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

推薦序  關於「她」－－繪製亞洲女性眾生相  許秦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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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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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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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掌公主
之前，之後
銅鑼灣的電腦明星>
馬尼拉女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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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別是成長的記憶
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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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鄉
流亡女詩人
單親媽媽
我女朋友的男朋友
外遇
拜金女郎
藝妓
偽善的魅力
中國的新臉孔
印度小姐
化妝
女知識份子
曼谷的第一世界女子
峇里島之戀
他的亞洲女人觀點
辦公室
快樂

後記  她的第三隻眼

推薦序
關於「她」──繪製亞洲女性眾生相 
文/ 許秦蓁（清雲科大通識中心副教授、中央大學中文所兼任副教授）

　　「我突然意識到其實東方才一直是西方觀看的對象。那也是第一次，我發現了我在世界的身份──一個亞洲女人。」──胡晴舫〈《她》後記：她的第三隻眼〉

　　在晴舫的寫作版圖裡，除了明確、持續且深刻的「城市」主題之外，「女性」也是她長期致力關注，甚至融入城市書寫的核心題材，早在《她》便深刻的展現出晴舫對於亞洲女性形象的聚焦與觀察，透過《她》，讀者看到了亞洲女性的各種行為模式、婚戀態度、職場角色扮演，以及女性的金錢觀、價值觀、家庭觀等，在書寫的策略上，晴舫甚至融入了東西方女性的對照性思考等諸多議題。

　　人說「女人心，海底針」，晴舫在廣闊的茫茫人海中，如同大海撈針似的蒐尋這些女性的獨特個案，深掘出亞洲女性的異∕同，時而透過西方觀點來透視東方女性，時而展現出自己身為「亞洲女人」的立場來重新詮釋女性思維。事實上，書中每一個女性的出場，都代表一種亞洲女性的類型∕個案，而這些類型透過作者多元的角度來審視、探索、反思，接著，讀者可以看見這些女性來自於不同的城市∕國家，像是上海、台北、馬尼拉、香港、吉隆坡、北京、曼谷……等，作家眼光細膩之處，除了深掘每位女性個別的人格特質之外，也能考量到亞洲不同的城市文化所產出的時空背景，同時，我們常在文中看見晴舫「自己」的投入──包括她個人的文化認知與相關質疑∕提問，以及她與被書寫者之間的互動∕對話──這樣一來，整部書裡被書寫的五十一位女性，與晴舫之間也有了主動與被動的連結。再者，「她」之所以成為「她」的樣貌，和「她」所屬的「城市」也就理所當然的息息相關了。單就主題整體而言，我們可以這麼說，晴舫以敏銳且清晰的筆觸繪製出亞洲女性形象版圖。

　　晴舫的另一本著作《辦公室》（2005），描寫出在一種公共且共有空間下的主動與被動的人際互動、情感交流，以及性別∕層級的差異性，在這座晴舫所稱呼的「瘋人院」（辦公室）裡，每個人心中各懷鬼胎，重點是盤算著與自己利益有關的輕重緩急，因而產生出一種職場如戰場、你死或我活的都會生活型態，而在辦公室這個有限空間裡，女性也一向是晴舫所放大書寫的主體，筆者更以為這是一種臺灣女性文學書寫自解嚴（1987）以來的另類轉型，列隊於臺灣女性作家行列的晴舫，已然有別於五零年代女性作家的閨秀書寫，溫柔婉約不再是唯一且共同的基調，寫作觸角並不侷限於家庭倫理與親情，鄉愁亦不再是主流的書寫主題，換言之，透過全球化思維來思考的晴舫，站穩女性書寫者的位置，以勇敢且理性的判斷能力、犀利的筆調，外加全球化視野來描摩、詮釋二十一世紀亞洲女性的眾生面貌。

　　至於《她》，我們看到了「小資女孩」在不同時空下的多種生活型態，無論故事中的背景城市經濟起飛或蕭條，無獨有偶的，這些女性的共通點在於尋求一個屬於自己的「利基」（niche）──所謂「安身立命」之所在。舉例而言，在這些個案中，無論是在情愛間掙扎的未婚∕已婚婦女，或是戲碼一致的印度賣花女孩，甚至是單親媽媽、被家暴的婦女等，她們都在自身的客觀條件中找尋讓自己能夠接受的生活型態或人生抉擇，即使處於旁觀者位置的晴舫看來，她們的抉擇其實缺乏理智的考量，或者她們的價值觀可能有某種程度的扭曲，這些懷抱著「理想人生」的女性，為了自身最大的利益，依舊不顧一切的向前衝。

　　台大外文系廖咸浩教授在為《人間喜劇》（2008）寫序時，以「全球化寫作」（Global writing）來定義晴舫的作品。事實上，2001年初版的《她》，即已採取跨國∕跨界∕跨城的模式來書寫女性眾生相，亞洲女性與亞洲城市的諸多特質在晴舫書裡有了盡情展演的舞台。

　　從文本上來看，包括定居香港卻來自馬尼拉的瑪莉亞、東京的卡娃伊、新加坡女總裁、上海寶貝，到台北東區的緋聞女……晴舫筆下的「她」，不僅「多變」，更是「多元」，乍看之下誤以為作者正要歌頌西方女性主義，卻又活生生血淋淋的見識到東方女性知識份子的存在焦慮，以及充分焦慮的理由，又或者以為作者的立場在於抗拒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女權，卻意外的發現趨近婚姻保守的女性也可以是大膽且勇敢經營自己身體的性∕幸福女，諸多的「她」化身為「她們」，以及身為「她們」的各種可能。

　　更貼切的說，是種種「她們」的性格寫真，是使「她們」乖張∕脫序行為合理化的辯證過程──藏滿記憶的衣櫃並不是戀物癖的表徵，更沒有張愛玲童年式的戀衣彌補心態，她令人感到弔詭和不解的地方在於透過購物（購買衣物）來化解喪父的應有悲傷及悲劇性，「她」又透過黑色的側影洩漏了那發生在「夜上海」裡天殺的秘密，或許複數的「她們」更能呈現女性在不同城市中的多樣面貌及各種被詮釋且延伸的可能，「她」的年齡，可以即將滿六歲，可以剛過三十，也可以是不可言說的秘密，但過氣的身份和逐漸低落的發言魅力掩飾不了女性對於青春流逝的集體失落感。

　　晴舫畢業於台大外文系，受過西方戲劇研究訓練，作品中常有著與西方文學「對照」的現象，此部分李歐梵教授在《辦公室》的序裡也已略提。此外，《她》的篇幅雖短，但以「掌篇小說」視之，仍可看出作者字字珠璣的精準、故事性強的特色，以及緊湊的短篇張力。晴舫擅長在有限的篇幅裡訴說著多元文化背景的故事，尤其這些女性來自於不同的城市與國度，書中「篇幅雖小，容量廣泛」的文學魅力的確值得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深思再三。

　　根據筆者的細讀經驗，晴舫在《她》裡所要呈現的女性議題至少有以下三個面向：

1、批判女性∕資本：

　　此部分的女性，像是〈Monica〉中，一個在印度販賣羽毛的六歲女孩，她看似柔弱的神情，其實是「遇強則弱，欲弱則強」的，非常懂得弱肉強食的道理（〈Monica〉）；至於在〈非我族類〉的她，呈現了非常嚴重的雙重標準（〈非我族類〉）；來自馬尼拉的瑪莉亞，由於在蘭桂坊遇上四十七歲的法國男人而鹹魚翻身，進入上流社會，成為上等人（〈瑪莉亞〉）；她購買他國護照，在上海假裝成外國人，卻終究離不開上海這個城市（〈夜上海〉）；對於以上這類女性，晴舫往往採用旁觀者的角度，並以客觀且犀利的筆調來描寫她們的性格與生活態度。

2、批判女性與職場權力∕文化：

　　晴舫擅長使用階級或對照的關係來處理文本中的人物，通常看似平凡的人物背後都有驚人的人物關係圖，甚至在故事的發展上，往往安排令人訝異的情節，以及呈現女性在職場中所捲入的權力關係與張力，相關文本包括：貪小便宜的印度女性，利用上班時間打私人電話，在當地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也讓文中的計程車下了「世界上最爛的員工是女人」的結論（〈上班女郎〉）；每天在香港銅鑼的電腦公司門口重複產品解說內容的「電腦明星」，她就如同一部設計好的機器，每個環節都力求精準，這類的女性把自己訓練成一部SOP流程的職場工具，也樂於這般機器似的訓練，讓晴舫直呼不可思議（〈銅鑼灣的電腦明星〉）；為了調解醉酒年輕人的鬧事，新竹酒家女「大象」充分發揮了她十八年來職業無貴賤的敬業精神（〈酒女大象〉）；晴舫所書寫的職場女性，從女主管到女員工，這些女性，無論職位高低，晴舫總能用一種客觀且嚴厲的眼神來觀看她們在職場上的位置與命運，以及隨著時代、環境等因素而起起伏伏的人生。

3、女性情愛的掙扎：

　　女性在情感上的矛盾，也是晴舫透過文本所傳達的主題之一，舉例而言，在美國留學的日本留學生鈴子，於十二個月內密集交往了七個男朋友，她不願意直接接受父母為她安排的結婚對象，在美留學期間，她聽從母親的忠告，將男性的「性能力」當作擇偶的重要條件，母親告訴她，在日本社會，婚後將進入一個保守家庭，唯一的樂趣就是性高潮，因此她必須在婚前找到令她滿意的男性。（〈性福的日本女性〉，《她》）；來自韓國的單親媽媽，為了逃避人生、逃避多次讓她傷心的感情而從漢城搬遷到濟州島（〈單親媽媽〉）；她擁有小她五歲的男朋友，也有一個結婚四年的先生，她外遇的理由並不是寂寞，也不是因為不滿，而是她享受也喜愛與兩個男性的關係，她無意和另一方分手的理由，是因為她認為她不需要藉由取捨某一方來證明愛的真諦（〈外遇〉）；這些故事中的她，無論是在情感的抉擇上、婚姻的處境上都有著矛盾與情感的掙扎，此類書寫也可說是亞洲女性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從晴舫作品中所關注的面向──破除國界、理性反思、女性與城市的書寫模式──來看，她開創了一種獨立且自由、借鏡西方觀照東方，並且移走於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亞洲女性書寫模式，筆者深信，像晴舫這樣採取理性批判，具備全球城市經驗且採取全球觀點的台灣女作家，未來將讓當代台灣文學走出島嶼，迎向更廣闊的華文世界。

後記
她的第三隻眼
文/ 胡晴舫

　　十二歲時，我第一次出國旅行。跟著父親遊歷東南亞。雖然坐了飛機，也拿到生平第一本護照，我卻以為自己還沒有離家。馬尼拉、新加坡、曼谷、香港或吉隆坡，對我沒有差別。我當時想，他們有寺廟燒香，台灣也有寺廟燒香，他們有熱呼呼的夜市，台灣也有熱呼呼的夜市；那些開發中國家的特色，全部在我家後院可以見到。我以為，遠方，該是更奇異的景色：古老的城堡，白色的教堂，鵝卵石小徑，大理石女神雕像，雕花圓柱，巨幅油彩畫。或更直接地說，我認為的遠方，其實就是西方。

　　以我對遠方的好奇，那種想要吸收異國文化的熱切，文學成了非常理所當然的方法。我於是大量閱讀外國文學，藉由西方作家的眼光，去認識他們的世界。在童年的時光，政治思考還未正式進入我的世界，我閱讀，只是為了閱讀，我毫不猶豫地跟隨那些作家的腳步，走進西方每一座客廳、每一個房間、每一間咖啡館，傾聽那些作家想要我聽見的談話與見解，認識那些作家想要介紹給我的面孔。想像中，我品嚐了無數道西方的佳餚與美酒，還能回味無窮。

　　十五歲，我正式踏上西方土地旅行。我絲毫沒有生澀旅人的不安，不覺得應該有任何鄉愁。我站在大英博物館看C˙S˙路易斯的手稿，就像在看我父執輩的親筆字跡那般自然；美麗的佛羅倫斯也沒能使我尖叫，因為我在夢裡已經不知神遊過了幾百遍；我甚至學會偷偷在心中對同伴的過度興奮擺出不以為然的神色，藉此想要托高自己對西方文化的熟悉度──當然，這是一個孩子自以為是的虛榮心。迄今，我對西方文明的理解都不過是皮毛而已。

　　然而，這些與西方的接觸經驗，帶來的並不是我對西方文化的更加親近，卻是逐漸的疏離。以前，在閱讀那些西方文學書籍時，我與西方作家站在同一邊，去觀察他們的同胞與其生活。我躲在作家的背後，被觀察的對象反看回來的時候，他們見到的是一個自己人在搖筆桿做紀錄，他們見不到一個異國人默默觀看的眼神。去到西方，我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一向被我觀看的對象，現在具有反看回來的能力。那個眼神直接，冷漠，好奇中帶有殘忍，理性中含有分析，喜愛中具有排拒。

　　我突然意識到其實東方才一直是西方觀看的對象。那也是第一次，我發現了我在世界的身分── 一個亞洲女人。

　　但是，我的西方之旅並沒有因此結束，只是開始變得不是那麼優雅、充滿香氣。我依然跟著作家的腳步走。只不過，我脫離了小時候喜愛的文學，選擇了批判觀點的學習。在那些理論主義的觀照下，我的亞洲女人身分成為一個思想的刺點，一個需要革命的存在，一個必須特別小心才能避免扭曲的成長，我因此長期覺得必須為這個身分捍衛、辯解，不能放鬆就這麼自然然活著。

　　直到，我在美國北方一個下雪的午後，遇見一位台灣女友，她當時身穿桃紅色棉襖大褂，翻出來的袖口是亮面紫緞，手裡拿著兩冊西方人寫的女性主義經典，一頭烏黑直髮的她正與一群美國人討論「亞洲女人」。如同一個劍客，她俐落使用一些詞彙，姿勢非常漂亮；落後的，邊緣化的，被壓迫的，陰柔的，未開發的，被殖民的，傳統的，屈辱的，苦難的，包袱的，努力現代化的。每一個詞彙都含有新與舊的對立、不同價值的掙扎，聞上去都充滿悲憤而絕望的氣味。亞洲女人，邊緣中的邊緣，弱勢中的弱勢。聽見的美國人猛力點頭同意。

　　頃刻，我領悟，亞洲女人這個身分，此處，比較像是一個可以被知識份子調情的文化概念，一個值得書寫的理想題材。那是書本與讀者、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一種感情的身分認同，倒不如說只是一種純粹知性的認知。雖然夸夸言談者是一個亞洲女人，但，那個出身只給了她發言的方便性，並不能夠樹立其言論的全面代表性。亞洲女人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擁有清楚的相貌和堅實的生活，而不只是抽象的數字、概念、名詞，她們的生命形態應該如同大自然的花草植物，種類繁複而多樣，活潑旺盛而充滿鬥志，渾然天成而不需詳加解釋。

　　尤其，這幾年，我有機會在亞洲較頻繁地旅行，我更逐漸看清這個出身邏輯的缺陷。亞洲，當它是一個地理名詞時，那是指涉一大片多麼廣袤無邊的土地，包含了高原、高山、平原、丘陵、島嶼、火山、河川、沙漠、叢林等等許多截然不同的地理樣貌；而亞洲作為一個文化形容詞時，又是涵蓋了多少民族、多少國家、多少文化又多少宗教。身為一個東亞的華人，亞洲更容易被我簡化，意思是我常常將一張長著狹長烏黑杏眼的黃臉孔，毫不深思地就當作亞洲的唯一長相，而忘了亞洲人也能有黑皮膚、雙眼皮、深眼窩、高挺身子，甚至擁有綠眼睛、藍眼睛。我天經地義的身分，讓我更輕易忘記省思亞洲的真正意涵。就像我小時候，以為遠方就是西方，我也以為「我」就是東方。

　　同時，我終於理解，寫東方主義的薩伊德或愛談亞洲女人的曲明霞（Trinh Min Ha），都與我的台灣女友一樣，是站在美國天空下發言的。他們對話的對象其實是西方，而不是活在東方的東方人。

　　繞了一大圈，想要擺脫西方對東方一廂情願的迷思，結果還是活在西方文明的魔咒下。

　　馬來西亞的檳城，一位想要描述自我定位的華裔女子對我再三強調：「我不是中國的華人。」她在張弼士古宅博物館工作。張弼士老先生號稱南洋第一位華人資本家，他在南洋各處建了五座華宅，正名的妻妾有八位，更有數不清的無名情婦。宅院正廳掛著張老先生於十九世紀末拍攝的人像照，他身穿西方仕紳服飾，頭戴硬式高禮帽。看起來疲倦而蒼老，一點也不像書本上介紹地那般風流倜儻，英俊健碩。從外表，這名女子和我幾乎一模一樣：華人，女性，同等高度，苗條，類似的教育程度和家族背景。活在二十一世紀初端，我們不用再委屈為一個垂垂老矣的老頭子做妾（雖然，不少亞洲女人仍需要如此），只因為父母跟他借了一大筆錢或懾於老先生權勢。我們獨立思考，下判斷，自行執行許多關於生命的決定。

　　但，在相同的表面之後，她與我都隱隱覺得彼此仍有種說不清楚的差異。那不僅僅是個體與個體的區別，更是歷史文化、國家環境的交錯影響。隔離馬來西亞與台灣的南中國海，比起太平洋或印度洋似乎是一個太小的規模。可是，她離我的距離，不比奧國的薩爾茲堡來得更近。

　　她也是我的「遠方」。

　　而我應該如何進入她的世界，我問我自己。因為我是如此急切地想要結識她，了解她對生命的期待與要求，什麼人讓她傷心，什麼事令她發笑，什麼經驗教她念念不忘，她最喜歡和最討厭的活動又各是什麼，乃至於她的星座、她的上帝，和她對男人的觀感。我於是要求她我說故事。她的故事。跟隨她話語的腳步，通過她專注的眼神，我讓自己像個無知的孩童，被領入每一座她進入的客廳、每一個她待過的房間、每一間她喝過茶的茶館，認識她認識的人，傾聽她與別人的交談，參觀她櫥櫃裡的衣服，碰觸她心愛的收藏品。

　　我進入她世界的同時，我意識到，我也回到了童年的世界。那每尚未全部被理性觀點控制、充滿想像力的世界。那時候，文學是一種認識世界的牢靠方式，總是密密麻麻說了許多，又像是什麼都沒有說，然而，實際上卻又什麼都說了，而且說得比誰都詳盡。文學曾是我的第三隻眼，幫助我看見我的凡人肉眼所不能看見的東西。

　　聽她的故事，這雙蒙上陳年塵埃的第三隻眼，逐漸被重新擦拭，發亮，恢復清晰視線，試圖將她的世界盡收眼底。

　　我並不想假裝自己是她失散多年、從未謀面的姊妹，只因為我們都是所謂的亞洲女人，我尊重她獨特的存在，不願妄加評斷。我也不掩飾自己在聽完故事之後依然懵懂得厲害。然而，當我與她並肩站在那座中國大宅深院的二樓樓台，靜靜聽她娓娓道來她的世界，頭一次，在我的生命中，我不需再跟亞洲女人這個鬼魅似的身分抗辯。她我我，兩個人，就如兩株從亞洲土壤冒出來的花草，在熱帶太陽下，輕輕隨風搖晃，享受就這麼活著的簡單事實。無須向任何人交代。

　　關於自己，她拉拉雜雜說了一堆。回頭，我仔細想想，她其實又像什麼都沒說，但是，我卻有種我什麼都已經知道了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