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正視21世紀的庸人主義


緒論：穿越庸人之土的個人旅程

庸人（Philistine）：一個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個只對物質和日常事務感興趣的人。

某些出乎預料的情況促使我創作了本書。2001年5月，我為〈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寫了一篇題為〈如今大學起什麼作用？〉（What is university for now?）的文章，談到我對英國大學發展方向的若干憂慮。這篇文章主要是探討當今校園中缺乏相對的學術刺激與挑戰的情況。我提到了大學生告訴我的一些故事，他們對大學經驗深感厭倦，還說許多學生一整年可能都沒有完整地讀完一本書。

文章發表的第二天，我收到一位大學高層的憤怒電子郵件。此人顯然被我的評論所激怒，指責我「故意」混淆議題。在讀了開頭怒氣沖沖的幾行後，我以為他會指責我捏造事實，謊稱大學生一整年都沒讀一本書的指控——然而，這並不是他反駁的重點。他對大學生和書籍世界的疏遠沒意見，反而氣憤我傲慢地認定書籍應在高等教育中佔優先地位。他抱怨說：「文章的語氣顯示，如果在任何一門課程中，學生沒有讀完『整本書』，你就會認為這門課沒做嚴格的要求。」就他而言，書籍成了當今大學生並非必要的課程參考資料。

這次意見交換後幾個月，他在「整本書」一詞上所加的引號，一直在我腦海中縈繞不散。我早就預料這篇文章會招來一定程度的敵意，但卻沒想到一流大學的管理者，會以這種不以為然的態度看待閱讀。在這次通信前，我一直相信，儘管在教學方法和學術成就上各不相同，高等教育機構與我持有同樣的焦慮，對大學生顯見的平庸怠惰，即便不感到窘迫，也會感到不安。我一直認為學術熱情在高等教育中被忽視，是因為控制學術和文化生活的新管理主義風氣所造成的無心之過，卻沒想到對方會公開地頌揚庸人主義，就如來信者對讀書出乎意料地輕視所顯示。

但我不需要花腦筋就能了解，這並非一個意見不同的大學管理者的怪異反應。當今文化精英不但不知自我捍衛，還對所有學術生活的常規給予集體性的嘲笑。此外，這位精英只遵循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原則，即只有當藝術、文化和教育成為工具時，並有更廣泛的實用目的時，才重視它們。

那些熱情地追求自己愛好的學者，則面臨被貼上「脫離現實」（irrelevant）、「精英份子」（elitist）、「不切實際」（out-of-touch）和「邊緣化」（marginal）標籤的危險。對學問、卓越（excellence）和真理的追求，也常被描繪為古怪、任性和不切實際的追尋。「多少有點不可靠」，這是英國前教育大臣查爾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在對為教育而教育所做出的描述，他堅持政府沒興趣支持「學者追求真理的這種中世紀觀念」。克拉克把對知識的渴望，描繪為一種不切實際的中世紀偏見，也證實目前在教育和文化政策中彌漫的庸人風氣。

而這類態度並非侷限於英國社會或任何特殊政黨的政客。克拉克雖身為工黨，但他前任的保守黨教育首長也相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充當經濟成長的引擎。即使在知識的黃金年代，為追求思想而追求思想也只是種理想，很少成為現實。不過，至少在表面上，它被社會各重要階層視為一種理想，如今，卻逐漸與全球文化的工具主義風氣相衝突。印度孟買大學（Mumbai University）英文系前系主任瑞林達．納巴（Vrinda Nabar）指出，「無論是學生還是在大學裡，人們逐漸視人文科學和語言是不必要的個人嗜好。」 美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在1970-1995年間，大學外語系的學生人數下降了37%。

當然，對教育、藝術和文化的庸人態度並不新奇。十九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們——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尼采、歌德、馬克思——已感覺到市場這非人所控的力量，是如何影響到藝術和文化的發展。然而，今天庸人主義的影響並非來自經濟現實所要求的實用主義，也不是只從外部指向教育和文化，而是連政策制定的最高層也被同化了。新種的大學管理階層、博物館和畫廊經理人，以及對文化和思想內容漠不關心的「知識」企業家，只為利用文化去達成與其內涵毫不相干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