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與驅力
 
寫到這邊，看倌們一定認為我的行文充滿了意識型態與文化批判，事實上這也正是劇場發展一直以來的天生性格與宿命──不斷地在美學與政治的糾葛中探索自己的前進方向，這同時也是為什麼本文的題目定為「場邊觀看臺灣現代劇場的政治策略與創作美學」之理由所在。從政治策略，我們要去理解的是，臺灣現代劇場在面臨每一次的社會與政治變革，或劇場生態的轉變，怎樣在創作美學上做出因應，又如何在劇團定位與經營上迂迴轉進。而從創作美學，我們可以看出臺灣現代劇場在劇場美學與記號如何運用、轉化、替換、變形、並置……，我們當然也應該要去探討促使這些改變發生，其背後的政治因素。釐清了這兩條發展的主要脈絡，分析其間的高低起伏與萬千變化，我們才能對其「能動性」與「運動力」──即所謂「臺灣小劇場運動」的內在驅力──做一省察。
 
臺灣曾有過三十八年（1949-1987）的政治戒嚴經驗，「噤聲」的集體潛意識還深駐在人民體內，對於表達，最熟悉的方式可能就是「一片靜默」，或是「齊聲同語」，要不然就是「照本宣科」，一旦張嘴發聲，卻是嘰哩咕嚕、五音不全，有的甚至患了後現代失語症。對於解嚴後、尤其是1990 年代以降的臺灣現代戲劇及劇場發展，論者總喜歡用「眾聲喧嘩」，甚至是「諸神退位，群魔亂舞」等詞語來形容這個「邏各斯中心」消碎的年代。遙想1980 年代，尚有所謂的「第一代小劇場」對戰後臺灣劇場僵化的舞臺觀，嘗試做美學上的革命；更有「第二代小劇場」因緣際會地將劇場行動與社會、政治運動聯繫在一起，只是這些都已隨著政治緊箍咒的剝除、劇場行動者的各奔前程，而使得1980 年代、1990年代之交的臺灣現代戲劇及劇場脈動沉寂了一陣子。「沉寂」之後的臺灣現代戲劇及劇場，重新思考自我的文化定位與美學語彙，整個新時代所提供的氛圍與困境，包括多元文化、新媒體、全球化、身分認同、家國敘事、性∕別越界、策略聯盟、消費時代等等，促使不管是1980 年代延續經營的劇團，還是1990年代才成立的新團體，都必須具備一套面對新時代的態度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