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國在雅爾達的歷史錯誤
︽雅爾達協定︾與︽大西洋憲章︾，代表兩種對立的哲學與戰略觀。
︽大西洋憲章︾的哲學，是以自由力量的聯合，戰勝法西斯奴役制度，實現有利於全人類自由發展的和平。
一九四一年元月六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他的一篇演講︿人類四大基本自由﹀︵浣our Essential Human Freedoms荂`︵註 1 ︶中提出，反法斯西斯戰爭勝利後，﹁我們將看到一個建立在四項人類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第一是在世界的一切地方，所有人都有言論自由與表達意見的自由。
第二是在世界的一切地方，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方式的自由。
第三是免於匱乏的自由，保證每一個國家的居民都能過著健康的和平生活。
第四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在解釋免受恐懼自由時，羅斯福指出：﹁從全球角度來講，這意味著在世界範圍內全面徹底裁軍，使世界上一切地方，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對任何鄰國發動武裝侵略。﹂︵註 2 ︶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羅斯福與邱吉爾在停泊於大西洋紐芬蘭海面的奧古斯塔巡洋艦︵USS Augusta︶上會晤，簽署著名的︽大西洋憲章︾，重申這﹁四大自由﹂，還增加了民族自決條款，即在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後，﹁被強制剝奪主權和自治的人民，得以恢復主權和自治﹂；這個劃時代的重要文獻，它的自由價值與自決原則，動員了從民主國家到殖民地、附屬國的廣大人民，奠定了反法西斯聯盟勝利的基礎。二○○二年九月，美國小布希總統簽署︽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所提出的﹁有利於自由的力量平衡﹂概念，事實上已經包含在六十一年前的︽大西洋憲章︾之中。︵註 3 ︶

然而，當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勝利的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一起出席了雅爾達戰時會議。﹁雅爾達﹂的哲學，是對︽大西洋憲章︾自由價值與自決原則的背叛。﹁雅爾達﹂確立的自由制度大國與奴役制度大國共同瓜分全球勢力範圍的﹁力量平衡﹂，是對﹁有利於自由的力量平衡﹂的反動，使戰後蘇聯共產奴役制度的版圖，擴展到歐洲的柏林圍牆與亞洲的蒙古和北韓。在雅爾達戰時會議上，羅斯福同意史達林把波蘭國界西移，蘇聯佔領波羅的海各國和波蘭的一部分，﹁美國和英國都不會出現﹂。羅斯福說，他﹁樂見波蘭東邊國境線向西推移，西邊國境線也自奧得河再推移﹂。邱吉爾和羅斯福在雅爾達只獲得史達林簽署的一紙聲明，表示蘇聯同意戰後在所有被佔領的前軸心國內舉行民主選舉；但事實上，這些國家將毫無例外地落進蘇聯的勢力範圍，邱吉爾與羅斯福根本無法使其實現。︵註 4 ︶

對亞洲，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簽訂了︽雅爾達密約︾。照毛澤東的說法：﹁雅爾達會議上，一個史達林、一個羅斯福、一個邱吉爾，三家子就把歐洲分了，把世界分了。中國分給了美國，蘇聯要老沙皇佔的旅順口和中東路，把外蒙古佔為蘇聯的殖民地，老沙皇在新疆的利益，也都要分給蘇聯。﹂︵註 5 ︶

︽雅爾達協定︾取代︽大西洋憲章︾，導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自由民主制度世界與共產極權制度世界的大分裂。而處於中間地帶的國家，成為這兩個對立世界爭奪的戰場。這就是世界現代史上許多荒唐故事的根源。台美中三國演義，則是這些荒唐故事中歷時最久，至今還在繼續荒唐下去的一個。

假如遵循︽大西洋憲章︾的哲學，台灣與中國，就都會面臨成為像美國與印度一樣的自由民主獨立國家的歷史機會。

戰前的台灣，是﹁被強制剝奪主權和自治﹂的日本殖民地。隨著日本戰敗放棄台灣，台灣人民理所當然有權建立自己的自由獨立國家，如同羅斯福曾經承諾：﹁我不相信我們能夠一方面反抗法西斯奴役，同時卻不去努力，讓全世界人民自落後的殖民制度中解放出來。﹂︵註 6 ︶

同樣，蔣介石的中國是反法西斯的戰勝國，當時顯然是具備了走向自由民主國家的充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