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進士飄蓬渡海東

位於今東京都千代田區的法政大學，乃創始於1880年的一所私立學校。晚清十年留東大潮中，有近2000名中國留學生先後就讀於此。 更不可思議者，這批學生中竟有150餘人留學前已獲進士出身，且不乏身列三甲的狀元、榜眼、探花。述及這批進士留學之緣起，應提及晚清政府為新科進士再教育專設的進士館。1904年清政府設進士館，令新科進士之留京者入館接受三年法政再教育。然1905年廢科後，該館生源不濟，故將未及畢業之學員派赴法政大學，同時將新科進士未入館學習者一併咨送遊學，遂有進士群體集體東渡之盛況。政府將其文化精英、候任官員群體的再教育，委諸東鄰日本，這在中國選官史及留學史上，無疑是空前之舉。拙文擬在晚清新政展開、興派留學的語境中，考察進士留學的緣起，及其在日本的學習、生活與社會活動實況，並嘗試探討其學科程度。對留學進士之人數、經費，以及進士留日學員的政治傾向，尤加意考述，最後對晚清速成法政留學教育略作檢討。

二、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之開辦及旨趣

法政大學之前身，為1880年薩埵正邦（1856-1897）等人成立的東京法學社， 1882年改稱東京法學校，1889年5月合併東京佛學校，更名為和佛法律學校，翌年7月於麹町區富士見町築新校舍，成而遷入；1903年據《專門學校令》進行改組，8月獲文部省批准升為大學，正式改稱法政大學。其時之法政大學，在校學生數僅1248人。

設立法政速成科一事，在1903年已有動議。此前法政留學方興未艾，留學生習普通科者居多，習法政者尚少。1903年留日的669名中國學生中，修讀法政者計有東京法學院9人，東京帝國大學法科5人，日本法律學校4人，僅佔總數的2.69%。 面對晚清新政展開對新型法政人才的需求，東亞同文會會長近衛篤麿（1863-1904）、副會長長崗護美（1842-1906）與當時留日學生總監督汪大燮（1860-1929）商議，擬仿日本明治維新初期經驗，在東京為中國遊歷官紳設速成法政學院，然學章甫擬就而汪大燮已卸任，近衛篤麿旋身故，事遂終止。 速成科的正式開辦，實得益於當時留學日本的曹汝霖（1877-1966）及范源濂（1876-1927）從中聯絡調和。

1904年，范源濂來與曹霖汝商議，擬在日本辦一速成法政班。同年3月，范源濂前往拜訪梅謙次郎（1860-1910），陳說為中國官紳設立法政速成學校之必要，並請梅謙次郎擔當此事。開辦速成科的提議，得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1855-1911）的贊同，小村介紹梅謙次郎與清朝駐日公使楊樞（1844-1917）會面，楊樞亦極為贊同，並向長崗護美取得前擬學章作為稿本，與梅謙次郎酌中改定章程，於1904年4月30日得文部省認可，遂成此事。 速成科附設於法政大學，其設立之旨趣，校長梅謙次郎述之曰：

今清國銳意維新，知新學之不可緩，爰遣學生來學我邦，數年以來數以千計，洵盛事也。顧目下之來於我邦者雖多，而修業於法律、政治之學者尚少。誠以我邦之官私立學校之授斯學者，其講述皆以邦語，其課程皆須三四年而畢。清國學子之有志於斯者，不得不先從事於本邦語言，從而入專門各學校，綜計先後須得六七年。夫以六七年歲月之久，是非立志堅定者，鮮克見厥成功。即成矣，而其數必又居於最少，是可惜也……本大學有見於此，特設法政速成科，授以法律、政治、經濟必要之學科，以華語通譯教授。俾清國朝野有志之士，連袂而來，不習邦語，即可進講專門之學。歸而見諸施行，以扶成清國釐革之事業。夫以清國時事之蹙、需才之亟，有若今日，欲養成多數新人物，舍斯科其奚由哉？

1904年5月7日，速成科舉行開學典禮，來賓、講師、校友及中國留學生凡一千餘人參加，禮甚隆重。到場者包括日本司法大臣波多野敬直（1850-1922），清政府駐日公使（欽差大臣監管遊學生總監督）楊樞等中日官紳。典禮上梅謙次郎、波多野敬直、楊樞分別致辭演說，曹汝霖代表中國留學生發言。 速成科首班共招學生94人，其中官費48人，自費46人。艾時赴京上任的王士性而言，更是影響其政治立場的關鍵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