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七年三月三日，佛洛伊德與榮格初次見面，他們兩人就欲罷不能地聊了十三個小時。這兩個人最後一次一起出現在同一個房間，是一九一三年七月七日至八日，在慕尼黑舉行的第四屆國際精神分析大會上。就人們所知，在這個場合中他們沒向彼此說過半句話。於是思想史上最惹人爭議的一段情誼，就在沉默中結束了。然而，這兩個並肩工作了六年多的男人，仍毅然決然地改變了二十世紀的思潮方向。

這是個關於那段夥伴情誼的故事。但是我並不想要以傳記的角度來講述這兩個男人的一生；我也不想偏袒任何一方。我之所以想要講述這個故事，是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這兩個人的共同研究成果的重要議題。

在他們倆人合作的這段期間，佛洛伊德與榮格使新的心理治療方法——精神分析，得到極大的注目，並因為其詮釋性觀點而贏得了廣泛的接納，這些觀點有些相當激進，也因此而使其變得與眾不同。若沒有這兩個人，或者更明確地說，若沒有他們的通力合作，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精神分析就不會存在。但如果佛洛伊德和榮格催生了極度新穎的事物——直到今天我們仍持續體會到其日新月異的價值，那麼他們也以無可避免的方式形塑了他們的創造物；該方式不僅反映出當代的需求，我們也應該要瞭解並認知其最終造成的扭曲是什麼。

榮格和佛洛伊德間的情誼是個值得敘述的重要故事，但卻不容易從批判的角度來說明。我們偏向對這兩個男人抱持欽佩讚賞的態度。我們寧可一直將他們當成英雄，希望他們一如其後出現的無數軼聞趣事中的形象，擁有魅力、富有人性、多疑且聰明絕頂。在為人類的心靈，尤其是為人類的限制開啓了全新的視角後，佛洛伊德與榮格勢必是與自我反思的無比重負共同存在的第一批思想家，而這自我反思正是現代人的心理學的特色。就這個意義上，他們是第一批二十世紀公民。 想到他們擁有維持這些新自覺形式所需的人性美德，就令我們心滿意足又欣慰。

在對立中，人往往會突顯出自己的性格。在他們晚年時，即便情勢迫使他們必需反對自己的理論，他們也能優雅以對。對於佛洛伊德那不悅的抗議，我想我們都耳熟能詳了；他說：「有時候雪茄就只是雪茄而已。」但或許他對於亞伯拉罕．卡迪納（Abram Kardiner）所提出問題的回應更能說明一切；卡迪納在一次訓練分析中針對一個特殊的精神分析命題的邏輯提出質疑，「噢，別把那看得太嚴肅。那是我在一個下雨星期天的午後編出來的。」這無禮的答覆呈現出佛洛伊德人格中的頑強特質。當納粹當局要求他簽署一份宣傳性聲明，表明他在獲准移居前曾得到他們的良好待遇時，佛洛伊德回以英雄式的華麗詞藻。簽上他的名字之後，他周到地附上一句：「我衷心樂意向任何人推薦蓋世太保。」

榮格也採取一種置身事外的距離。在他創辦的學院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中，他悄悄跟一位同事吐露心聲：「謝天謝地，我不是個榮格學者。」榮格對於病患也一樣直言不諱。當一個年輕的女性厭倦了只是談論她那得不到回報的情慾轉移，而提議一起在沙發上躺下時，榮格犀利地回答：「是的，我們可以躺下來；不過之後總得要再次起身的。」而跟他的維也納故友比較起來，榮格的盛名也不遑多讓。在晚年的一次倫敦旅行中，榮格利用一個下午，獨自前往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找一本珍本書籍。但是在門口，一個警衛禮貌地問他：請問您的通行證呢？榮格回答他沒有通行證，他是從蘇黎世來的卡爾．榮格，他不知道需要通行證。警衛顯然嚇了一跳，問道：「卡爾．榮格？您是說佛洛伊德、阿德勒、榮格嗎？」榮格若有所思地回答：「不……只有榮格而已。」（他後來獲准入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