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是一隻蝴蝶

現在我們很容易找得到熟讀阿嘉莎的讀者，一一駁斥對阿嘉莎的誤解。比如當有人質疑阿嘉莎是否是性別歧視主義者，因為她筆下不少女性角色，都相當樂於擁抱家庭，反對這種立論的人，馬上可以列舉阿嘉莎寫出的非典型女人加以反對。這種「點對點的訂正」，具有一定的意義，偶爾我也會心癢想要下場對打，然而，這種單純的博知與記性，也會冒險將推理小說讀成一個「人物屬性即一切」、太過平面的敘事世界。

是不是只有去寫了女性，才表示有女性意識？但是描寫男性，難道不也是介入性別關係詮釋權的方式嗎？人物是兇手、偵探、還是被害人，才表示作者阿嘉莎比較看重他或她？如果有答案，那個乾脆的答案叫做「不一定」。曾經有阿嘉莎的朋友認為，只有兇手才是小說中最有趣的部份，但是我們一樣找得出，是被害人或偵探，更有價值的論點與作品。更何況，在阿嘉莎的例子中，有些證人、有些過客，同樣可能令人印象深刻，而頗具啟發性。如果只看陶品絲的婚戀，就導出阿嘉莎保守，因而忽略阿嘉莎將愛冒險、喜行動、有派頭、撩撥禁忌、且反抗性別苦悶等特性賦予陶品絲，所可能帶來的充權效應，及其對性別平權的貢獻。──這樣因小失大，我認為並不划算。類似的狀況，也出現在檢討阿嘉莎對種族主義與階級平等的聲浪中。很可能就是這樣的原因，導致《無盡的夜》（又譯《此夜綿綿》）是阿嘉莎以工人階級青年為敘述者一事，會特別被強調。雖然我也贊成指出這一點，但我想一再重申的仍然是，應該以更整體的角度，而不是單一情節或個別人物，去理解推理小說中進行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