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與詩作──跨越語言的人們，被語言所跨越的人生〉／徐祥弼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台灣後的隔年4月，隨即成立了「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大力推行「國語運動」，更於同年9月14日強制台灣人禁止說日語，因而被當時的知識分子大力抨擊：「此舉無異等於封死本省人之耳目⋯⋯連恣意施行鎮壓政策的日本當局，甚至也等到中日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年，才禁止使用中國語」。就1942年日本當局的統計，那時台灣島內的日語普及率高達60%，更遑論經過幾年皇民化洗禮，「光復」後的台灣社會。

語言政策的影響是全面的，雖然對於學校外的常民生活影響有限，但至於知識分子與創作者則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因為他們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公眾的發聲，語言的傳遞對象不只是私下交談，更是要發布、傳達給廣大的社會大眾。此一政策的疾厲施行對他們而言是毀滅性的，特別是在原本的語言（日語）使用已經極為純熟的情況下。林亨泰就曾說：「要放棄一個熟悉的語言再來學習新的語言，這是非常痛苦的」、「語言是創作的根本，失去語言幾乎就等於被剝奪了表達的能力」──在此基礎上，他進而提出了「跨越語言的一代」這個詞，並形容那是「一場既抗拒又融合的過程」。就像杜潘芳格在〈聲音〉一詩所描述的：「從那時起，／語言失去出口。／現在，只能等待新的聲音，／一天又一天，／嚴肅地忍耐地等待。」他們恍如被禁聲。

在此同時，不學習「國語」還可能被質疑對國家不忠或對中國國民黨不滿，有如吳新榮的悲哀景況：「我們不得不遵守『沉默為金』『雄辯為銀』的西諺，除出於萬不得已外，蠻不說話……因此卻有人說我們驕傲，又有人真的誤解為我們不合作，於是現在不得不跟孩子學習國語。」林亨泰形容台灣人的難堪處境是「在日本人最黑暗的時候當了日本人，在中國人最絕望的時候當了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