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這本精彩的書的作者克里斯多福.希鈞斯(Christopher Hitchens)早已享譽英美世界,大他一輩的主要知識分子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等也都不吝惜的推崇他是近代已難得再見到的才子型公共知識分子。但他的著作被譯成中文,這還是首次,也就是說,我們錯失這位當代主要的叛逆型知識分子領袖已太久了。
我是在一九九三年讀他的文章選集《為爭而爭》(For the Sake of Argument)起,開始接觸到他的著作。那是一本涵蓋了大約二十年主要國際事務、文化和重要人物的批判集。書中即指出,目前這個時代,太多的真實都已被包裹在優雅的修辭及模糊中,這已使得在批判中探究真實成了一種不能停止的志業。而他所踐履的,即是這樣的志業。他知識淵博、學術修養極高,加上勤力用功,因而總是能發人之所不能。我至今仍印象深刻的,乃是他有〈加爾各答的食屍鬼〉(Ghoul of Calcutta)一文,對泰瑞莎修女那欺妄的生平,就做了極其尖銳的揭發。
再舉例而言,他原本是英國人,一九八一年移民美國並住在華盛頓特區。由於他是名流作家,因此移民美國之初,他很快就成了民主黨上層黨政圈聚會的寵兒。但一九九二年他察覺當時有意問鼎白宮的阿肯色州州長柯林頓做了「非常下流的事」,從此以後他即成了柯林頓最主要的批評者。他有關的文章都集在一九九九年所出的《沒人好騙了》(No One Left to Lie To)裡。為了批評,他原本與柯林頓的顧問布魯門薩(Sidney Blumenthal)是好友,這段友情也鬧翻。華府的民主黨人也公開放話,「將永不邀請他參加民主黨要人們的聚會」。做為一個永遠的批評者,就必須懂得「捨」,要「捨」掉許多黨派與幫派的人情,要「捨」掉許多宗教上的慣性。二○○一年他模仿大詩人里爾克的《給青年詩人的信》,也寫了一本《給青年反對者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他即指出要做一個無休止的現狀挑戰者,必須嚴格的人格完整,必須能聰明的談問題,更要有社會進步的觀念。他以「不服從任何黨派」(Maverick)自期,他要做的就是他希望的那種老式的激進主義者,也是他所欽佩的以前那種「高貴的異議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