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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日本的任務
日本-一個完全異於西方的東方國家,為了戰爭的需要,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潘乃德奉命從文化的角度展開對日本的全方位研究。日本人為什麼既暴力又溫良?為什麼既熱衷於西方文化又頑固保守?為什麼既服從管理又經常犯上作亂?隨著本書的展開,這些問題將一一得到解答。
了解日本人已是美國的當務之急。我們不能對日本人矛盾的性格置之不理。我們正面臨一些重要問題。日本人下一步會怎麼做?我們必須進攻日本本土才能讓他們投降嗎?我們是否應該直接轟炸日本皇宮?從日軍俘虜的身上,我們能獲得什麼情報?我們應採取何種宣傳策略,才能削弱他們頑抗到底的意志?一旦戰爭結束,我們需要對日本實行長期軍事管制嗎?美軍是否要繼續在日本的山區中,與瘋狂頑抗的軍國主義分子戰鬥呢?戰爭結束前,日本會不會爆發像法國或俄國那樣的革命?如果會,誰是革命的領導者?如果不會,日本會滅亡嗎?
美國和日本正在交戰,這不利於我的工作。因此我無法深入日本國內實地調查,而對一名人類文化學者來說,這種調查卻是最重要的研究方式。我無法前往日本,深入日本人的家庭生活,親眼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分辨影響他們行為的哪些因素是關鍵的,哪些是非關鍵的。我沒辦法親眼觀察他們作決定時的複雜心理過程。我也不能親眼觀察他們如何培養子女。雖然著名人類文化學家約翰‧思布里(John Embree)寫過一本非常有學術價值關於日本村落和日本人的《須惠村》,但我們在一九四四年遇到的問題,在這本書裡難以找到答案。
不過,我依然相信,身為一名人類文化學者還是有些研究方法和條件可以利用。我可以與一些日本人接觸,與被研究民族的人直接接觸,也是人類文化學者可以依賴的研究方法之一。在美國生活的一些日裔美籍人,很多人從小在日本長大。我可以和他們接觸,在他們同意的前提下詢問他們的生活經歷,了解他們如何對事情進行判斷,對他們的敘述妥善利用,填補我對這個民族研究中的空白。這對於想了解任何一種文化的人類文化學者來說,都必不可少。當時,還有一些從事日本研究的社會科學家利用各種圖書文獻,分析歷史事件和統計資料,甚至從日本人的廣告單、宣傳單中尋找有用資訊。我相信,他們想要知道的答案都隱藏在日本人的文化傳統和價值理念中。所以,如果我們對從小生活在這種文化中長大的人進行研究,一定會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
我也大量查閱書籍,並向曾經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人士請教。圖書館有大量論述日本的資料文獻;西方社會也有許多優秀觀察家曾在日本居住過,與他們談話對我幫助很大。那些前往亞馬遜河發源地,或到新幾內亞高原,深入到無文字部落中實地調查的人類文化學家,沒有我這樣的條件。原始部落民族沒有文字,無法用筆墨記錄自己的生活,展示出特有的民族文化。西方人對他們的敘述也僅限於皮毛,有時對他們的記載甚至只有寥寥數筆。他們的歷史鮮為人知。對他們進行實地調查的人類文化學家,要在一片空白的情況下體驗他們的生活方式,了解他們的文化習俗,考察他們的社會階級,探索他們的宗教信仰。而我研究日本民族時,卻可以從許多學者的研究中得到啟示。在有關日本的文獻資料中,有許多對日本人生活細節的記錄。曾經在日本生活、居住過的歐美人士,用手中的筆詳細生動記錄了自己的經歷。
此外,大量日本人寫的傳記,也記錄了他們與眾不同的人生經歷。日本民族和其他東方民族不一樣,他們有強烈的自我描述、自我表現欲望。在傳記裡,他們不但記錄日常生活瑣事,還抒寫渴望在全球擴張的理想。他們在自傳裡直言想法,表達願望,坦率程度令人瞠目結舌。不過,他們並不會在自傳中把渴望在全球擴張的野心都寫出來。沒有任何人和任何民族會這樣做。描述日本時,他們會不知不覺省略一些重要的細節,因為那些東西在他們眼裡太普通了。其實,美國人描寫美國時也是一樣。儘管這樣,日本人還是喜歡在自傳中暴露自己的真實想法。
我還看了很多日本人編寫、拍攝的電影,或西方人在日本編寫、拍攝與日本有關的電影,包括各種宣傳片、歷史片,還有描述東京等城市和日本農村生活的現代影片。我會和一些在日本看過同樣電影的日本人討論,他們看待情節、男女主角、反派角色時,與我的眼光是不同的。當我被一些情節弄得糊里糊塗時,他們卻明明白白。在理解劇情發展、影片編導動機方面,他們和我也不一樣。他們習慣從整部電影結構來加以理解。就像閱讀小說時,我對小說的理解和從小在日本長大的他們是不同的。我們的分歧很大。
他們有的會替日本民族的風俗習慣進行辯解,有的卻痛恨一切,說不清楚誰的觀念對我影響大。但是,不管他們對日本文化習俗是接受還是排斥,在對日本生活規範的描繪方面,卻是一致。
如果人類文化學家只是直接從研究對象(日本民族)蒐集資料,再對資料分析解釋,那麼他們的工作和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觀察家所做的事就沒什麼不同。假如人類文化學家只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就很難從旅日外國人士所撰寫的書中,獲得有價值的資訊。所以,人類文化學家都受過專業培訓,在課題研究方面具有特殊能力。在一個已經擁有眾多學者和觀察家的領域中,他值得多花一些精力,做出屬於自己的貢獻。
亞洲和大洋洲的文化體系不同,人類學家通常都了解它們。日本人有一些文化習俗和生活習慣,與某些太平洋島上的原始部落相似,例如:有的與馬來諸島上的相似;有的與新幾內亞島上的相似;有的與波里尼西亞島上的相似。我們可以根據相似性,推測日本移民或許在古代社會到過這些地方,或許他們和這些島嶼上的民族接觸過,這很有趣。可是對我來說,了解其文化習俗和生活習慣相似性的意義,並非因為可能存在的歷史聯繫,而是我可以藉此順利的了解日本民族的特徵。因為我知道這些生活習俗和習慣如何在一個簡單的文化體系中發生作用。對亞洲暹羅人、緬甸人、中國人的文化習俗,我也多少了解一些,在亞洲悠久的歷史文明中,它們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可以將日本民族與它們作比較。在研究原始民族時,人類學家曾反覆證明,文化比較對於研究工作多麼重要而有價值。也許某個部落的生活習俗有百分之九十都和它周圍其他部落相同,可是,為了適應與周圍民族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我們仍然可以對它的習俗做些修改與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