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的興起以及自由市場的未來
二十年前，東歐及蘇聯政權如骨牌效應般的傾倒，當時興起了一股探討這種狀況的熱潮，大家普遍認為一個國家可以直接主動的管理國家自己的經濟，如此將能帶領整個國家邁向繁榮之路。一九七○年代，當中國政權開始實驗性的進行以開放特區經濟市場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經營，從此也引領了中國經濟體爆炸性的成長。而在九○年代蘇聯政權垮台之際，成千上萬的蘇聯人民開始利用黑市生意來交換進行自由市場的經濟。就全球面來看，印尼、巴西，以及土耳其政府相繼的將政府自營資產進行私有化。而在美國，當時的雷根政府自認為在政府的限制之上有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一九九六年的國情諮文演說（State of the Union）上甚至大膽的發表言論表示：「大政府時代已經結束！」 而在八○年代，西歐各國政府則是在英國首相鐵娘子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領導下，將原本獲利不良的大型政府機構─特別是能源部門（石油、天然氣、煤礦以及核能）、大眾運輸（國家航空公司、鐵路以及公共運輸汽車部門），乃至於大眾傳播系統等，進行私有化的動作。而在九○年代，西歐各國政府則是開始策劃，將整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觀念導入當時的歐洲國家政府之內，同時策劃將整個歐洲形成一個經濟體。而當時全球金融財務機構要求，整個歐盟的成形必須是沿襲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liberal economic theory）為主，而這整個內容囊括在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之中。

而在這樣的經濟催化之下，我們可以預見其結果。從一九九八年到二○○二年之間，世界貿易成長了三倍之多。但就營運成本的層面來看─特別是運輸以及傳訊成本來看─卻有了十足的縮減。許多國家自有貿易的保護障礙，如關稅以及進口貨品的額度，也如同當年的柏林圍牆一樣的倒塌。在同一時期，美國關稅的百分比（以關稅之於整體進口貨物的比例來看）整整縮減了一半，而在歐盟而言，關稅降幅更是超過了一半，加拿大的關稅降幅更達到八成之多。一九四八年，在歷經了八個回合的討論後，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GATT）開始啟動運作，之後也成就了在一九九五年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的成形。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國有一百五十三個，而其最主要的功能在於促進國際貿易成長，以及仲裁國際貿易紛爭。雖說多數已開發以及開發中國家還是會對其自有經濟體良莠不齊之處護短，但是多數的國家在其先進的自由國際貿易的促使之下，其國內的貨物流以及服務流得以有所成長，促進了自由貿易競爭，鼓勵創新，更提供了國內消費者更多樣化，同時也更低價的物品選擇。直到二○○○年，全球國際貿易直接性的投資金額已達到了一兆四千億美元之多，這是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新高。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以及更多的中小企業主們開始為了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還有尋求新的消費市場而努力。這也使得在新興市場裡成千上萬的人們由原本的貧窮階級，進而享受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自此，不論是在九○年代初期的經濟停滯，或者是在二○○一年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都不足以平息這一股新自由主義（liberal economic）模式的成長。時至今日，私人企業、私有財富、私人投資等等可說是一直沿襲發展至今而不變。

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的初期，以往盛行的主義反而成了古老的傳說。政府主宰的權力時代又重新回頭。在過去十年之間，一種新型態的企業開始出現在國際經濟的運作之上：這些企業多半是由當地政府所投資或擁有的企業為主。二○○八年，墨西哥的西邁克斯集團（Cemex），成為世界第三大的水泥製造商，其市值也已約當於可口可樂的市值，同時其所擁有的外國資產也比道氏化學（Dow’s Chemical），以及美鋁公司（Alcoa）來得多。巴西的淡水河谷礦業公司（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宣稱自家公司資產的總合早已比坊間不少傳統產業，如羅氏大藥廠（Roche）、英美資源集團（Anglo American plc），以及澳洲礦業龍頭（BHP Billiton）都要來得巨大的多。而西邁克斯集團以及巴西的淡水河谷礦業公司，都與政府關係十分緊密，政府甚至允許它們藉由惡意的購併本地小型的同類型的企業，進而保護其商業市場上的主宰能力。而這兩間企業也都屬於私營企業，其中又包含多數政府的資金介入。在過去幾年來，經由富士比（Forbes）雜誌，財星（Fortune）雜誌，及其它同一類型的雜誌列出的百大企業之中，特別區分出以政府投資或擁有的企業，例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iton）、中國石油（Petro China）、中石化（Sinopec）、巴西的巴西國營石油公司（Petroleo Brasileiro SA）、墨西哥的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Petroleos Mexicanos，Pemex），以及俄羅斯的俄羅斯石油公司（OAORosneft）、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等等。這顯示政資企業已不再稀有。二○○八年，中國移動（China Mobile）公布全中國擁有門號的人數已達到四億八千八百萬個門號的新高。這些企業早已不是傳統的國營企業了，因為他們的經營權還是以各國的主政者為主，而不是以股東為主。

介於二○○四年到二○○八年之間，富比士雜誌上的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中，有一百一十七間初次入榜的企業，是屬於政府合資經營的，當然，這些政府包含了巴西、俄羅斯、印度以及中國（這也就是金磚四國縮寫的由來），而這一類型的評估篩選標準包含了營業額、獲利率、資產總和以及市值。在此同一時間，原本榜上有名的企業中，原屬於美國，日本，英國以及德國的企業，也有二百三十九間跌出排名之外。這些跌出排名之外的企業裡，在同樣的四年之間，其市值佔比也從原本的百分之七十，跌到只有百分之五十。而金磚四國的企業之中，其市值則是由原本的百分之四，增長到百分之十六。其中二○○八年至二○○九年之間的金融海嘯更是助長了這股逆勢。由彭博資訊（Bloomberg News）在二○○九年初所發表全球四大銀行排名中，其中有三間是來自於中國的銀行體系─中國工商銀行（ICBC）、建設銀行（China Construction），以及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以市值來看，同一年富比士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中，中國工商銀行（ICBC）、中國移動，以及中國石油（Petro China）則是各執鰲頭。換句話說，西方多國自有企業不能再取代現有的政府（Nation-state）企業，也不能在國際政治及全球市場上執牛耳的地位。其中原因來自於，多數國家的政府也開始介入以及營運自有的國有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