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為傳說北京要封城。還有人說，晚上飛機要灑消毒液。北京像一個大鍋，就要蓋上了。人們開始搶購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裡擠來擠去不知買什麼好，找到一箱雞蛋扛回家。

好像「轟」一聲，什麼都塌了，工作停了，學校停了，商店關了，娛樂業關了，整個日常生活被連底抽掉。

我們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著他們轉運病人。到哪兒去，運到哪兒，都不知道。

二十二號，突然通知有臨時轉運任務，開出兩輛急救車。長安街上空空蕩蕩，交警也沒有，司機周師傅開金杯麵包車載著我們，跟在急救車後面開了個痛快。那年天熱得晚，來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瘋了，純金的枝子胡亂抽打著往外長，襯著灰撲撲的荒街。

老金杯在長安街上開到一百二十碼，窗開著，外頭沒人，風野蠻地拍在臉上。我原來以為這一輩子，就是每天想著怎麼把一個問題問好，把衣服穿對，每天走過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這麼到死，沒想到還有這麼一天。

到醫院，車一停下，我看到兩個醫生推著一個蒙著白布的東西，顛簸著跑過來。

我嚇了一跳。

他們把它往救護車上抬的時候，我才發現，是個輪椅，一個老太太坐在上面，從頭到腳被白布罩著，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沒有穿隔離服，沒有口罩，從普通的客梯裡推出來，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單，大概是臨時被拽過來，算隔離手段。

病人一個接一個地出來，很多人自己舉著吊瓶，我數了一下，二十九個人。這不可能，公佈的沒這麼多。我又數了一遍，是，是二十九個。

運送病人的醫生居然沒一個人穿隔離服，眼罩、手套也都沒有。只是藍色的普通外科手術服，同色的薄薄一層口罩。我攔住一個像是領導模樣的人，慌忙中，他說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後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的副院長王吉善，一週後也發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聲。編導天賀抽了一會兒他的大煙斗，說：「覺得麼，像是《卡桑德拉大橋》裡頭的感覺，火車正往危險的地方開，車裡的人耳邊咣咣響――外面有人正把窗戶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