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的破產與正義法則的追尋──伯夷叔齊怨邪非邪？

〈伯夷列傳〉何以居列傳之首？

〈伯夷列傳〉是《史記》七十列傳之首，司馬遷為此一事蹟可疑的人物立傳，其理由除了〈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嘉許他重義能讓；或者如陳直所述：「《史記》年表首共和，本紀首黃帝，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皆表揚讓位、反抗君主者。」1認為〈伯夷列傳〉列為傳首，是司馬遷「表揚讓位、反抗君主」的一貫立場的表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史傳幾乎就是司馬遷企圖重建正義法則之抱負的宣告，是值得和〈太史公自序〉並讀的文字。

林雲銘曾評〈伯夷列傳〉云：「此篇人無不讀，讀者無不贊其妙，至問其立言之意，則茫然也。」2的確，幾千年來，伯夷、叔齊雖在傳統士大夫心目中留下了高潔的形象，並且被許多士人引為知己，但司馬遷寄託在〈伯夷列傳〉中的微旨深義卻鮮有人能真正掌握。茲先順著〈伯夷列傳〉的文章脈絡略作分析，探討司馬遷面對天道破產的困境，如何重建正義的法則，最後再以〈伯夷列傳〉與《舊約‧約伯記》作一比較，探討具有虔誠宗教信仰的西方人與具有濃厚人文精神的中國人，在正義法則失效時，如何面對它？如何找到自處之道？

伯夷、叔齊有「怨」嗎？

伯夷、叔齊的事蹟本來相當隱晦，司馬遷寫〈伯夷列傳〉的主要目的又是借他人酒盃，澆自己胸中塊壘，所以在本傳一開始，司馬遷就必須對傳說中的許由、務光、伯夷等鄙棄權位的隱士事蹟之有無作一番論定，訂出立傳的標準。他首先肯定「考信於六藝」是學者的本分，而《尚書》所記載的傳天下之事極其慎重，所以許由、務光、卞隨等逃國的隱士事蹟值得懷疑。不過，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因此又未必可以斷然排除這些逃國的隱士事蹟的可能性。最後，司馬遷只好請出孔子，以這些人物是否曾得到孔子的論列為標準，如果這些人物曾得到孔子論列，其事蹟雖不見於六藝，也可據以立傳。於是吳太伯、伯夷、叔齊雖屬傳說中人物，也都取得立傳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