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秀才教與改革派宿命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提出，宋明學者中有所謂“秀才教”，是范仲淹等人首倡的，流行於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中的“宗教”。他們以嚴肅的態度，來遵行他們的“純潔高尚而純摯的信仰”，並形成一種合理的教育，可惜的是，不是人人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上有機會讀書以及有資格做官的人，遠遠超過尊崇“秀才教”的人，因此他們空有理想而無法實現，他們對政治悲觀，甚至持反對態度。而一輩盤踞在政府各部門的官僚，亦常敵視他們，甚至屢興黨獄，明代講學的書院，屢遭焚燬，程顥、朱熹皆列黨禁，王陽明亦幾不免。
   
“秀才教”的領頭羊是范仲淹，亦是主持“慶曆新政”的宰相，秀才而為宰相，要得宋仁宗提拔。范仲淹提出“十事疏”，五事澄清吏治，三事來富強，二事主執行，可見澄清吏治是第一要務。“明黜陟，抑僥倖”，讓賢者上，不肖者退，宋仁宗是OK了，但這十事把讀書人的“特有權利”推翻了，這還了得？“暗潮明浪，層叠打來”，范仲淹做了11個月，倉皇辭職，宋仁宗心中明白，亦擋不住舉國洶湧之勢，勉強接受了。北宋第一場改革無疾而終，為時亦短，范仲淹能“先天下之憂而憂”，讀書人不肯“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改革第一個教訓，“秀才教”第一個挫折。但不到三十年，王安石繼之而起，推出熙寧新法，與范仲淹不同，“反對范仲淹的，全是當時的所謂小人；而反對王安石的，則大多是當時的所謂君子”。范仲淹和王安石，都是事業失敗之人，都擁有偉大的理想，但所獲評價不同，范仲淹得高度評價，因能“推獎人才”，王安石則因“為小人所利用”，譭譽參半。而不可否認的是，二人的品格，都是崇高的。所以，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因無法管理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而失敗的，宋朝的讀書人“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反對范仲淹，自亦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奉迎王安石。”原因是范仲淹要“先清吏治”，當然只能反對；而王安石只來推行新法，“不問人品”，當然可以奉迎。千年之後的世界，亦未必能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