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導　讀

法律知識通常被認為不可親近。作為大學常規課程的法律知識，因為一般人誤以為「它」非常「專業」、令人敬畏的異常複雜，搞不好還想過法律系的學生，從一出生就已經準備好要念法條了，而產生許多執念。法律知識的缺乏親切感，甚至誤把法律人當成法條人，多少與這個知識的本質有關，以刑法而言，由電影魔戒中的「亞拉岡」(Viggo Mortensen)所主演的末路浩劫(The Road)呈現出沈重的末日世界景象：如果這個世界上只剩下你，即便在生活上會面臨許多的艱難，卻不會有「法律」問題，但只要再加入另一個人，立馬出現潛在的衝突可能，而必須尋求解決方法。

從人類的歷史觀察，暴力是其中一種可行的方案，可惜這絕對稱不上是個好方法，道理很簡單：稍不小心，人類的世界又將回縮為一個人，甚至不剩半個。有沒有其他的解決方式？摸索過後，我們發現：透過制訂規則，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彼此間衝突的慾望，讓大家知道必須怎麼做與拒絕這樣做的後果，或許更好，「法律」因此在文明社會生根。

必須注意的是，刑法規範固然來自於具有民意基礎的立法機關，並且透過警察的執行將其效力具體化，不過，由於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的權限掌握在法官手上，也因此，生活上所發生種種事件最終會否成為刑法上的犯罪，關鍵往往不是抽象的法條文字，而在於透過判決所體現出來的規範操作。同時，如果在時間與空間上進行考察，我國現行的基本法律規範，如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其體例與規範內容大致沿襲自民國初年的立法模式。從清末西化以來，不論日、韓或我國，均大量自歐洲，尤其法國與德國，繼受法律制度，我國亦隨著國民政府播遷，幾近全盤移植1。

詳細的說，我國固然與美、英等國不同，並非以判例法(case law)為主體，而是以成文法或制定法的方式形成法律制度，但基於審級制度、法律適用的安定性與可預見性等要求的緣故，「判決先例」(stare decisis)仍是司法活動中的重要基石。也因此，就我國而言，最高法院每年所做的數千則判決，對於下級法院與從事法律活動的人而言，在解釋和適用法律時，不僅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其中被最高法院所挑選出來的少數「判例」，實質上更產生莫大的拘束力。這又形成了有趣的現象：所謂「橘逾淮為枳」，透過自身的司法系統運作後，即便法律條文與制度參考其他國家，在社會環境與政治文化交互作用下，西方法治觀念卻已在我國生根茁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