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件小事讓他倆見了面的。一個故事，沒有標題，沒有署名，而且怎麼看都不完整，而逮捕的官員在匆忙中忘了把它記錄在證物單上。一年前，當魯比揚卡（譯註：Lubyanka，前蘇聯國家安全局總部的別名）的監獄正熱鬧，當全莫斯科似乎都在夜裡屏住氣息，而每天早上都會有一份新的沒收手稿的委託書到帕維爾辦公桌上時，這種發現幾乎不會讓人再看一眼，更不用說還有這檔案員真心害怕的這場會面了。巴別爾已經承認了：一個故事不會改變這件事，也救不了他。不過，庫提瑞夫還是堅持這件事要正式解決，而因為帕維爾現在必須向這位充滿野心的年輕中尉負責，所以這手稿作者的問題必須解決，即使只為了記錄之用。樓上一間空辦公室已經為了這個目的預留著。過段時間後，約定的早晨到了。就在第一批沈重的雨點開始落到下方荒涼的院子裡時，一名警衛在門上輕敲了一下。巴別爾走進房間。

　　「我正要泡茶呢。」帕維爾說。窗邊一個櫃子上，放著一個電動俄式茶爐，一個托盤、茶杯和茶匙、一個黑鏽了的鐵罐，這些都是之前這間辦公室的人留下來的，這人現在不在這裡。辦公桌後方原先掛著一排照片的牆面灰泥顏色明顯的比較淺，現在只剩下釘子還在。「你要不要坐下？」

　　過了一會兒，彷彿帕維爾的聲音這時候才傳到一樣，巴別爾點點頭，坐了下來。他鬍鬚未刮。右眼下方一塊瘀青正在慢慢變淡，嘴唇上有一層淺淺的膜，像是乾了的鹽。他那縐縐的襯衫領子歪歪扭扭的翻出在他縐縮的外套翻領上。最後還有這件事，讓帕維爾覺得最不安的：這位作家的眼鏡不見了。他本來預期巴別爾會以他在書皮上照片裡的模樣出現。

　　帕維爾拿起空空的茶壺。「我去裝水。」

　　起先，在門外守候的年輕警衛只是呆瞪著茶壺，好像他從沒看過茶壺一樣。他頂多二十歲，有一雙農夫那種惺忪睡眼。可能是某個流離失所的農夫之子，來到莫斯科找尋好前途呢。不管他是什麼人，他臉上的表情夠熟悉了。「水。」帕維爾嘆口氣，把水壺交給他。他還不如重回基洛夫學院，站在一教室不比這守衛年輕的男孩子面前，唸著托爾斯泰作品裡的句子算了。伊凡．依里西的生活最為簡單、平凡，也因此最為可怕。不論貴賤子弟，全都生在革命陰影下，如今，加入集體進步大旗下邁步向前的無數軍隊的，都是他昔日學生那個世代的人，而他們從前的師長則安於寂靜。從他被派來處理特別檔案到現在，已經有兩年半的時間，而庫提瑞夫是今年五月才來到這裡的，在這段時間中，帕維爾已經痛苦的發現自己曾經多麼幸運、多麼幸福。只要他能夠再度手裡拿著書站在學生前面，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隨著雨水而來的是一片假的暮色。整個星期的天氣都像這樣。帕維爾坐著，把枱燈的銅鍊子拉了拉，鍊子喀拉一聲磨擦著綠色的玻璃燈罩。「我一直希望能快點出些陽光，」他說，想要掩飾他的緊張。遇見一個像巴別爾這樣負盛名的作家，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他問，「你餓不餓？我可以叫人送些吃食上來，如果你願意的話。」

　　「謝謝你。不用。」

　　這是一個高而幾乎帶著氣音的聲音：巴別爾甚至眼光都不正視他。帕維爾直直盯著巴別爾臉頰上的瘀青，再把目光移開。警衛拿著茶壺回來了。

　　帕維爾又在窗邊把茶爐裝了水。隔壁房間電話響了一聲，被人接起來聽了。一片濛濛的淡淡亮光罩住正加熱的茶爐的圓邊，也蒙上正在打開鐵罐的帕維爾的雙手。罐子裡只剩下一點點茶，是一些黑黑的粉狀茶渣，像是某種沙子一樣，他把茶渣倒進正在等著的茶壺裡。帕維爾把鐵罐斜斜對著光，看到罐子裡他自己模糊的影子。然後他走回辦公桌旁。

　　「我可以問個問題嗎，督察同志？」

　　「我不是督察，」帕維爾連忙說。「我在檔案室做事。」他傾身向前，用手指抹了抹巴別爾檔案夾的綠色紙板。一條粉紅色緞帶整整齊齊綁住檔案。「其實，」他加上一句，「信不信由你，我原來是老師。我還教過你的故事哩。」

　　「我的故事。」

　　「《紅色騎兵軍》裡的故事。」是在你可以教這些故事的時候，帕維爾想道。是在教這些故事是可以的、是安全的時候。「還有你一些後來的作品。〈莫泊桑〉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一篇。」巴別爾故事的開頭幾行文字，他從來也看不厭的，這時候回到他腦中：

　　一九一六年冬天，我人在聖彼得堡，帶著一個假護照，一個子兒也沒有。一個教俄國文學的老師亞列克西．卡山瑟夫，把我帶到他家。

　　一個教俄國文學的老師──這種諷刺此刻很教人感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