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的年代：跟著大師艾可看世界

導讀

他也寫政論－－我們不知道的艾可∕南方朔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1932~）乃是我們一點也不覺陌生的名字，尤其是文學界對他當更為熟悉，他的文學作品如《玫瑰的名字》、《傅科擺》、《昨日之島》、《波多里諾》、《羅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幾乎每出一本都引起世界文壇的關注與討論，在台灣當然也不例外。但除了文學作品之外，人們對他其他的部分就所知較少了。

　　其實，艾可與英國的艾佛絲．梅鐸（Iris Murdock，1919~1998）相同，他（她）們都是當代重要的哲學家兼小說家，只是因為小說的聲名在上，以至於掩蓋掉了本業可能更重要的名聲。艾佛絲．梅鐸的當代倫理學有原創性的貢獻，而艾可則對當代記號學已成一家之言。艾可更獨特的乃是他繼承了歐陸那種文士傳統，要在人生扮演一種總體性的全人角色，因此除了記號學、小說、美學、文學評論之外，他還在報刊雜誌寫專欄，論時政及當代議題，甚至還廣泛地公開演講。他在文集《在過現實中旅行》裡即表示，他這種管盡天下事的特性，乃是歐美文化樣態不同所致，美國角色分工細，學者很少寫專欄，歐洲則有較強古代文士風格，寫專欄乃是常態。由於角色繁多，他從四十多歲就以快速的效率自我要求，他奉行「三快」：走路快、吃飯快、刮鬍快，他甚至還說：「我時時都在工作，如果有塑膠紙，保證每天在淋浴時我都會在工作。」由於天下事沒有不關心的，他還說：「我對任何事已失去了沒有意見的自由。」艾可那種講究效率的人生態度，由這幾句話已充分顯示，這也是他迄今為止，各類著作總加起來已超過三十種的原因。

　　近代哲學領域裡已衍生出記號學這個分支，它所研究的乃是承載意義的記號本體，如文字、圖像、聲音，甚至其他人為的表達形式，如建築、設計等和世界的關係及意義之學。這個領域又有三支：語用學、語意學和語法學。記號學這個領域在所謂後現代的當下，由於語言圖像日益發達，已有一些理論家將記號的重要性無限提高，記號所依附的承載本體反倒成了相對不重要起來。當代文學理論上談到文本解釋時，有一派人認為文本解釋可以無限，這種「作者已死，作品開放」的觀點即屬之，在概念上，它被稱之為「記號唯心論」。但艾可則不然，他自己是個黑管的玩家，他認為即便在極端抽象的音樂這個領域，作品的開放度都極為有限，何況其他。他認為作者的本意、文本的文化及歷史制約，都使得文本的地位不容輕疑，在理論上他這種主張被認為「記號實在論」。他認為當代記號語言學已沾染到太多知識分子的傲慢自大的唯心論色彩，出現了太多「秘教式的偏離」（Hermetic drift），因而文學上的「過度解釋」和「錯誤解釋」遂告充斥。他曾經多次表示，文學家讀作品，對作品的聯想和解釋一定要嚴格區分，近代有太多文學批評家其實是以自己的讀後感當作了作品解釋。我記憶最深刻的乃是一九九○年他應英國劍橋大學之邀，做「坦勒連續演說」（Tanner continuous），在該次演說中他即重述了自己的記號語言學和文學批評的態度。該次演說討論活動，後來輯成《詮釋與過度詮釋》一書，他還舉了多個文學亂讀亂講的例子，很有反省的價值。把據個人粗淺的理解，當代理論家裡，凡學識愈淵博者，由於歷史理解得深，愈傾向「記號實在論」，只有年輕、以及純搞概念者才傾向於「記號學唯心論」。艾可治中古美學史、宗教神學史起家，歷史知識精深，他不相信文本可以任意解釋，認為文本有其歷史條件的客觀性，也就不難理解了。他認為文本不容過度解釋，過度解釋會滋生禍害。《傅科擺》這部小說講的即是這個課題。

　　近三十多年來，除了專業的記號學不輟外，艾可的文學和專欄也從未停止，相比起來反而是寫小說起步較遲，寫專欄評論早在一九六○年代即已開始，小說則是一九七○年代末才告開始，出版社原本贊助他寫偵探小說，但他認為他在對白上寫不好，後來他所有的小說遂都以歷史題材為重，而小說題旨也都與記號學有關。

　　而在非本業的專欄、演講及評論等方面，一般人雖然較不熟悉，但在歐陸，他的此類文章，其實也早已享有極高名聲。由於出身記號學，而當代新興事務上也處處都與記號學有關，因此他的此類文章也都有極明顯的記號學色彩，可以說他在評論上也開啟了「記號學批判反思」這個類型。前二十年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教授布隆斯基（Marshall Blonsky）選集了一本記號批判文集《論記號》（On Signs），艾可即是該文集份量最重的學者，他談的題目有說謊、電影「北非諜影」、色彩、羅馬時代自然史家普蘭尼、中古時代文化等。除了這些之外，諸如哈利波特、偵探小說作家阿嘉莎．克莉絲蒂，美國電視劇「朱門恩怨」，甚至如麥可．傑克森，梅爾．吉勃遜的電影，艾可關心事務之廣且泛，早已使他成了歐洲主要知識分子領袖之列。記號學主要創始人之一的皮爾斯（Charles S. Peirce，1839~1914），乃是美國十九世紀的天才科學家、數學家及哲學家，他曾表示：「記號學使我們了解世界更多，多過許多科學。」一個盡責的記號學家必須不斷透過對記號之了解來理解世界與社會，也只有對世界整體的意義能掌握，始能更清楚地去探索記號，深度理解世界的方法之一即是透過對記號的掌握。在這方面，艾可可謂已成了當代知識界的一個標準型的人物。

　　在一九七二年，艾可曾出了《在過現實中旅行》這本文集，那可說是他記號學批判反思功力的首度呈現。在該文集裡，我最喜歡的是〈走向一個新的中古時代〉這篇長評論文。在那麼早的時光，艾可即已敏銳地體會到由於媒體的發達，世界已出現了許多由記號所組成的比現實還現實的過現實。他也注意到環境生態的破壞造成了另一種現實，整個世界表面上是在往前走，事實上則是在走回到另一種中古時代。這種對未來的懷疑，早已成了支持評論文章的基本主張。現在這本《倒退的年代──跟著大師艾可看世界》，可以說即是他一貫的延長。

　　他的這本評論集，乃是二○○○至二○○五年間所寫的一些專欄及演講的選輯，這段期間有面對千禧年的焦慮，有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和接著的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而在義大利內部則有媒體大亨貝魯斯柯尼的成為總理及媒體民粹主義的興起。這些都是攸關世界走向的重大記號，而艾可就是對這些問題提出他的批判，而且經常更帶著一些幽默與嘲諷。對於這種選集，實在很難逐一討論，我只能說艾可做為歐陸當代重要知識分子領袖，他的觀點實在極有見識，尤其是他在討論當代媒體民粹主義的部分，其實也很值得我們借鑑。無聊、白癡、創造快樂的假象，這種媒體民粹主義的操控，不也同樣在台灣發生嗎？

　　而我最喜歡的乃是他談諾博托．柏畢歐（Nerberto Bobbio）的那一篇。柏畢歐乃是當代歐洲最重要的政治及法律哲學家。艾可對他推崇備至。柏畢歐指出：「文化人的任務乃是在散播懷疑的種子，而不是收成已然明確的事實。」艾可將柏畢歐的觀點延伸，有兩段對話亦可讓我們借用：

　　「知識分子的任務，不在解決，而在製造危機。」

　　「柏畢歐的教誨告訴我們，知識分子唯有在知道如何和自己的政黨唱反調時，他才是真正的批判者而非文宣專家。採取介入立場的知識分子有義務特別將他介入的事置入危機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