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給小婕〉
 
我的生活中有一塊跟社工密不可分的工作，就是擔任青少年機構的講師。講師是一份不固定的工作，當社福機構有方案、課程的需求時才會找上門，按工作時數計費。
 
還記得我第一次進入青少年機構，是在我就讀大一社工系的時候。我在同學們的邀約下，到一個少女安置機構（或稱中途之家）擔任課業輔導志工，一開始以為是短暫的接觸，沒想到一待就待了一年半。
 
那時的我僅僅帶著社會工作的「基本知識」進入實務界，感到很惶恐，不清楚自己可以做些什麼，更不用說該如何面對一個受了傷的靈魂。
 
「想做的」與「該做的」
 
我在那裡認識了一個女孩─小婕。至今，她的樣子仍清楚地印在我的腦海裡。第一次去做課業輔導時，我半推著自己，努力掩蓋那些害怕跟擔憂，心想著「只要有滿腔的熱血和服務的精神」就能跨越那些恐懼。
 
沒多久我和小婕就有說有笑，我心中不禁竊喜，覺得教科書上寫的「建立關係」沒有想像中困難。不過接下來我就發現教科書上教的許多事─「社工是一門專業」、「社工具備調節者、輔導者、諮商者的綜合能力」等等，這些對社工的抽象敘述，我根本不知道怎麼運用在實務當中，加劇了我內心對自己的質疑。
 
看著那一條條在小婕手上的割痕，看著她笑著跟我說她喜歡誰或不喜歡誰，我根本已無心思考「應該課輔什麼」。我好奇那些傷是怎麼來的，我想聽她說她的心情，我要告訴她這個世界有很多愛。雖然讀書不是她的強項，也不是我的興趣，更不是我們會想一起做的事，卻是我身為志工必須擔負的任務。那個時候的我一直在想，到底要做我們「想做的」？還是做我「該做的」呢？
 
幫小婕課輔一年半的時間，我一直在這些拉扯之中來回地質疑自己、思考著社工專業究竟是什麼？在社工體系之下要怎樣當一個稱職的志工？小婕真正需要的又是什麼？事實是殘酷的，我找不到關於專業理性的答案，卻很清楚地感覺到在我面前的女孩，是肉做的，有一顆受傷的心。體制所帶來的限制和綑綁，使她不只擁有無法自由的心靈，連身體也不自由。
 
機構裡每天都有固定的作息，女孩們被轉介到這裡，得跟社工、生活輔導員和其他不認識的少女朝夕相處在一起。一起吃飯、分工家務、做禮拜、上教堂，然後十點前要完成學校的作業，做好例行家事、洗好澡，準備上床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