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中國一週年那天，我午後起床，確定一下自己身在台北，開始了應該沒有什麼發生的一天：沒有要做的事，沒有想做的事，沒有約會，沒有壓力，沒有對自己或他人的承諾。心情，說不上好壞，沒有事情可以影響我的心情，在我悉心安排下，什麼都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就算發生什麼，我也不在乎。到了這個境界，我承認是我的一項成就，幾乎用了一生才換回來的自由。晚飯後，我發覺自己被送往醫院，說不定有生命危險。本來，這樣的時刻正好證明我一生的安排是對的，無牽無掛，人不欠我，我不欠人，最合適隨時死亡。可是，白天的時候，我想到一個主意，頗自鳴得意，只需要回香港一次花兩天時間就辦好。可是，現在沒來得及安排就出狀況，那主意卻在我腦中，不肯消失。加上倒在地上的時候，突然想起兩件瑣事（我的七百瓶紅酒和六隻鑲鑽黃金表），我發覺我的人生安排不如自己想像中乾淨，說不上是遺憾，甚至算不上是未了願，只是，本來可以乾乾淨淨的死亡，為了一個不錯的主意，和兩件未處理的瑣事，令意識尚未完全消失的腦海沒有辦法安靜。
 
我有過兩次接近死亡的經驗。第一次其實不會死，但當時年紀小，在沒有旁人指導下，我以為我會死。第二次在非洲奈及利亞，是真的會死，那子彈是衝著我的頭而來，還是故意射不中，我永遠不會知道。事情發生太快，死原來可以很突然，也可以很突然知道自己活著，要的是一線之差。兩次的經驗，並沒有讓我學會死亡，我完全被不錯主意和兩件瑣事控制，它們在我快消失的意識中轉來轉去，像一群盯上了我的蒼蠅，繞著我耳朵打圈。
 
就算像我這樣一個在香港長大、並不算特殊的香港人，也總有些事情，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清楚。好像那個不錯主意和兩件瑣事，要交代得稍有紋路，就得回到十幾年前，甚至更早。若要完全說清楚，那根本不可能。若要找一個時間上的切入點，我會選一九八四年，即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的一年。那聲明跟我沒有什麼關係，只不過一般人習慣用一些事件來標誌日期。和我有關的是一包黃糖，沖咖啡用的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