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萬曆時代的中國人形象——富而好禮
十六世紀，歐洲傳教士來到明朝的中國，驚嘆世上竟然有這個「烏托邦」。那時，中西兩方在科學、文學、藝術、思想等各方面平等交流、相互尊重。明朝中國社會的政府體制、經濟、交通、城市規劃，以及中國人彬彬有禮、整潔、文明、謙虛的性格特質，令外國傳教士讚不絕口。也許現代人難以想像，但若翻開明人筆記，或者戲曲與小說，我們會發現，中國歷史上曾有那樣美好的時光：人才濟濟，富而好禮，自重人重。
社會生活
政府治理井井有條
「明朝中國政府是由一群博士（進士）來治理的。」利瑪竇讚嘆中國政府以極度的智慧治理百姓，內閣制度發展高度成熟。一六四○年代，葡萄牙人克路士來到中國，說道：「中國比其他國人口多，國土大，政體和政府優越。」現代研治明代政府體制的專家，密西根大學榮譽教授賀凱（Charles O. Hucker），也認同明代政府是同時代世界上最成功的龐大的政府。
明朝官員並非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他們注重實踐、親自躬行。有像王守仁、唐順之那般允文允武的將官。也有像翁大立、潘季馴等實際場勘，站在百姓立場來規劃建設工程的治水名臣。居鄉的士大夫們聚徒講學、評議朝政，如明朝著名的東林領袖顧憲成曾說：「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明朝的知識份子們，在朝時成為利益百姓的官員，在野時就宣揚天下興亡為己任的理念。
經濟繁榮
由於明朝政府優越的政體，平民們安居樂業。只要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各行各業，如農業、漁業、商業、餐飲、貿易、交通、航運、紡織、陶瓷、出版、娛樂、演藝、家具、建築等等，都以巨大的創造力高度發展，受到世界各國人的喜愛。明代晚期，全世界因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約一萬噸白銀）。由於中國生產的陶瓷、絲綢、茶葉等大量銷往國外，一六○○年中國的GDP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中國可說是地球村中的精品工廠！
傳教士曾德昭來到中國，讚嘆這片土地的富饒與貿易的發達：「這個國家的財富值得稱羨，……他們還把所有東方最好最貴重的商品售賣給外國人。」門多薩描述中國人經濟活絡與致富之因，是由於勤奮，「中國食品豐富，講究穿著，家裡陳設華麗，努力工作勞動！大商人和買賣人使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富饒的國家。」因為賺錢取之有道，「人們長壽愉快，老人精力旺盛」，經濟繁榮的表象之下，還有充足、飽滿的精神生活。
交通發達
有明史研究者指出，明代農業稅低、商業稅更低，這對經濟與交通影響至鉅。一五九八年利瑪竇隨著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沿著大運河想要取道南京，前往北京。利瑪竇觀察到無數裝有貢品的船隻絡繹不絕地駛往京城。大運河上之所以能有這麼多艘貨船航行，是由於明代的船隻通行稅（船鈔）在整段航程中，只在揚州、淮安等數處關口，被徵收一次（最多二次）關稅。低稅的政策使得運河沿岸商業發達，航運也欣欣向榮。
明代的陸運同樣便捷。宋應星《天工開物．序》中描述了萬曆年間的交通盛況：「幸生聖明極盛之世，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徼宦商，衡遊薊北。為方萬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見見聞聞？」由於交通極端發達，新事物、新資訊更快速的進到百姓日常生活當中。可以說，《天工開物》這本中國工藝百科全書，是宋應星靠著便捷的交通網絡，闖南走北才寫成的！
城市美觀
明朝中國人被認為是全世界最好的工匠。門多薩說：「大道都認真盡力的修築和保持平坦，城鎮的入口很講究，極其雄偉，有三座或四座門，用鐵堅固地包覆。他們的街道鋪得很好，寬到十五騎可以並行，而且很直，以致它們儘管很長，你仍可望到盡頭。」大道平坦寬闊、城門堅固雄偉，明朝的城市規劃令外國人嘆為觀止。人們居住的房屋不僅漂亮，而且還在屋邊布置花園：「他們的房屋一般都很漂亮，通常在門外整齊的植樹，顯得美觀，給街道生輝。房屋內部都白如奶汁，看來都像是光滑的紙，地板用很大和很平的方石鋪成，天花板用木料製作，結構良好並且塗色，看去像是錦緞，色彩金黃，顯得非常好看；每座屋舍都有三個庭院和種滿供觀賞花草的院子。他們無人不備有魚塘，儘管它只是小的。庭院的一方布置得很華麗。」總之，又美觀、又耐用。中國人所追求的內外和諧，充分表現在建築工藝視覺與實用的平衡當中。
人文素質
極為乾淨
明代〈朱子治家格言〉起首便說：「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以打掃作為一日之始，不論居室或內心，「內外整潔」是第一要務。傳教士門多薩也注意到中國人愛乾淨：「他們第一是極其清潔，不僅在他們的屋內，也在街上。」伯來拉也說：「全中國的人和我們一樣，坐在椅子上就高高的桌子吃飯，儘管不用桌布和餐巾，仍是那樣整潔。……他們用兩根棍子（筷子）取食，不用手接觸食物。」這是高度文明國家的用餐禮儀。另一種乾淨是來自中國人扶弱濟貧的內心。門多薩從未見過有中國人行乞，因為每個城市裡都有收容所，其中有很多給窮人、瞎子、瘸子、老人、無力謀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始終有充分的大米供給。這些人可以在上述的大館舍中安養天年，此外他們在這些地方養有豬和雞，因此窮人無須行乞也能生活。這真能讓現代人引以為鑒，我們不忍街友的居住品質，卻不知明朝社會是這樣照顧「弱勢族群」的。中國人不僅自身愛乾淨，更慷慨行善，推己及人，淨化社會！
禮儀之邦
中國人是文明有禮的民族。利瑪竇說：「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以普遍講究溫文有禮而知名於世，仁義禮智信是他們最為重視的五大美德。對於他們來說，辦事要體諒、尊重和恭敬別人。」我們的祖先以禮儀之邦而揚名國際，這是中國人共同的驕傲。伯來拉更進一步稱讚：「吃飯文明，講話也文明，論禮節他們超越了其他所有的民族。」禮儀不應徒具形式，更需發自內心對待日常生活的人事物。更進一步來說，禮儀不僅體現在人與人的交往，更具有改變社會狀態的力量。王陽明的弟子及其後學於居鄉時，主導家族建立宗祠，凝聚宗族的向心力，又舉辦講會，闡述睦族之道。而在出任地方官時，大力贊助刊刻簡明的禮儀書籍，並召集學生、童子演習禮儀。明代中國人身體力行，將禮儀的精神與實踐普及於一般大眾，值得現代人深刻反思。
謙虛的美德
治水名臣翁大立曾與萬恭合作《孔子觀欹器圖》。欹器不盛水時，傾斜而無法放置端正。若注入滿滿的水，又會向另一則翻倒。只有在水量適當時，可以擺放端正。君子時常將這種欹器放在座右，提醒自己時時謙虛。《易經》中也記載：「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可見從遠古以來，中國人就至為強調謙虛的美德。曾德昭看見了這一點，他說：「中國人爽快的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讚嘆。……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如今我們比起明朝更加富有了，在財富曲線增長的同時，莫忘了我們祖先的諄諄教誨，謙虛與禮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內涵。
瞻仰大師丰采
十七世紀的科學天才萊布尼茲曾說：「我們很難用語言來形容，中國人是如何完美地致力於謀求社會的和平與建立人與人相處的秩序，以便人們能夠儘可能地減少給對方造成的不適。」又說：「我們從前誰也不信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倫理更美滿、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給我們以一大覺醒！」其中所言的「立身處世之道」正含納於謙虛與禮儀當中。因為明朝中國人的文化是如此可敬，傳教士們率先學習漢語、改穿儒服，甚至為此改變天主教的某些教規，接納中國祭祖祭孔的習俗，大批中國精英士人因此加入天主教。中國最早成為天主教司鐸的吳歷，更主張推行「華化天學」＊。明朝時，中國與歐洲是以尊重的態度相互學習、文化交流的，可惜明亡後中斷了，否則天主教也可能像佛教一樣，發展出中華人文的特色。
從鴉片戰爭以來，西方挾船堅炮利武力叩關，以強凌弱，殖民亞洲，造成被壓迫國家人民極大的痛苦。回看萬曆時代，明朝身為世界大國，卻沒有侵略別的國家，也沒有殖民的行為，把別國變成自己的領土。馬來西亞前總統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曾表示，中國和馬來西亞有上千年和平友好的貿易交往，中國從來沒有占據或殖民馬來西亞的意識，和西方的殖民主義完全不同！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也說：「中國從來沒有侵略過菲律賓。」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再度站上世界舞台，東西方世界應當平等交流、互相尊重。如今恐怖攻擊頻傳，發生世紀難民潮，人心惶惶，而造成恐怖主義的原因更多種多樣。我認為，世界各國應該參考明朝不向外侵略的原則，這種模式才是世界和平的基礎。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說，中國比西方更成功之處在於，中國在和平而有規律（peace and order）、相對較安定的環境中，成功地維繫了數百萬人的團結一致。這個現象的內在邏輯，值得我們深思。
能夠收到這些名賢的書跡，對我而言是特別的緣分。我編寫這本書，希望讓現代人親眼看到這些墨跡，從他們的選紙、用墨、印章，感受他們運筆書寫的情景與心境，大師的丰采躍然眼前，充滿光輝的生命力！他們一起創造了一個文明、繁榮、創意、開放的時代，他們就是值得我們學習、禮敬的祖先。「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我想要仿傚司馬遷《史記》列傳的方式，「藏諸名山，傳之其人」，用真實的作品、貼近生活的故事來呈現明代大師的生命智慧。至聖先師孔子曾說，「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擁抱富而好禮的文化資產，推己及人，這個地球村將會更加和諧美好。
謝誌
歷史很迷人，卻也讓人迷惑，每當讀到史書上精采的人物史事，總興起無限的景仰與喟嘆。
這本書從構思到付梓，歷經了相當長的時間，幾乎橫跨了我研讀明史，收藏明代書畫的整個過程，在這當中我發現了不少精彩的人物，因此集結諸多心得與大家分享。
對於這本書的出版，我要特別感謝臺灣大學傅申教授多年來在鑑賞上給我的指導，他始終為我們的展品嚴格把關，讓展出品質更加完美。我也要感謝清華大學楊儒賓教授在學術與出版上對我的支持，在每次與他的談話中，總能激發我對一些現象的重新思考。
感謝何創時基金會主任吳國豪先生長期參與研究討論、研究員胥若玫小姐協助查考文獻史料並記錄整理文字，以及作家胡守芳女土為本書潤筆。此外，也感謝遠流出版公司的編輯團隊，他們的專業態度使得本書更臻美善。
他序
在萬曆文藝復興面前
如果你問英國人，英國文學與文化的根基最遠可以回溯到何時，多數會回答：伊麗莎白時代。這時代裡知名人物輩出，如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班．瓊森（Ben Jonson）、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約翰．鄧恩（John Donne），更不可忘記因她命名的伊麗莎白女王。這些才華洋溢的人們，多數出身平民，於時代交替至十七世紀之時聚集到倫敦。在文藝復興百家爭鳴中，以新思維、新道德承諾，甚至是領導者統治的新典範，重新塑造了英國文化。伊麗莎白世代所留下的資產裡，今日我們最熟悉的是語文。當時的英語現在聽來可能有些古舊，但莎翁與他同時代的人們在紙上所寫下的，是今日三、四億人使用的英語的根基，而且有這兩倍數字的人們熱切學習著。伊麗莎白世代翻轉了他們的世界，還有我們的。
只是為什麼這些人那麼剛好，不早也不晚，都集中在十七世紀拂曉之時現身？我們可以舉出許多英國悠久歷史裡的內在因素，但是最顯而易見的卻根本不在英國國內，而是在國外。其實不只英國，整個歐洲都在這段時間裡遭遇從未見過的新世界。人們旅行，交易貨物，金錢以驚人的速度累積。歐洲人踏上了陌生的土地，遭遇未曾耳聞的文化，造成了大規模的流離失所與痛苦。可是這段經驗卻讓他們對生存有了不同的看法，並以此挑戰過去的每一項假設。伊麗莎白世代緊抓住這項新事實並內化於己，即使他們明白重新塑造世界的過程有多麼艱辛。最好的例子當然就是《暴風雨》，莎士比亞客觀的嘗試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暴力。與他同世代的人們所採取的應對方法，泰半奠定了我們所謂的現代社會樣貌。
那麼改問中國人，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根基最遠可追溯到何時。多數人的思緒會飛躍至，譬如唐朝，或再久遠一些的戰國，甚至是孔子的時代。回顧古早歷史向來是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習慣，但我抱持不同看法。如果我們探究今日居住在城市的中國人實際所思所行，為何卻與他們心裡以為自己應該所思所行背道而馳，那麼我認為與伊麗莎白女王同一時代，明朝萬曆皇帝朱翊鈞才更接近答案的核心。這個時代出了袁宏道、湯顯祖、董其昌、徐光啟等傑出人士。對我而言，他們與身處同一時代的伊麗莎白世代幾乎一樣有膽識、富有創新精神。他們挑戰舊有的思想習慣，想像新的處世之道，並且讓文學語言進化成今日九億人口所使用的形式。而且有越來越多像我這樣的外國人前來學習。五千年歷史博大精深，但尾端的這五百年才形塑了今日中國的樣貌。
萬曆世代對於外國事物的認識的確比不上伊麗莎白世代，但他們並未與外界隔絕。他們知道外面的世界非常廣闊。例如徐光啟與海外遊歷的人士往來，了解到中國不能無視海岸線以外的世界局勢。徐光啟與許多歐洲傳教士合作，為明朝與文藝復興歐洲的知識落差，搭起連結的橋樑。他並非孤軍奮鬥。即便已經是中國繪畫大家，董其昌看過歐洲雕刻術後，將某些繪畫技術運用到自己的繪畫中。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改變，但有誰能站在岸邊阻止時代浪潮來襲？
我們無法回到萬曆年間親眼見到形塑中國未來的男男女女。但感謝何國慶所收藏的文獻史料，讓我們有幸得以親眼目睹萬曆世代的親筆真跡。看著湯顯祖的墨寶，我彷彿看到莎士比亞在紙上書寫。讀著徐光啟的文章，就跟讀班．瓊森的書信一樣令人激動。在袁宏道的書法裡，跟讀約翰．鄧恩的文字一樣發人深省。我是何等榮幸能夠親見這些名垂青史的思想家與作者，他們與我出身的英國伊麗莎白世代一樣是睿智的老祖宗。
仔細看看這些書信。如果不能了解我們的祖先，將無法了解自己。這些文獻幫助我們盡可能的與他們拉近距離。透過這些史料，他們展現了自己身為何人，經歷過哪些事。他們也告訴我們身為何人，以及仍須努力之處。
卜正民 Timothy James Brook（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
他序
晚明的世界，世界的晚明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錯綜複雜，過去一直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嘆。長期以來由於「政治掛帥」的歷史觀深入人心，總是把改朝換代作為理解歷史的基調，講起中國歷史，就以官方寫史的維度，逐一敘述王朝的興衰陵替，細說「夏商周、秦漢隋唐、宋元明清」。二十世紀的劇烈歷史變動，促使史家觀點多元，以不同角度探索中國歷史變化的脈絡，有的從社會結構與階級變動著眼，提出唐宋變革，劃分了貴族世家霸權統治轉變為科舉選士的文治架構。強調思想文化的學者，則從文化精神與意識形態著眼，指出春秋戰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兩大拐點，前者奠定了傳統中國社會思維的格局，後者開創了現代中國的面貌。二十一世紀全球化進行得如火如荼，更令史學家放眼全球，以世界史的角度來思考中國歷史的演化，就特別關注中外文化交流，注意交通貿易所產生的物質文明擴散與中外文化思想的相互影響，開始聚焦於大航海時代的晚明中國。
傳統史家對晚明的敘述，一般比較負面，是作為朝代覆滅之前的衰世來看待的。晚明政府陷入黨派鬥爭，文人沉溺於詩酒風流，社會貧富懸殊，階級分化嚴重，最後出現明末造反民變，再加上滿清崛起關外，在在都使得傳統史家認為，萬曆一朝導致明代的覆滅。然而，這種觀點有其可議之處，甚至充滿歷史判斷的謬誤，忽視了萬曆一朝人們生活的實際狀況。我們假如不以政治成敗論英雄，不以政權興替作為歷史評價的唯一標準，放在全球歷史發展的大格局來看，就會發現，晚明的商業經濟繁榮、社會風氣開放、思想自由活躍、文學創作蓬勃、藝術探索創新、生活品味精緻，是當時全世界最先進、最發達的文明地區，譜寫了世界史在早期全球化時期，最為精彩奪目的篇章。
何國慶先生作為書畫收藏家，長期以來專注明末清初的書畫作品，特別是十六世紀後半到十七世紀初的萬曆時代，的確是別具慧眼，揭示了晚明歷史的世界性文化意義。他的收藏不但集中了具體的藝術品，為藝術史研究提供寶貴的材料，而且可以聯繫書畫作者的社會網絡與人際關係，呈現了晚明社會的千姿百態，讓我們在四百年後，如睹其人，如聞其聲，從筆走龍蛇的藝術展現到友朋往來的書牘投贈，看到了時人思想感情的互動，甚至展現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動向。
這本書中的第一篇「中西交流與全球化」，略述晚明中國在早期全球化扮演的角色，並藉著利瑪竇來華接觸的士大夫，列舉徐光啟、焦竑、祝世祿、王弘誨的書跡，以實物展現這些協助中西文化交流的人物。其中說到思想家焦竑（萬曆十七年狀元）是徐光啟的恩師，也是介紹徐光啟與利瑪竇結識的關鍵人物。焦竑考中狀元的「同年」，有陶望齡（探花），是袁宏道兄弟的摯交，一同開創了公安派文學思潮，並且崇仰及宣揚徐渭的文藝成就。同榜成為進士的，還有二甲第一名董其昌（傳臚）、三甲的祝世祿、高攀龍等人。焦竑特別推崇的好友李贄，在晚明思想界是特立獨行的思想家，也在南京因為焦竑與徐光啟而結識了利瑪竇。可以由此推知，萬曆期間思想開放的知識群體，在文藝見解與創作上都有探索精神，與早期全球化這個時代激起的社會結構鬆綁，及其衍生的社會文化創新能量，是息息相關的。
李贄與利瑪竇來往密切，思想有過交鋒，曾特別介紹過利瑪竇（西泰）的思想言行：
承公問及利西泰，西泰大西域人也。到中國十萬餘里，初航海至南天竺始知有佛，已走四萬餘里矣。及抵廣州南海，然後知我大明國土先有堯舜，後有周孔。住南海肇慶幾二十載，凡我國書籍無不讀，請先輩與訂音釋，請明於《四書》性理者解其大義，又請明於《六經》疏義者通其解說，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儀禮，是一極標致人也。中極玲瓏，外極樸實，數十人群聚喧雜，讎對各得，傍不得以其間鬥之使亂。我所見人未有其比，非過亢則過諂，非露聰明則太悶悶瞶瞶者，皆讓之矣。但不知到此何為，我已經三度相會，畢竟不知到此何幹也。意其欲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則又太愚，恐非是爾。
李贄的觀察十分精準，發現利瑪竇是極其標致的人物，聰明絕頂，學殖深厚，謙虛樸實，但卻說不準他來華的動機。李贄推想，若是利瑪竇想以西學（包括基督教）來取代中國傳統儒學，未免有點過分，讓他相當疑惑。李贄的疑惑，可能反映了當時心胸開放的士大夫知識人的態度，即使對利瑪竇的傳教事業存疑，卻對中西文化碰撞的思想交流感到濃厚的興趣，展現了晚明思想開放的時代精神。李贄曾經寫了〈贈利西泰〉一詩：「逍遙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剎利標名姓，仙山紀水程。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未？中天日正明。」這首詩讚譽了利瑪竇迢迢萬里來到中國，結尾卻誇耀大明帝國的文化榮光，中天日明，反映李贄在接觸西方文化思想之際，湧現的是文化自信。
何先生書中展示的書畫收藏極為豐富，有明代文臣武將的書跡，也有思想界、文學界、藝術界的名家手跡，更有科技、方外、婦女等類別，反映了晚明文藝思潮的活潑與躍動，同時也展現早期全球化對傳統社會的衝擊，促成了藝術想像的探索。
鄭培凱（中華學社社長、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
專文推薦
民國人的晚明關懷
老朋友明民館館主何國慶先生又要出書了。筆者在此稱呼何先生為老友，沒有高攀也沒有托大的意思。早在民國八十四年（1995），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舉辦開館第一檔展覽：「明清近代高僧書法展」，何先生不恥下借，向區區在下借了兩件藏品展出後，我和他即有長達二十餘年「亦敵亦友」的特殊交誼。
何先生慈心佛面，是慈濟的大護法，有人要與之為敵，談何容易！在理性可以思考的範圍內，任何理性的人也不太容易找到可以與之角力的誘因。我與他所以有「為敵」的可能，純粹是收藏的緣故。中國藝術、中國書畫在這個世紀之前，比如說西元二○○○年之前，市場價格對我們這些窮教員還是開放的，不管在古董店或拍賣市場上，當時只要不要碰到對文化有理念的買家，我輩窮教員都還有些機會買到文化內涵較濃厚的作品。上個世紀，華人世界中有文化意識與修養的買家不多，很不湊巧，何先生恰好是箇中的鳳之毛、麟之角，而且胃口奇大，其收藏中心雖有所在，邊際卻無所不在。何先生家道尚屬殷實，口袋頗深，競標的結局就不用談了。面對區區這位敗軍之將，何先生有時還蠻有風度的，他會偷偷幫我拍一兩件我付得起價格的藏品，我聊勝於無，他也藉以安撫敗北者的心靈創傷。
隨著中國文物市場價格的沖飛，我「為敵」的資格自動喪失，昔日出入東亞地區古董市集的美好歲月，早就被時光沖刷到遙遠的記憶之海的角隅了。我別無選擇，只能寬心釋懷，接受何先生為友，但我還是極樂意為友。在臺灣這麼多資本家中，比何先生財富殷實的大有人在，誰願意出錢，做個收藏家？已是收藏家了，有幾位能像何先生這樣將收藏當志業，整個藏品就像五百年來文化史的展現，而且是多維度而有體系的展現？已是有體系的收藏者了，又有幾位能像何先生這樣將個人的品味化為公共教育的資源，自己出資成立基金會、辦展、演講、出書，而且規模不小，其活動能量甚至超出不少公立博物館之上？更重要的，他的收藏擁有獨特的文化視野，以物證道，以藝入玄。由書作的點勒鉤撇、信札的切切情語、冊頁的連珠跋記，由小見大，事事關心，一個時代的風情就由此展開，哪位收藏家有如此獨特的風格？一個人如有機會受到這樣的藏家的厚愛，或借展藏品，或囑咐撰文，或受命編書，他焉能不竭力以赴？又焉能不以「我的朋友何某某」之語自豪。
《萬曆駕到》一書是何先生最近將要出的一部書，論及這部書的成立，近則是建立在這兩三年「萬曆萬象」幾檔成功展覽基礎上編成的；遠則是建立在何先生二、三十年來日孜月矻的努力而成的。何先生的書法收藏以明代及民國為兩大重心，他是政治上的民國人，也是文化上的明朝人，他對這兩個時期的文化特別關心。關心所致，另生見解。明朝是很接近當代的一個時代，晚近學者論中西文化或論中國現代性的問題時，明代都是關鍵期。同樣重要的，有重要文化意義的臺灣史也是在明代展現的，明鄭時期濃縮了中西兩地與明清兩朝的文化衝突與轉折於此一島嶼。明代的影響就在我們身邊，或者說：就在我們身上，繞不過去的。
明亡於崇禎，但史家論明亡原因，常將禍因遠溯至萬曆。明朝皇帝的總體特色在於大有作為，從開國的朱元璋到煤山自縊的朱由檢（崇禎帝）莫不如此。萬曆皇帝恰好相反，他的政績之中最匪夷所思者，在於他非比尋常的不作為。中國史上，要找到如萬曆帝之不識不知，無思無為者，再無第二帝。偏偏他在位甚久，長達四十八年，政壇的中樞神經幾乎長期癱瘓。但何先生蒐集萬曆時期書畫甚豐，越收集越感萬曆一朝之文質彬彬，光輝燦爛。他相信後人對萬曆一朝的總體判斷需要調整，萬曆皇帝的無為不見得是懶，而是無為而無不為。萬曆三大征就不是無作為，萬曆時期東來的傳教士看到的中國也是禮樂衣冠的天朝。
歷史的判斷難免依不同的視角而立，何先生的說法是翻案，是一家之言。但他的「翻」是有本的，他的論證最大的本錢來自於他豐富的收藏傳達出的文化訊息。退一步想，即使何說不能視為定論，它仍有重要議題的意義。雖然論者可以反駁道：萬曆一朝的書畫與同一時期的政經軍事局勢大有齟齬，文化的盛世不等於政治的盛世。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想：萬曆一朝縱使真是衰世，衰世之說傳達出來的真相更值得重視。因為連衰世都有如此耀人心目、輝照千古的文化表現，那麼，中國的盛世可知矣！
楊儒賓（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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