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

自序
緒論

第一章　戰後美中體制的建立
第二章　戰後美中體制與臺灣人處境
第三章　中國統治模式移入臺灣
第四章  二二八事件分析
第五章　特務、派系與二二八事件
第六章　國府當局的考量與對策
第七章　美國與二二八事件

結論
參考書目
索引

序

回到戰後歷史的起點
陳翠蓮

　　二十幾年來從事研究工作，像是在尋找身世之謎。雖然不時感到艱辛困頓，但只要有一點點新線索與新發現，就能備受鼓舞、灌注能量，繼續前行。

　　在高中以前，我是個不折不扣的黨國青年。因為相信學校與國家的灌輸，我總是與父親爭辯、認為他「不愛國」。激動的父親屢次提到二二八事件，話到口邊，總是被母親打斷，二二八事件成為我成長過程中巨大的謎團。一九九四年，我終於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完成博士論文，並在次年正式出版。

　　儘管如此，博士論文中諸多環節仍然疑點重重，未能得到合理解答。撰寫論文期間，曾多次到林衡道先生家裡進行訪問。林衡道的父親林熊祥，戰後因草山會議臺灣獨立事件被捕，林衡道在以金錢運作救出父親後，他加入國民黨，對於臺灣省黨部、國民黨政治派系在事件中的角色頗有瞭解。但是，老先生對我的提問三緘其口、被動回應，後來大多是由我陳述從史料中所得的推論，他點頭或搖頭確認是否為真。某日，他突然很誠懇地勸告我：「陳小姐，妳不要再做這個題目了，再做下去，妳怎麼死的都不知道！」我聽得懂他的暗示，因少不經事，心中暗自嘲笑：「真膽小，都已經什麼年代了？」但也驚訝於究竟是怎樣的恐怖統治，讓那一輩人如此噤若寒蟬？

　　巫永福先生也多次告訴我：「國民黨早已編造黑名單，趁著二二八事件計劃性地剷除臺灣菁英。」我當時根本不相信他的說法，因為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儘管如此，我卻也留意到林衡道與巫永福所言的共同交集：戰後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模式──尤其是特務政治。

　　說起來很奇妙，從高中、大學、研究所，到出社會擔任記者工作，我有多次與特務機關擦身而過的經驗，確知這是戰後國民黨政府進行社會控制的重要裝置，對此一課題極有挖掘的興趣。博論中已稍稍觸及，但是因為史料有限，無法深入。二○○○年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下令廣泛徵集政府機關的二二八事件檔案，事件中特務運作的關鍵史料終於出土。二○○八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購得保密局臺灣站檔案，更讓特務機關的滲透活動、操控手法完全曝光。

　　心中未解的另一大疑惑是戰後臺灣地位與處境。撰寫博論時，許多戰後初期的矛盾現象無法解釋，例如：為何臺灣人恢復中國國籍，卻未受戰勝國國民待遇、受國家保護速速返鄉？既是中國國民，為何臺灣人產業與日產一樣被接管或沒收？又為何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美國大使館指手畫腳，而國府當局也擔心引起國際干涉？因當時無法在學位論文中討論過於敏感的問題，加上自己能力與見識不足，僅以一專章探討外國勢力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態度。

　　二○一○年，為執行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我到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找尋戰後在日臺灣人遣返檔案。二戰前臺灣人屬於日本國籍，該館「日本占領關係資料」中，除了龐大的盟軍總部對日占領檔案外，也收藏大量二戰前後美國對臺灣的軍事計畫、占領方案或外交檔案。此一發現令我大為興奮，此後數年間陸續複製、研讀，佐以美國國家檔案館（NARA）、臺灣檔案管理局與部分日方史料，終於得以描繪戰後初期臺灣地位與臺灣人處境的整體圖像。

　　本書以一九九五年時報公司出版的《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為基礎，進行大幅度增補、刪減、更正錯誤，並試圖針對戰後臺灣政治史提出新的研究架構。書中檢視戰後遠東新秩序下的美中協力體制，並以二二八事件為焦點，針對戰後複製於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統治模式進行分析。

　　許久前觀賞宮崎駿動畫《神隱少女》，主角提到「忘記自己名字的人，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心頭一驚。許多政治哲學家、史學家們一再殷殷提醒探索歷史的重要性，透過瞭解過去，方能定位現在，並提高對未來的洞察力。而歷史研究之於政治共同體的價值之一，豈不正是擔當著「自我認識」的功能？

　　七十年來，在統治當局刻意隱瞞與編造之下，我們對自己的身世一無所知。二二八事件是戰後臺灣歷史中犧牲最為慘重的經驗，但迄今為止，研究重心仍然偏重在整理受害記憶。面對歷史，我們不僅要控訴群體慘烈的受害與犧牲，更應探索我們的群體為何受害？如何受害？當時所處內外在條件？面對危機時，社會群體的反應與處置為何失敗？這些經驗可以提供怎樣的啟示？讓我們透過本書，一同回到戰後歷史的起點，重新梳理自身的過去，理解當前處境，思考未來的方向。

　　本書的完成，要感謝許多人的協助。一九九二年因指導教授許介鱗教授的建議，我首次前往美國國家檔案館，複製了臺北領事館的戰後政情報告、戰略情報局（OSS）的臺灣調查報告書。去年，蔡丁貴教授慷慨提供Nancy Hsu Fleming的著作Americans in Formosa, 1945-1947：Declassified Secret U. S. Military and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英文版（此書經蔡丁貴教授翻譯為《狗去豬來：二二八前夕美國情報檔案解密》，二○○九年由前衛公司出版），並介紹我與許女士認識，因為她的建議，在相隔二十多年後，我再度前往檔案館增補部分重要檔案。非常感謝他們的建議與鼓勵。

　　其次，因政治案件受害的謝聰敏先生，最早提供了內幕傳聞與部分珍貴資料，鼓舞我追查與激發我挖掘的勇氣。中研院臺史所許雪姬教授邀我解讀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陳進金教授慷慨贈與忠義救國軍資料，都令我喜出望外。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陳宛妤教授、臺灣師範大學公領系劉恆妏教授提供法律制度之專業諮詢；政治大學臺史所博士生彭琳淞告知有關日治時期臺籍日本兵、戰後初期臺籍國府軍的資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淑雅、陳儀深兩位先進，提示到美國國家檔案館蒐集資料的應注意事項，都對我有極大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二○一五年臺灣教授協會召開「軍事占領下的臺灣」學術研討會，會議討論過程令我受益良多，僅此表達謝意。

　　本書撰寫過程中大量運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的檔案、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收藏的葛超智檔案，並利用了國史館收藏的戰後初期檔案與照片，感謝這三個史料機構人員的辛勞。書中也使用了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藏國防最高委員會相關檔案，感謝王文隆館長的協助。同時，感謝吳宏仁先生、陳雪梨女士、陳柔縉女士、陳銘城先生、張維修先生、黃素心女士、楊振隆先生、賴亮竹女士等人提供了難得一見的珍貴照片。

　　此外，政治大學臺史所余佩真、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許秀孟、李思儀進行史料蒐集工作，王文昕負責部分檔案初步閱讀，都給予本書具體的幫助。

　　感謝國科會與科技部多年來提供學術補助經費，幫助我前往日本、美國等檔案館所蒐集資料，使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吳乃德教授是我最尊敬的臺灣大學政治系學長與學術前輩，十分感謝他抽空幫我看過初稿，提供修改建議。衛城出版總編輯莊瑞琳、執行編輯盧意寧女士，對知識追求與出版工作充滿熱情。因為她們的專業、耐心、細心與毅力，才能讓本書的錯誤減到最少，並順利刊行。

　　我的夫婿陳順良是我大學時同班同學，若不是他長期負擔起家庭經營的大部分責任，照顧兩個子女，我恐怕無法專心投注於學術研究工作。真的深深感謝他的支持與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