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Introduction

新近的科學證據已為我們勾勒出一幅預期氣候變遷對世界造成實質影響的畫面，這些影響不僅是對環境而已，所產生的後果更觸及最核心的安全議程。
——貝奇特女士（Margaret Beckett），英國前外相。

經過一年來在世界各地研究氣氛變遷後，我有四個心得，而這正是我在展開這趟旅程時不甚了解的四件事。首先是，氣候變遷的發生，遠比我們預期得更快。當你與氣候工作第一線人士、科學家及決策人士交談，言談之中，你可以察覺到一股壓抑的驚恐。一旦氣候變遷的災難完全降臨，鐵定會有無數的人受害。

其次，減少用電或開車這類節能措施，雖然有助於提高環保意識，並使人們在某種程度上有自我掌控命運的感覺，但實際上無法改變危機的結果。我們的經濟必須大規模減碳，例如若我們未能在2050年以前達成零溫室氣體排放，那也最好在2030年以前減少80%的碳排放，否則後半個世紀的地球可能就不適合人類居住。反之，若我們做對了，我們汽車、飛機使用的燃料，家庭與工業用電，將不會產生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

第三，我們在這些期限之前達成減碳目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假如我們在十五年前甚至十年前便嚴肅看待氣候變遷問題，也許還有一絲機會，但現在為時已晚。第一個氣候變遷條約在1992年簽署，當時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現在則以每年3%擴增，而且在佔全球半數人口的亞洲，大多數國家正快速步入工業化消費社會，為使全球平均氣溫壓得夠低，以避免氣候變遷的嚴厲反撲，我們現在必須將溫室氣體排放減少4%，但目前就是無法這麼快辦到。因此，我們需要地球工程學（geo- engineering）方法，在我們致力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可作為減緩地球暖化的補救方法。有鑑於此，我們應儘快在此領域檢視各種可行選項。但近來有一種說法認為，地球工程學的技術有「道德風險」，我們甚至不應討論此途徑所使用的各項技術，因為我們可能會選擇地球工程方法，而不選擇減碳。不過，要是我們捨地球工程學不用，只以一套劇本（或方案）解決氣候變遷問題，我們恐怕會失敗。

第四，全球溫度每上升攝氏1度，人口就會出現大遷移，崩潰或正在崩潰中的國家數目，以及國內、國際戰爭的機率也會跟著攀升。如果它們的規模變大且頻率夠高，將會破壞阻止氣溫持續攀升的國際合作。

最後，我要說的是，我在冷戰期間憂心且不厭其煩高聲疾呼世人重視核武威脅，因而在某些圈子裡博得一點知名度（有一位我認識了半輩子的著名環保人士，在我要求專訪他時，甚至指控我談論氣候變遷議題是「撈過界」，好像我坐他的火車沒買票似的）。但無論是20世紀後期糾纏世人許久的核武及核子冬天威脅、現在困擾我們的氣候變遷失控問題，或者即使我們阻止了全球暖化、仍有一些將危及後代子孫的未知卻可預料到的可怕危機——都同樣凸顯了一個根本事實：「人類對待自然界的方式，已經到達臨界點了。」

人類在地球上消耗的資源，已比我們能永續發展的資源多出30%。若世界其他地區的人，都要維持「西方的生活水準」，我們需要三至四個地球才夠用。這場氣候危機是可以解決的，把工業革命的技術轉換為不耗油且不傷害環境的技術即可；但我們的電力成長太快，現在這場危機將永久存在，只是其特徵會隨著時間改變。對人類來說，一次只碰到一場大滅絕危機甚至都是種奢侈（因為那已算很幸運了）。例如，到了2020年代，我們可能對人工智慧該扮演何種角色掙扎不已，這個問題對人類未來的重要性，不亞於掌控氣候對我們的影響。正如美國前國防部長倫斯斐（Don Rumsfeld）所說：「『在已知的未知』之外，還有『未知的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