道達爾文什麼時候想出物種轉變的理念,何時頓悟天擇的道理;也終於明白他為何拖延二十一年才敢發表演化理論,而且他也不曾剽竊華萊士(A. R. Wallace)的創意。更重要的是,他革命性的學說對思想界的衝擊——他一直深怕自己的純唯物哲學掀起巨浪。但到了維多利亞時代末期,他的演化科學反倒成了自由主義的大台柱。
本書第一部首章及次章,就是擷取達爾文新貌中最精采的兩個發現,以饗讀者;第三章釐清「演化」及「進步」的分野;而第四章則分析了「天擇」最細微處——到底是「誰」施行選擇?到底「適應性」如何定義?只要弄通了這兩點,您會有醍壺灌頂之樂。
■這是我們的故事
或許是西方基督教及猶太教傳統的影響,西方人對「人類怎麼來的?」「我們人類到底在宇宙中占了什麼樣的地位?」及「人類為何而活?」等問題,一直有很深的關懷。因此,演化生物學既然敢否決「人是瞬間被創造出來」的說法,自然得提出它自己的看法。達爾文在英國社會既恐懼又期盼的等待下,終於在一八七一年出版《人類傳衍》(The Descent of Man)一書,認為人是由與大猿相似的祖先所逐漸變成的。
自此以後,發掘人類的化石,就成了人類學者最重要的工作。
雖然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重要的人類化石,如克羅馬儂人、爪哇人、北京人等,都是在歐亞大陸發現的;但是部分學者聽從達爾文的推測,開始到南非和東非發掘,果然證實了他的假設︰人是從非洲演化出來的。
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類人猿的化石可上推到三、四百萬年前;而且因同時代有多種不同化石出現,也引發單支或多支演化方式的爭論。本書第二部的第六章,便是力主人類演化與其他生物一樣,是灌木式地側枝繁生,而非單系樓梯式節節升高。
主張人類異於其他萬物的學者,汲汲營營想發現人和大猿(黑猩猩及大猩猩等靈長目動物)之間的不同處,以維護人類所自封的神聖超凡地位。但這些努力都被證實失敗了。第五章就是縱橫古今的議論,想申言人類和動物的特徵,其實只有程度數量的差別罷了;人類超凡的心智能力,也只不過是大腦神經細胞數目多了點的結果。馬克思(K. Marx)不是說過「量變而後質變」嗎?
解剖學家觀察到,人類有許多特徵與猿猴的幼年期頗為相似,因此他們提出「幼態持續」(neoteny)理論來統領多項觀察。這種現象在其他動物也存在。例如,蠑螈保存了幼態的鰓、聖伯納狗擁有巨大的身軀,但卻又有個可愛的娃娃頭。這種理論最有趣的推測,就在於「幼態」增加了腦細胞擴充的可能及學習的時間。這在第二部的七、八兩章有精采論述。
如果分子生物學一旦進展到能夠分析發育的遲速,則能對幼態持續論予以檢驗。那麼這將會是令人興奮的一刻。
■匪夷所思的演化世界
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有一門所謂「自然神學」的學問,致力於發現生物精巧絕倫的構造和功能,以揭露造物者的智慧。但達爾文演化學說出現之後,如果只是用天擇取代造物者來解釋自然界當中所隱藏的美妙適應,則其在邏輯上並不算是更強而有力的科學理論。
從人的觀點來看,造物者具有良善的特性。因此,如果我們能從自然界當中發現某些被人們認為是極度怪異、且不太能用人類自認的美善來解說,但卻能用天擇說明的生命現象;那麼「天擇論」做為一項科學假設,應該就強過自然神學了。所以,達爾文和以後的演化學家,遇見這些違反人類道德規範的生物行為時,都特別留意。第三部的第十及十一章就提及兩件最令人目眩神移的複雜現象:樹癭蠅為何吃掉自己的媽媽,而竹子為什麼一百二十年開一次花。這兩個例子正好顯示,反常識、反常理的現象,才是理論較好的試金石。
第九章所談的愛爾蘭鹿,在生物學史中,因為盛行觀念的不同,而對牠有極不同的詮釋。但這也正符合了科學哲學中對「典範」的定義︰同樣一項事情,在不同典範的觀察下,就有極不同的意義。所以,相信神造萬物的人,絕不相信這種巨鹿會滅種;而相信定向演化學說的人,認為牠的大角是不可逆的趨勢,縱使害處愈來愈多,也依然擋不住這種後果;至於傾向純選擇論的學者,則認為大鹿角是雌鹿欣賞大角雄鹿後的結果。因此雖為同一項事實,但在不同理論之有色眼鏡前,也呈現不同相貌及解說。顯示科學真是反映人心呢!
熟悉創造論的人,一定知道神學的「第一原因」(first cause)︰精巧的鐘錶後面必定有製錶匠,所以極度複雜的生物背後,一定有造物者存在。因此,質疑天擇的人,必然也會問:「精巧如眼睛,是怎樣只憑演化就產生的?」達爾文很重視這一種挑戰,因此謹慎應付。而現代生物學則有更多漂亮的證據,以提出可信的解釋。第三部的第十二章就是關於「完美器官」的奇譚——河蚌演化出一隻餌魚。
■課本上學不到的生命史
科學家從物理學和地質學頗為可信的時間考定技術,推知地球出現已有四十六億年左右,但卻一直要到古生代之初的寒武紀,才出現明顯的生物化石。為什麼較大的生物在這一刻才突然出現?這是否意味著造物者在這一刻靈機一動,有創造生物的衝動?
這個「寒武紀大爆發」(Cambrian explosion)事件一直深深困擾著達爾文,而他也提出了一些無根據的假設來解釋。但現代古生物學家在仔細尋找古老的沉積岩、並磨成極薄的薄片觀察後,發現了三十多億年前的細菌化石。因此,在多細胞生物出現的前三十億年,就有單細胞細菌存在。這算是部分解決了達爾文的困境。
細菌在這三十億年的歲月中發明了光合作用,把無氧的大氣變成了氧含量很高的大氣結構;同時也肆行共生,演化出有細胞核的大型細菌群落。細胞聯合在一起分工合作的結果,才有多細胞生物的出現。因此,生物的分類不能再以人的偏見為主,單將生物區分為動物與植物;而應該還要賦與微小的生物——細菌、真菌和原生單細胞生物,更高的地位。這種五界分類法是革命性的新觀念,第十三章即介紹它的故事。
寒武紀大爆發的另一項問題是,為什麼那時動物界各門幾乎同時出現呢?這個謎中之謎因為生態學理論漸趨成熟,而借來有力的新觀念——在一個地區,如果有掠食者侵入了,反而能打破單一植物獨霸的場面,讓其他種植物及更多種動物一起生存。是否在六、七億年前,有位大食客能大肆吞噬藍綠藻鋪成的廣大地毯,創造空間讓物種繁衍呢?這個迷人的理論將在第十四章有精采的論述。
另一個生態學原理「大區域物種多,小區域物種少」,也能漂亮解釋生命史上最巨大的滅絕事件。這次滅絕事件發生在兩億四千萬年前古生代之末,比中生代末期恐龍之死更加劇烈及廣泛。如果這麼一項小觀念居然能成功,豈不讓人驚喜萬分!
■關於這顆地球
科學史學者孔恩(T. Kuhn)認為,科學的演變不是漸進式的,而是革命式的。老理論被推翻,而新理論則堅守霸權到最後一刻,才在動盪紛擾中垮台。
地質學中就有兩個重大革命事件,在一番波折後,確立了它今天的面貌。
在聖經主導的時代,地球只被准許有六千年的歷史。果真如此,那又怎麼解釋幾百公尺的沉積岩層和蝕平的山峰及深陷的峽谷呢?所以,大洪水、大災變便成了合理的說法。然而,若純粹只談今天我們所見不著、且無法證實的大災變,又豈非把地質學變成神話學,事事要靠超自然力的干預呢?
律師出身的英國地質學家萊伊爾(Charles Lyell)出場了,他提出「漸變論」,要求以今日能驗證的地質過程(如風化和沉積),來推衍古代可能的事件。憑著他的雄辯,居然在十九世紀初,統一了地質學,將漸變論奉為典範;而達爾文搭著「小獵犬號」出航探險時,也抱著萊伊爾的《地質學原理》當聖經。
二十世紀早期,德國氣象學家韋格納(A. Wegener)發現南美洲東側和非洲西側能像拼圖般的對在一起,甚至五大洲都能剪下來貼成一大塊陸地。如果假設大洲能漂移,倒是能解釋很多地質怪現象,例如,冰河從大西洋流向熱帶非洲。韋氏的大膽假設在一九六○年代終獲革命性的成功,而板塊構造學也成為一典範。
第五部除了談這兩大革命之外,又及於科學界異端的問題。古代的伯內特(R. T. Burnet)牧師、近代的維里科夫斯基(Immanuel Velikovsky),都是「盡信書」的人,他們都為了聖經上的事件而否認舊的物理原理,結果也十分有趣。讓我們一起欣賞吧!
■從教堂、大腦到星球
理論物理學家都有個夢想,要把物理界四大作用力——強作用力、弱作用力、電磁力和重力,融合成一個大一統理論。但是在生物學領域裡,重大原理卻實在不多,所以實驗科學家寧可將心力放在細節的追尋上。或許因為知道了細節(例如愛滋病毒感染哪一種細胞、癌細胞是哪一個基因出錯了),方才是實用的關鍵吧。
但單純的物理原理,卻是我們欲明白生物特性的極根本之處。
為什麼沒有一尺長的大蜜蜂?為何沒有一丈高的巨人?這當然是因為物理和化學的基本限制,所以科幻電影中的大怪物也不可能存在。天文學家伽利略是第一位發現大小形狀對生物影響重大的人,而隨後生物學家霍登(J. B. S. Haldane)也有精采的補充。這便是第六部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主題。
地球為什麼是宇宙中充滿生命的小藍鑽石,而金星、水星、火星卻只是死寂大地呢?答案其實沒有更深奧的理由,「大小」幾乎就是最關鍵的原因︰它夠大,才能捉得住大氣層,才能有活躍的地殼運動;光是重力一項,即決定生命發生的可能性。第二十四章把眼光從地球延伸到太陽系,更點出物理對生物的規範性。
■科學的應用與誤用
科學家不是離群索居的人,他們在成長階段也同樣深受當時社會文化偏見的影響,不知不覺塑造了他們對大自然的觀點,而多多少少會扭曲真相。所以,我們在剖析他們的錯誤時,也該提醒自己不要掉入相似的陷阱。
十八世紀的胚胎學中,有一派理論相信精子或卵中含有預先形成的小人,而且小人睪丸中的精子裡還有更小的人。這種說法從現在的觀點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但若深入探究他們的著作後,反而可發現他們是理性的堅持者;在「邏輯推論」和「眼見為憑」的衝突中,毅然選擇了前者。
雖然被笑罵了幾百年,但分子生物學終於還給了他們公道。形成生物個體各種特徵的密碼,不就是藏在極小的染色體上嗎?第七部第二十五章,就是要我們設身處地去了解前人。
科學家多是社會的中產階級,所以他們的觀點可能無法跳脫某些既定格局︰例如,相信自己頭腦的工作有優越性,因此以為在人類的演化過程中,「腦子變大」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重要特徵。但當考古學家挖出小頭而直立的猿人時,卻讓他們困惑之至。這種「姿勢」與「腦容量」孰先的爭議,在第二十六章中有精采的重現。
■人類本色
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顯然中國哲學早就設定人有一種「不教就會」的傾向;同樣的,西方思想中也有相似的「本性」與「教養」之議。究竟人有沒有本性?如果人有「部落」的本能,是否只能親近家族成員,而視外人為寇讎?在這種前提之下,博愛的情操又哪裡來?如果男人有多妻縱慾的傾向,又怎樣解釋神父、和尚的忍慾節操呢?
這不只是科學爭論的焦點,也是極度激情的政治法律話題。主張「人有各種本性」的科學家不一定有排他的意圖,也不一定容忍本性之發揮,但卻未預料到理論被濫用的後果。例如,種族歧視、性別偏見,就常把帳掛在他們身上。
第八部力主人性科學其實是「生物決定論」偏見下的研究;它為社會現狀辯解、它替既得利益階級說話,它否決了人類主觀努力後,能改造命運的可能性。而古爾德則力主「生物潛能論」,他認為本性並不干緊要,人既從社會文化裡學到絕大多數的觀念,就該致力改善人所處的環境,並激發潛能。一九七五年威爾森(E. O. Wilson)所出版的《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算是一項最新嘗試建立「人性科學」的努力,也是生物學家野心勃勃想攻入心理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的一大持續努力。而自由主義派的生物學家如古爾德、路翁亭(R. C. Lewontin)應聲反擊,則是近三十年來思想界的大事。這一部的各章都繞著這主題打轉。
其實,人都是依照自身的利益來區分大小圈圈的。當人們為了要爭取未得利益時,就「去異存同」,強調四海一家;而一旦企圖把持既得利益時,就「同中求異」,硬把別人歸為居心叵測的異類。所以,若我們能看穿這種意圖時,不管它是「劣根性」還是「學來的」,總該有所警惕和自制吧!
——一九九五年寫於陽明大學微免所;二○○九年修訂
紀念文
達爾文誕生兩百年紀念文
天演論的百年命運
程樹德
光緒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六年)初夏天津,待在水師學堂辦公廳的校長嚴復,熬著寂悶的酷暑,內心翻騰著無數的煩惱。
多年前,嚴復的慈母與髮妻相繼過世,為了生活上有人照顧,他續絃一妾,沒想到這小女人脾氣大,鎮日尋他爭吵。個人的苦悶之外,他經世濟民的抱負也不得發展,從船政學堂以最優等畢業後,他受李鴻章賞識,派往英法留學,沒想到回國後未受重用。那時嚴復雖貴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類似海軍官校校長),仍只能紆尊降貴與那些毫無見識的貢生監生一齊,背著桌子板凳去趕鄉試,四次落第,壯志難伸哪。
而國事更加危急,兩年前甲午戰爭,北洋水師覆沒,馬關條約簽訂,割台澎,賠巨款,在在使這海軍官校校長的嚴復中夜徘徊,熱血沸騰。沒有槍桿子,沒有權柄,滿腹中西學問的嚴復就在這炎夏,舉起筆桿子,著手翻譯兩年前才出爐熱烘烘的科普作品,即英國學者赫胥黎的演講集《演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
赫胥黎就是綽號「達爾文的牛犬」的著名學者。當《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一八五九年出版後,英國教會奮起挑戰達爾文的演化觀,達爾文不願加入戰局,就由赫氏擔綱,負責護衛科學的立場,防止宗教勢力入侵。而這本《演化與倫理》,是赫氏最後言論,代表他對自然與社會的沉思。
■百年後掀起科普熱潮
嚴復的《天演論》一出版,即造成熱潮,先後出現三十多種版本,但國家社會更大的動亂及災難接踵而來,終未能有系統的翻譯西方演化論的作品。
一九九一年,天下文化開始有系統地翻譯西方科普書,演化論的科普書陸續引進,加上其他出版社也加入這一熱潮,將英美近二、三十年來的名著,一一推介給中文讀者。
近代英美傑出的科普作家,如近年過世的古爾德,雖因其提倡的平衡中斷說掀起學界爭議,政治立場也趨近馬克思主義,但他文筆生動、學問淵博,他的演化文集,風行英文世界多年,其《達爾文大震撼》及《貓熊的大拇指》兩岸都有譯本。英國牛津大學動物行為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文筆冷雋、說理清晰,鼓吹學者漢彌敦(William Donald Hamilton)的親族選擇最力,《自私的基因》與《盲眼鐘錶匠》中譯本在台出版,另外多本則未譯出。美國學者戴蒙(Jared Diamond)文筆親切,他綜合歷史地理及演化的大作《槍炮、病菌與鋼鐵》,有啟發力,乃難得佳作,近作《大崩壞》也極有影響力。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生物學家的威爾森,雖以螞蟻及生態學成名,但他領頭創立社會生物學,爭議雖大,但已然成為重要研究領域,他的多本書中,自傳《大自然的獵人》、《論人性》、《Consilience:知識大融通》、《繽紛的生命》都有中譯本。而新銳作家、英國記者瑞德利(Matt Ridley),敘事委婉,擅講故事,《德性起源》及《天性與教養》二書,也都有中譯。
■達爾文影響力方興未艾
從二十一世紀初回頭檢視過往百年的出版史,嚴復在那個漫漫長夏所譯的《天演論》,無疑是首部演化的科普書,也是公認名氣最大、影響最廣的,這究竟是何原因呢?我綜合歷史及經驗,提出三個理由,就教於方家。
《天演論》初稿完成後,嚴復就交給桐城派古文大家吳汝綸,以及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及譚嗣同等人看。康閱後感慨說:「眼中未見此等人,」認為「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筆端充滿感情的梁啟超讀後,也說嚴復「於西學中學,皆為我國一流人物」。吳汝綸不只寫序,甚至刪節天演論,讓中學老師當國文教材。是以在出版前,嚴復此書已普遍得到士林的讚許,替他大力宣傳。
其二是嚴復借赫氏佳醪,澆自己心中之塊壘。赫胥黎秉承維多利亞時代以來英國之自由主義傳統,認為雖然萬物競爭,優勝劣敗,但人類社會之倫理關係不同於自然法則,若要能相親相愛,互敬互助,必須與自然之道相抗才行。對此嚴復並不贊成,他本著救亡圖存的愛國思想,反指出人類善相感通的天良及互助團結的保群,都是天演的結果,既然人人皆有,只要奮起,必能救國保種,免於歐西及東洋的侵略。大英帝國的極盛時代,一位演化學者的哲學思考,被嚴復一轉成爭勝競存的一個信念,這該是他成功的另一要訣,即轉學術思辯為政論。
此外,當時中國正渴求一個新的意識型態。余英時分析清末民初的思想,是不停喪失信心,不停拋棄中學,不停激進化的時代,原先以為學學「船堅砲利」即足以趕走外夷,證明不足之後,再改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口號,待到甲午戰敗後,進一步要拋棄中學了。嚴復在他政論中「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正代表知識人要更激烈地拋棄舊學。而新學為何呢?嚴復所引「物競天擇」正是一個奮鬥哲學,一個自強口號,正足以激動愛國讀書人的胸懷。
今年正值達爾文出生二百年,以及巨著《物種原始》出版一百五十年,他的影響在西方持續加深,當然也會對中國,除了物競天擇的口號外,有更進一步衝擊。日換星移,我們拭目以待。
——二○○九年寫於陽明大學微免所
前言
這樣的生命觀點
古爾德
美國著名的遺傳學家繆勒(H. J. Muller, 1890-1967,一九四六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在一九五九年悲歎地說︰「整整一百年來沒有人了解達爾文,這段日子實在是太長了。」
這段話聽在很多人的耳裡,可能會覺得繆勒長了一張烏鴉嘴。難道他要用這種方法來慶祝《物種原始》出版一百週年嗎?不過話雖然不怎麼中聽,但的確沒有人能夠否認這句話的真實性,也沒有人能夠否認繆勒真實地表達了他內心所有的挫折感。
■「天擇」其實很簡單
為什麼達爾文的理論這麼難了解呢?
事實上,在《物種原始》發表後的十年內,他已經讓學術界相信演化過程的確存在;但是在達爾文的有生之年,卻始終不見他的天擇理論被大眾所青睞。一直要到一九四○年代,天擇說才在學術界獲得全面的勝利。然而,即使現在大家都承認它是達爾文演化理論的核心,但它依然普遍受到誤解,以及人們的錯誤引用,甚至被誤拿來當作達到某些目的的工具。
天擇說之所以難了解,並不是因為它的思考邏輯有多麼複雜。其實天擇本身的理論基礎相當簡單,只包含了兩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以及由這兩個事實所推衍而得的結論。
第一,生物會改變,而且這些改變能夠遺傳給後代。
第二,生物所產生的後代很多,但並不是每一個後代都有生存的機會。
第三,一般來說,在眾多發生各種變異的後代中,最能適合環境條件的個體,獲得生存繁衍的機會就更大;所以這些利於個體的變異,便能夠經由天擇而在族群當中累積。
然而,前面三項敘述只是保證天擇能夠運作,但並不能完成達爾文另外賦與它的角色。
達爾文理論的精髓在於,天擇不僅只扮演「淘汰」對環境適應不良的生物而已,它還是演化過程中、創造新特性的主要動力。此外,天擇也應該能建構出更適合生存環境的生物;藉由一代代將這些有利的變異保存在基因庫裡,並血脈相傳,天擇便能一步步創造出生物新的適應性。
如果說天擇具有很高的創造力,那麼,剛才第一點所提到關於變異的敘述,就必須再補充另外兩個限制。
■演化既沒有目的、也沒有方向
首先,個體所產生的變異必須是隨機的,或至少不會只偏好某個特定的適應方向。因為,如果變異只朝某個「正確」的方向產生,那麼天擇就失去了它創造性的角色,而僅僅只是消除掉那些不往正確方向變異的不幸個體而已。
所以,拉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 1744-1829,法國博物學家)主義所堅持的「動物能夠了解自己的需求,而且會朝那個方向變化,並把獲得的性狀傳給後代」,並不符合達爾文主義。目前我們所了解的基因突變,已經證實達爾文的立場是對的;因為他所認為的「變異並不會事先預期該朝哪個好的方向,去產生變化」符合我們所知道的基因突變現象。
演化是「機會」和「必要性」的混合物,各種變異都有機會存在,而天擇則保存了必要的性狀(即適應良好的性狀)。
其次,相對於產生新種的演化變異,族群裡的個體變異一定要很小。換句話說,新種的產生是由於族群個體變異的累積。因為,新種若是「突然」出現的,那麼天擇只需要除掉以前的品種,讓出空間讓新的品種生存即可;但這些新種就不是天擇所塑造的了。
因此,我又得再次強調,以我們現在對遺傳學的了解,更能支持達爾文當時的觀點——小突變是演化過程中的素材。
所以說,達爾文這看似簡單的理論,其實也有細微複雜處和額外的要求。
但不管怎樣,我認為它之所以很難被大家接受,並不是因為有什麼難以了解的科學理論。我想,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於達爾文所傳達的訊息裡,隱藏著激進的涵義。這些激進的哲學思想挑戰了根深柢固的西方傳統,而大家卻還沒有準備好要放棄這些傳統概念。
■演化既不是進化,也不是退化
首先,達爾文主張演化沒有特別的目的。個體的奮鬥只是想在未來一代代的子孫身上,增加自己基因的比例而已。世界上所呈現的和諧與秩序,也只不過是個體為了求取自己的利益所展現出的表象罷了。關於這點,我們可以藉由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自由經濟體系,來了解大自然的運作(詳見第十一章)。
達爾文所傳達的第二個訊息是,演化沒有方向,它不會一直朝著更高等的事物演化;生物只是為了要更能適應它們的生存環境,並沒有所謂的進步或退步。一種寄生蟲慢慢地「退化」,是為了符合牠們在宿主體內的生活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