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呂正惠

一

本書作者鄭鴻生，跟我是同一個世代。他小我三歲（一九五一年生），在台灣的學制上低我兩屆，他考進台灣大學社會系時，我升上中文系三年級，他大二轉入哲學系時，我們就成為鄰居。他出生於台南，我出生於嘉義，都是南部人，閩南語是我們共同的母語。能夠在成長背景和教育背景如此相似的朋友中，找到一個同屬統派的人，我真是非常高興。記得一九九○年代，在一次宴會上，有一個同鄉前輩突然問我：呂正惠，你不是嘉義人嗎？怎麼會是統派？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只好笑笑。現在如果有人問我同樣的問題，我就會說，我的朋友鄭鴻生是台南人，他也是統派，他還寫了一本書，談論這個問題，你可以買來讀一讀。

當我越來越明確知道鴻生也是統派時（近十年的事），我也很好奇：幾乎所有朋友都變成獨派，為什麼鴻生始終堅持他的中國人立場，我很想拿他的經驗來和我的作比較。這一次有機會系統閱讀他這方面的文章，才發現，我們的論述方式有一個很大的區別。我一開始就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出發，論證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是中國近代被侵略歷史的一部分，說台灣不是中國的土地，說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完全是無稽之談。鴻生採取的是另一種策略，他談自己家族三代（祖父、父親和他自己）的不同經驗，他詳述自己受教育和成長的歷程，由此得出結論：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問題是歷史造成的，要徹底解決，只有「重認中國」這一條出路。

鴻生謙稱自己不懂理論，只能談論自己的經驗。但鴻生很容易就看出，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一書所提出的民族理論，主要是從近代東南亞國家被殖民的歷史歸納得來的，很多地方無法解釋歷史悠久、民族成分複雜的中國。鴻生在台灣和美國接受過不少「理論」，但他最終發現，這些「理論」會形成各種各樣意識形態上的「政治正確性」，像是心靈的緊箍咒，嚴重禁錮了內在的自由，讓台灣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日漸萎縮（參看本書259頁）。鴻生特別重視歷史經驗，就是對這種僵化的「理論」建構及其應用的一種強烈的反彈。但鴻生從自身的台灣經驗出發，經由不斷反省、考察的結果，在我看來，卻得出一個有關近代世界史的非常重要的「理論」，或者一個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觀察，值得濃墨重彩加以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