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西方修辭學思想源流
20世紀西方修辭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般認為，當代修辭學，尤其是50至60年代以後的修辭學稱為新修辭學，而19世紀以前的西方傳統修辭學稱為古典修辭學。為了更好地了解新修辭學和古典修辭學之間的聯繫，本章對古代西方修辭學的理論及其歷史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據西方修辭學史的介紹，傳統的說法是，最早的修辭藝術來源於法庭演說，大約誕生於西元前5世紀古希臘西西里島的一個叫錫拉丘茲（Syracuse）的殖民地，由科拉克斯（Corax, 539-433 B.C.）和他的學生提西阿斯（Tisia）創立的。大約在西元前465年，當時的城邦錫拉丘茲發生了一場革命，島上的獨裁者被推翻了，建立了民主制度，大量被放逐的居民回流。為了爭回以前被沒收的土地和牛羊，他們紛紛提出訴訟，法庭裏有關財產的訴訟如潮水般湧來。一塊地的擁有者是原來的地主還是獨裁者統治期間授予的人呢？當時的情況是，市民沒有地契收條可作證據，這種訴訟辯論顯然必須以旁證來理論，從案件的可能性或可信性來說服法庭。古希臘的司法制度要求公民自己出庭，不能像今天那樣聘請律師代表他們，因此要求進行財產訴訟審理時，盡可能說服陪審團，以便做出有利於自己的判決。公民必須充分準備好法庭演說，遂需要有人去指導如何進行演說。

科拉克斯當時體會到需要對法庭的演說藝術進行系統的指導，便寫了一篇叫〈修辭藝術〉（“Art of Rhetoric”）的文章。雖然這篇文章沒有流傳下來，但從後來的修辭學著作裏可以了解到，科氏的修辭體系乃以可能性為其中心。1 科拉克斯認為，當不能絕對肯定地確立事實時，演說者必須從普遍的可能性開始爭論，確立可能的結論。他的文章也表明了，可以運用可能性而不必考慮論辯的對方。比如某人被告酒後駕車，如果因同樣的指控被捕第二次就可能有罪，這就是一個根據可能性的論辯。但也是一個反論，因為犯過一次將會特別小心，很可能不會重蹈覆轍。因此，「可能性」這個概念便成為演說論辯的基本立足點或出發點。除此之外，科拉克斯首次對如何編排正式的演講做過研究。他認為演說主要包括三個部分：引言（an introduction）、申辯或論證（an argument or proof）和結論（a conclusion），這就是後世所說的修辭學的謀篇佈局。

由此可見，早在科拉克斯時代西方修辭學的雛形就已經形成。「可能性」或「可信性」成為演說論辯產生的原因和基礎，是修辭的關鍵所在。修辭學之所以有別於邏輯學，在於前者以可能性作為論說的原則或出發點，而後者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礎之上，兩者之間的對立成為西方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之一。

科拉克斯的學生提西阿斯把他的修辭體系介紹到希臘大陸。另有一說是提西阿斯傳給高爾吉亞（Gorgias, 483-376? B.C.），再傳到希臘，也許是後者的名聲很大的緣故。高爾吉亞的《海倫頌》（Encomium of Helen）是西方古典修辭學史上著名的演說範例，修辭學因之而擴展到訴訟論辯的範圍之外。但不管怎麼說，修辭學說進入了雅典。當時的雅典實行民主政治，具有自由身份的居民都可以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社會秩序由法律來維繫，因而演說論辯盛行。人們認為雄辯是一門可以傳授的藝術，因此便出現了專門教授修辭的教師，人稱sophist。希臘語Sophos一詞原意指知識或智慧，sophist從根本上說就是傳授智慧的教師，即智者或能言善辯之人。高爾吉亞就是一個sophist，他特別注重演說風格的修飾，新穎的辭藻和工整的句法，注重運用演說的技巧去打動聽眾。

但是，希臘人慢慢地不相信sophist，可能有如下幾個原因。首先，sophist是流動的教師，常常是到雅典的外國人，有些人不相信他們純粹就是因為他們外國人的身份。其次，sophist擅長教授智慧或者美德，傳統上雅典人認為這是不可以教授的東西。此外，sophist要收費，這種做法不僅與傳統格格不入，而且使sophist教育成為一種奢侈，很多人都付不起學費，這件事的本身便產生了負面印象。更為重要的是，由於高爾吉亞過分地強調演說的「迷人」和語言的感性能力和煽情作用，使sophist的演說落人口實，招致攻擊。柏拉圖堅決地反對sophist，他的幾個對話錄使sophist看起來確實相當荒謬。柏拉圖對sophist的看法現在看來大多是不公平的，2 但是反sophist的情結一直保留在他的對話錄中。sophist落得個壞名聲，被稱為強詞奪理的「詭辯家」，這種狀況一直都沒有得到改變，同時使修辭學也蒙上了一層陰影。事實上大多數的sophist都玩弄詐術，在中國，這個詞通常被譯為「詭辯家」、「智者派」，相當於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辯士」、「辯者」或「辯師」。當然，「智者」與「詭辯家」是有區別的，事實上sophist中有不少人是著名的修辭學家和哲學家。因此，上述所有譯名指的都是古希臘的sophist，為了行文方便，似乎都可以採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