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春－－我在一九六０年
口述者：李世華

有幸受到勞改基金會和傳統基金會的邀請出席這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感到萬分榮幸。我將以大饑荒受難者的身份對大饑荒時代做個人見證。

解放前，我的父親和叔父給地主做長工，他們也都曾被日本鬼子抓去關東挖煤；淮海戰役時，他們也都冒著生命危險推著獨輪車支持解放軍。解放後，我們分得了土地，當家做了主人，在上邊號召「走集體化道路」時，父親第一個報名入了互助組、初級社。由於父親的誠實、能幹，他被選為我們生產隊解放後的第一任隊長。可是，隨著1957年的人民公社和1958年的大躍進，災難向我們家和中華大地的千家萬戶步步逼近，使數千萬人淪為餓殍，使我家在1960年春天的28天時間內家破人亡。

1． 過年

1960年，我17歲，在安徽省碭山中學讀初三。大年三十那天回到家，我一眼看見滿案桌的山芋葉子，這就是大年三十的午飯：一大鍋白水煮的山芋葉子，夾雜著星星點點的幾個黃豆粒。母親告訴我，家家戶戶的糧食都早被搜光了，村幹部只要看到誰家冒煙，就跑到他家裡來搜糧食。

大年除夕沒有飯吃。天還沒黒，我們便早早地上床，準備在床上饑腸轆轆地熬過大年夜。這時突然聽見一聲厲叫傳來：「開會了！」接著又是兩聲劃破夜空的厲叫，「開會了！開會了！」

母親說，村幹部帶著積極分子天天晚上開會鬥人逼糧食。這幾天正在鬥爭前院的歐四奶奶，她是七十多歲的小腳老媽媽，叫人家站到桌子上，每隻手拿一根筷子，要雙胳膊架平，叫「架飛機」。老人家哪能撐得住？「撲騰」一聲從桌子上摔下來。那些幹部和積極分子不但不拉，還用腳踢她，說她是裝的。

參加這樣的會議，等於接受一次酷刑。所以一聽見喊開會，社員們就嚇得發抖。父親怕嚇著家裡其他人，逢有人喊開會，誰也不讓去，都是拖著佈滿流血裂口的雙腳自己去。每天會上鬥了誰，怎麼鬥的，父親對家裡人也絕口不談。

大年初一的早晨，我早早地被東屋裡傳來的嬰兒哭聲驚醒。母親歎氣說：「唉，這小閨女是活不成了，餓得從早哭到晚。」這嬰兒便是我的小侄女，她出生在1959年春天，直到她一年後夭亡，我也不曾見過她一面，家裡也沒有人給她起名字，只聽母親喊她「小閨女」。

聽到食堂喊「開飯了」，二哥便拎著個罐子端著個小饃筐去領飯。

這是大饑荒的第二年，食堂裡早已斷了糧，上面的口號是「低標準，瓜菜代」，食堂的供應標準是每人每天一兩八錢。社員編的順口溜說：一兩八錢，餓不死炊事員。除掉村幹部、積極分子和炊事員多吃多占的外，社員吃到嘴裡的恐怕不足五錢。但這個定量還決不是米和麵，而是山芋乾子麵或是用山芋藤子、乾茅草根、乾樹葉磨成的粉。炊事員用這些東西摻和上野菜做成窩窩頭，再用白水煮點野菜，撒上些鹽，算是湯。每天兩頓飯，一人一個小窩窩頭，另加一舀子湯。社員說食堂的窩窩頭「像牛眼一樣大」，把菜湯叫做「四個眼的湯」，意思是湯稀得可以照見人影。

母親又用山芋葉子拌著一點什麼麵做了一鍋丸子，全家算是過了一個年。

早飯後，我去看爺爺。爺爺那年82歲，是村裡德高望重的老者。爺爺雖然年齡大，但沒有任何疾病，前兩年還在晚上跑到十幾里開外的地方聽大戲。以前逢過年，他都是早早起來，洗漱乾淨，迎接成群結隊來給他拜年的晚輩和年輕人。但今年沒有人來給他拜年，他一個人拄著根棍子骨立在他的小屋裡，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我到他面前，說了聲：「爺爺，我給您拜年了。」然後恭恭敬敬地給他磕了個頭——這是我給他磕的最後一個頭。

初一的晚上，我們全家人在暗夜裡默默地圍坐著，沒有人說話。我對未來還充滿著幻想，相信英國詩人雪萊的名言：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在內心裡默默地盼望著春天的到來，然而春天給我們家帶來的卻是天塌地陷的災難。

2． 天塌地陷

年初三吃過早飯，我便要啟程返校。父親出去給我借學費，我跟父親出門，母親也隨著送我到了村子中間。父親不知從誰家借來了錢，交給我，我正要動身，母親卻突然放聲哭了起來：「我的乖兒來，你下次回來，不知還能見到你大大（父親）你娘不……」

幾天來我積壓在心裡的痛苦一下子迸發了出來，我「哇」的一聲大哭了起來。我邊哭邊用袖子擦著眼淚，一步一回頭看著爹娘，他們也站在村口望著我，直到我再也看不到他們，他們也不再能看見我。

然而母親的話一語成讖，一切竟不幸被母親言中：這一別正是我與父親的訣別。

回到學校，我們便投入了緊張的初三總復習。我們的早餐是蒸熟的山芋片，外加一碗山芋片麵糊糊，中午和晚上是一個山芋粉麵做的窩窩頭和煮的爛白菜之類。每到吃飯的時候，我便想起父母親和爺爺刀削一般的面孔，耳邊響起小侄女的哭聲，我就無法下嚥我的那一份窩窩頭，便悄悄地掰下一塊放在我的書桌裡。三兩天后，我便自己吃每頓掰下來的有點發黴變質的窩窩頭塊塊，從而省下一個整窩窩頭。這樣，一個星期下來，我就能省出三個窩窩頭來，這樣每兩個星期回家的時候，我就可以帶六個窩窩頭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