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歷史洪流塑造我的語文觀：一九二三～一九五九

我曾在《美國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讀到一篇文章，說當一個人在疼痛和震驚時，大腦會分泌出「神經肽」（neuropeptides），它使人把所獲得的經驗深深地印記在腦細胞裡，長久不會消失。

在我成長的歲月裡，家庭、學校、留洋，甚至日據時代學習語文和應用語文的痛苦經驗和感受，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這些記憶除了讓我直到現在還孜孜不倦地學習華語，也影響了我治國的語文政策和對學習語文的看法和態度。

從英國學成歸來，在當律師、成立政黨、參加競選的日子裡，我與工會活躍分子、華校生有緊密的來往，讓我體會到了因為語文問題而潛藏在新加坡殖民地社會的困擾。那是一股醞釀中的洶湧暗流，一經挑動，就會激起狂潮，一發不可收拾。前車之鑒，給我深刻的啟示，我在建國後，因此以極端謹慎踏實的態度去處理語文問題。

在這一章裡，我從生長在一個講英語的家庭談起。

從小我立志當律師，而努力把英文學好。後來從政，認識到語言與政治息息相關，我明白要贏得選票，必須把華語和方言學好，說得一口女皇式英語其實幫助不大。

一九五四年五月，我參與了華校生為營救「五一三」學警衝突中七名被判監學生的法律行動，親眼目睹近千名學生在華僑中學集中二十二天抗議的經過；華校生參與一九五五年五月福利巴士暴動後，華僑中學、中正中學總校和分校被令停課，兩千名華校生再度在三校集中，這些轟轟烈烈事件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當時的政府為解決華校問題而設立「立法議院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我是九人委員之一。

參與這個委員會的經驗，使我第一次接觸和認識華文教育的問題，我對那個時代的華文教育的形勢，也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大時代的歷史洪流塑造了我的語言觀，也引發了我對雙語教育政策的思維。

來自講英語和峇峇馬來語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