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哈林島行旅：俄國文學巨匠契訶夫唯一一部旅行報導文學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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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22

劇透警告

旅行的模樣有千百種。你可以機票買好離手，隨興說走就走；也可以精密策劃，照表打卡，必吃必玩買，無一遺漏。至於俄國文豪契訶夫，在百年前遠赴薩哈林島的旅行，則是一段有意為之的考察與田野調查之旅。

1890年4月21日，契訶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從莫斯科出發，橫越西伯利亞，在抵達尼古拉耶夫斯克之後，同年7月10日，乘坐貝加爾號輪船，渡過韃靼海峽，抵達俄國最邊緣的流刑地薩哈林，展開將近三個月的調查旅行。

薩哈林島在台灣與中國的教科書裡，習稱「庫頁島」；日本則習稱「樺太」，並在江戶幕府曾直轄該島的年代，稱之為「北蝦夷」。帝俄與日本皆曾在薩哈林島投入資源，派員探勘、警備與移住，為的是競逐其利權與歸屬。契訶夫訪薩之前，俄日曾根據「樺太暫行規則」協議共管，兩國分別控制北部與南部，聽任雙方人民雜居、置產，直至1875年兩國簽訂「樺太千島交換條約」，全島改歸俄屬。

甫獲普希金獎殊榮的契訶夫，宣布要展開薩哈林之旅，讓當時俄國藝文界，既驚訝又理解不能，這也讓後世總熱中追索其旅行與書寫動機，究竟所為何來？多有論者提到，基於作家身分與責任的反思、醫生的天職、社會關懷、自我挑戰與成長等複雜多重的面向，促使契訶夫前往薩哈林。

不過，帝俄在沿著西伯利亞東擴的過程中，就陸續建立了許多流刑地，例如托木斯克、涅爾琴斯克(兩岸教科書習稱「尼布楚」)，利用苦役犯與流放定居者，從事高強度勞動的墾拓與採礦等工作，既然地點並非別無選擇，為何契訶夫卻選擇了遠得要命的薩哈林？

1861年農奴從土地上被解放，大量湧入西伯利亞，成為自由且高效的勞動力來源，與苦役流放的低效率勞動，形成強烈的對比。以往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但如今自由勞力的注入，衝擊著西伯利亞的流放制度走向崩潰。尤其利用流放犯投入開採的涅爾琴斯克礦山逐漸枯竭，另尋收納罪犯的去處成為當務之急，而位於帝國邊陲，被危險水域與大陸分隔的薩哈林島，成了帝俄在1860年代已降，重整流放制度的新選擇。

帝俄基於過往在西伯利亞實施的流放制度與經驗，將薩哈林視為流放的最後淨土，遣送的罪犯從每年數百名增加至上千名，直至契訶夫訪薩，島上的苦役犯與強制定居者，已有上萬名之譜，一個以刑罰綁定殖民作為基調的社會隱然成形。

契訶夫在行前做足了功課，但那不是旅遊攻略，而是大量閱讀關於西伯利亞與薩哈林的文獻，對於帝俄流放制度的歷史背景與變化，相信有充分的了解，這或許使他作出了捨近求遠的決定。

契訶夫從出發到回歸，西伯利亞乃至薩哈林的行旅，注定了這是一趟只有灰黑色彩的旅途。

在伊爾庫次克修書給其兄的書信裡，契訶夫就吐露了旅程似乎看不到盡頭的悲涼，路上幾無新奇或有趣的事物，且得忍受飢寒，與河水暴漲、沼澤遍地，行路之難，讓車船、馬匹的翻覆事故，跟現今網紅人設翻車一樣頻繁。契訶夫認為這樣的體驗實在千金難買，他甚至推坑兄長，應該也來試試看。

茂密且深不可測，廣布沼澤、泥塘，棲息多樣生態的白樺與泰加林風貌，與苦役用盡洪荒之力在其間的墾拓，對原始環境的改變，是契訶夫在遊記裡常見的自然書寫。而鄂霍次克海的流冰，也成了契訶夫藉之為薩哈林島「賣慘」的自然景觀。

那是個流冰尚未被觀光所包裝的年代，也是薩哈林東部海岸，在六月仍能見到浮冰隨波逐流的年代。在契訶夫的眼中，入夏仍在鄂霍次克海域浮沉的流冰，無非是大自然創造的薩哈林，很少考慮到人的利益，最真實的存在。

契訶夫以其名氣與社交人脈，使他得以在官方有條件的許可下，走訪薩哈林的監獄與強制定居點，進行口訪調查。在契訶夫的筆下，描述了薩哈林惡劣的自然環境；通過採訪苦役犯與強制定居者的生活，紀錄他們在刑罰制度與腐敗獄政官僚統治下的慘狀；對南北薩哈林的史地、族群差異，也多有比較的描繪，整部遊記書寫了其親歷帝俄最邊緣流刑地的真實面貌。

被流放到帝國邊緣之島的邊緣人，沒有最邊緣，只有更邊緣。相較於囹圄中或強制移住的男性，契訶夫描述島上的婦孺，面對貧困與暴力的悲劇處境，則更有過之。島上有讀寫能力的女性極少，採訪時多由男性為之代言。

無論是獲罪的女性，抑或是追隨一家之主的男性來此服刑的婦孺，在長途跋涉的過程中，遭遇集體性侵可說是家常便飯；島上的貧困也迫使女性賣淫求存，更是可以被交易、分配給流放者的商品，甚至可以轉讓。當地政府對婦孺遭受的性剝削視而不見，更從中介入以牟利。

她們從最初非自願的被侵犯，為求生存被迫失去人格、尊嚴，隨著時間流逝變得冷酷，最終沉淪為專業的性工作者。此外，女童也經常被父母推入火坑。家暴、性侵、賣淫與性病的氾濫成災，薩哈林的婦孺無異於被囚徒所囚禁的囚徒。

苦役與強制定居，無法有效改造罪犯，成為紀律嚴明、勤勞能幹又不造反的臣民，也建立不了經濟利益良好且穩定的社會。沙皇專制下的流罪制度，只是造就充斥貧困、暴力與性剝削，失序的黑暗世界。

雖說是一段有意為之，長途艱難跋涉的苦旅，契訶夫未嘗沒有中途退縮與後悔的情緒。他在西伯利亞遭逢嚴峻的移動考驗，動輒與死亡擦身而過，一度動過想回返莫斯科的念想；也曾在行文間表達過，究竟「我是誰」、「我在哪」，問自己為何作出輕率的決定來到島上。

至於在島上的田調訪談，契訶夫也曾表露過工作倦怠的徵象。即使沒有橫越大陸時的挨餓與困苦移動，馬車在良好的道路上行駛，行李運送有苦役代勞，驛站也能獲得充分的休息，但隨著旅途從薩哈林北部漸往南移，他以逐漸失卻挨家挨戶訪問的積極，甚至不諱言有時整天都在散步與郊遊。

滿載著不愉快的見聞與回憶，契訶夫在1890年10月，帶著未死也已剩半條命的病體，離開薩哈林島，取道海路，返回歐洲。對他來說，島上就是一座地獄。

1895年出版成書的《薩哈林島行旅》，不但書寫了西伯利亞鐵道開通前，移動於歐亞大陸間令人崩潰的旅行史，而契訶夫在薩哈林的調查文本，從刊物上的連載，到出版單行本，則為公眾挹注了對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反思。

(本文曾發表於方格子專題「那些旅行史教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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