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我先生（廖學謙）不算早婚，結婚的時候，我先生已三十八歲，我比他小八歲。所以，其實從第一胎開始，醫生就說我們是懷唐氏症孩子的高危險群。但懷前面三個孩子的時候，我們都沒有去做羊膜穿刺，最後生下來也都很順利，沒問題。可以說，我們是憑著一份信心；加上，懷第一胎時，我跟先生雖然不是很年輕，但正值壯年，所以我們覺得，就算真的懷上了唐寶寶，我們還有能力跟體力去照顧，就沒有太擔憂，也不至於想太多。
 
懷老四的時候，我們也沒有主動去做羊膜穿刺，但卻從其他的篩檢結果，得知這個孩子極有可能有唐氏症。為了確定，我先生跟我商量去做羊膜穿刺，我也同意，就去檢驗了。最後我們得知，老四是個唐寶寶。
 
我先生這個階段，已經不像當年生老大的時候那樣信心滿滿，認為有餘力可以照養一個唐氏症的孩子。他非常無力，甚至陷入恐懼，他形容，他這輩子第一次感到生命是如此無能為力。要他承接一個唐氏症的孩子，真如千斤萬斤的重擔，完全力不能勝。因為他當時已經快五十歲了，前面又還有三個孩子要養大，要費心教養，最大的孩子連小學都還沒畢業……。他想到這些，就感到萬分害怕。我記得他在最無力的時刻，甚至對我說，「如果我不要這個孩子，上帝要降罰，我就一人承擔，跟你無關！」
 
但接下來還有更嚴苛的關卡要過，如果不要這個孩子，學謙首先得面對的就是他的靈糧神學院的教職，以及在宇宙光關懷輔導中心的服事。當他猶豫不決時，就直接去問這兩個單位的長輩。那時靈糧神學院的謝宏忠院長就住在我們家隔壁，於是我們就去找
 
他。我先生跟謝院長說：
 
「如果我不留這個孩子，你認為這樣我就不能再繼續留任，請你儘管通知我。」
 
他第一時間並沒有給學謙很明確的答案，只先告訴他：「這的確是倫理上的兩難，然而基本上，這件事跟你要不要繼續教書，沒有絕對的關係。所以，無論你做什麼決定，我想你仍可以繼續留下來教書。」我知道他這番話語正撫慰了學謙當時恐懼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