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葬：西藏的命運

再版說明
序

I 主權
1主權問題出現以前的中藏關係
2中國對西藏的控制
3確立主權的互動
4 主權與實力

II 革命
5 「一國兩制」的失敗
6 革命

III 宗教之戰
7無人進藏
8神界輪迴（上）
9神界輪迴（下）
10新興宗教──民族主義

IV 現代化
11天不變道亦不變
12被供養的現代化
13西藏的腫瘤

V 西方裁判的國際擂台
14西藏問題國際化
15中共在西藏的「撥亂反正」
16無法破解的「局」

跋
附錄
1《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二十九條章程）
2 《張蔭棠治藏十九條》
3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十七條協議）
4 胡耀邦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的講話
5 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的演說詞

序一

　　今天，西藏○1的資訊幾乎被兩部政治宣傳機器所壟斷。一部在北京，另一部在達蘭薩拉。由於西藏在很大程度上仍處於封閉狀態，其他個人或機構在西藏獨立獲取資訊（尤其是宏觀資訊）是非常困難的，所以不管願意不願意，關注西藏的人大部分只能把兩部宣傳機器當作主要的資訊來源。

　　○1「西藏」這個詞在當今中國的官方語言中，被有意識地用於專指「西藏自治區」。但是藏語中的「博」和英語中的Tibet，卻是指包括西藏自治區及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四省藏區在內的所有藏人居住區和整個藏民族。在涉及「西藏問題」時，按照中國官方使用的西藏概念是無法討論的，因此我在本書主要是按「博」和Tibet的含義使用西藏的概念。——二○○九年註

　　糟糕的是，那兩個來源提供的西藏資訊幾乎總是相互矛盾、甚至截然相反。面對這種荒謬狀況，解決辦法只好是先選擇立場，決定站在哪一邊，然後就把那一邊提供的資訊當作真的去相信，而把另一來源的資訊全視為謊言。

　　這種方式不見得是人們願意為之，實在也是沒有別的依據去進行判別。西方社會懷疑並反感共產黨國家的宣傳機器，所以西方人和西方傳媒幾乎都相信達賴喇嘛；而那些具有「愛國心」（國家主義立場）的中國人，即使在其他方面反對中共，在西藏問題上卻寧願與中共站在一起。

　　其實若對西藏有稍微深入一點的瞭解，就會覺得真假的判斷並非那樣容易。北京和達蘭薩拉，兩邊所說都有真實的成分，同時也都一樣存在許多謊言。儘管達賴喇嘛的個人人格值得尊敬，但他的宣傳機器為了政治目的而進行的宣傳離事實真相之遠，與北京實在也是伯仲難分○1。

　　○1需要承認，我在寫作《天葬》時對達蘭薩拉沒有直接的瞭解渠道。那時網路尚未普及，難以突破資訊封鎖。經過這十多年較多接觸外部情況，我認識到把達蘭薩拉和北京的宣傳機器相提並論缺乏公正。首先比起北京的宣傳機器，達蘭薩拉的宣傳機器十分弱小。雖然它的確也存在事先設定立場、報導不平衡、誇大事實和數字等問題，但那一方面是弱小者面對被壓倒的危險可以理解的聲音變形；另一方面流亡藏人被隔離在西藏本土之外，掌握情況不準確情有可原。而對北京的宣傳機器則不能這樣看。它機構巨大，資源無限，借助權力操縱輿論，利用暴力封鎖真相，系統地製造謊言，這些在二○○八年的西藏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展現。——二○○九年註

　　不過，如果一般的謊言都是說謊者故意騙人，有關西藏的謊言卻往往都出於真誠。對中共來講，它的確是打心眼兒裡認為自己有理由誇耀它在西藏的統治，它給西藏投了那麼多錢和物資，建設了那麼多工程，再說它壓迫西藏，它的委屈和憤怒肯定是由衷的；而達賴喇嘛一方對中共的指責，無論在事實上有多少出入，其基本立場的真誠則更可以確信無疑。

　　由此顯出進一步的問題：即使不以「相信誰」去判斷西藏問題的是非，而是力圖以事實（儘管瞭解事實非常困難）為根據，也同樣存在著立場問題。不同的立場有不同的標準，同樣的事實就會有完全不同的結論。一些力圖在中共與達賴之間保持公允的學者，他們似乎客觀的研究成果卻總是被對立的雙方各取所需，使他們在事實上違背初衷地成為服務於不同立場的工具，自己的觀點反而表現得左右搖擺，捉摸不定，既無法說明西藏的總體狀態，也不可能說服對立的雙方縮小分歧。

　　實際上，今天的西藏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矛盾：

　　——中共統治給西藏社會造成災難性的毀壞，亦為西藏帶來在現代意義上的長足發展；

　　——藏人既有保留傳統的願望，亦有實現現代化的渴望，而傳統和現代化卻往往相互排斥；

　　——一邊是西藏城市日新月異的變化，另一邊農村和牧區卻保持著千百年如一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藏人對漢人的依賴和對漢人的憎恨存在著一個難以思議的正比關係；

　　——北京對西藏的政策既強硬又軟弱；

　　——漢人在西藏掌握無上的權力，而他們的權力在本質上又往往無效；

　　——一方面大量漢人自發地湧入西藏，另一方面西藏的漢人人心思走，「無人進藏」成為中共治藏的難題；

　　——中共對西藏的統治最寬鬆之時，反招致藏人更多的不滿和國際社會的更多指責；

　　同時，還存在著產生於不同立場和評價標準的矛盾：

　　——西藏究竟歷史上就屬於中國，還是直到二十世紀中才被中共所占領？

　　——未來的西藏應該獨立還是歸屬於中國？

　　——中國的國家利益和西藏的民族意願，哪一個應該是更高標準？

　　——首先是應當使西藏普通百姓有更好的物質生活，還是首先需要爭取西藏的民族解放和政治自由，為此不惜流血犧牲？

　　——宗教對西藏社會的作用與價值應該怎樣判斷，是需要繼續置其於社會核心的地位，抑或應該促其淡出西藏的世俗生活？

　　——不管對於中國或是西藏，主權是否值得奉為至高無上，為此而雙方你死我活地鬥爭無休？

　　這些矛盾具有如此的根本性，如果研究者把自己的立腳點與這些矛盾置於同一平面，哪怕他的初衷是想公允客觀，也難以駕馭和解決如此不相容的矛盾。而一旦陷於這些矛盾，是不可能找到貫穿一致的脈絡的，只能被矛盾的雙方來回拉扯，最終或是投向一方以解決立場的統一，或是落入無法自圓的分裂。

　　我思考西藏問題，多年一直面臨這樣的困難。從去除北京和達蘭薩拉雙方的宣傳謊言著手，考察和確認其中的真實成分，卻發現這樣做的結果是無法建立一個完整框架，無法統一，只能在上述矛盾中身不由己地來回搖擺。

　　經過長久的困惑，我終於找到了問題癥結所在：我們不能將自己置身於那些矛盾之中，把那些對立當作互不相容的獨立事物，在它們中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需要超越那些矛盾，站到俯視它們的高度，將它們視為統一體，是同一事物之內的不同側面，從而對它們進行整體的綜觀和分析，才能最終找到避免分裂和搖擺的新思路。

　　從這種高度來看，所謂的西藏問題就不再是僅僅屬於北京和達蘭薩拉的爭執與是非。實際上，西藏問題是當今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的集中反映，是一個合併了各種矛盾的典型「病灶」。

　　這個認識使我多年一直尋找不到的貫穿脈絡隨之在紛紜的歷史迷團中顯現出來。沿著那條脈絡梳理下去，上述那些似乎無法自拔的矛盾分歧便有了一個可以依託的整體框架，有了進行統一認識和解釋的基礎。

　　在這本書裡，我就試圖以這種新的視角，利用新的框架，對西藏問題進行一次重新認識和解釋。

序二

　　我沒有打算把這本書寫成一本學術著作。在我來看，西藏問題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基本認識，而不是考證局部與細節。如果連基本認識都不正確，再精確的考證也會成為「假帳真算」。

　　基本認識不能僅從資料和文獻裡得到，更重要的來源應該是經驗——即對西藏的親身經歷和體驗。那不僅因為經驗本身最為真實，還因為經驗能夠幫助人在眾說紛紜的西藏資料中辨別方向。文獻和資料無疑是研究工作的基礎，但是沒有經驗作為依據，目前的西藏文獻和資料經常是無法使用，因為它們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大量矛盾，往往到了荒謬的地步。

　　以西藏（西藏自治區）目前到底有多少漢人為例，達賴喇嘛一九八七年宣布的是，不包括軍隊，西藏自治區的漢人數量已經超過了一百九十萬藏人1。這說法在各種國際場合被引用，似乎已經具有權威性。而根據中國方面公布的數字，一九八七年西藏自治區的漢人總數僅為七．八八萬2，二者相差二十四倍。對兩個數字，應該相信哪個，怎麼確定？人口本該是最清楚的數字，都能差到這種程度，那些早已隨風而逝不可再現的歷史和公案，又會怎樣呢？

　　除了人為的有意歪曲，西藏資料的混亂也出於沒有可信的統計。達賴時期的西藏不必說，數字的含混和矛盾讓人常常感覺是隨心所欲的產物。即使在共產黨統治西藏後，引進了更有效的管理技術和文牘體系，數字混亂也照樣讓人吃驚。以官方宣布的藏族幹部數字為例：一九八○年七月，西藏自治區官員向採訪者提供的數字是四萬七千人，幾周之後，同樣的官員向另外一批採訪者提供的數字是三萬三千人；一九八一年，在同一個月的《北京周報》上，這個數字一次被公布為二萬七千人，一次被公布為三萬六千人；一九八二年的官方報紙上，這個數字又變成二萬九千人3。照理說手下有多少幹部應該是執政者掌握的基本數字，因此應該是所有數字中最清楚的。一九八○年代中共接管西藏政權已經二十多年，基本數字仍如此混亂，可想別的數字更需要仔細甄別。

　　加上西藏是一個具有神話傳統的地方。那裡特定的生活環境形成資訊傳遞的口頭性，在口口相傳中加進每個人的想像，常常是傳不了幾個人，一個消息就成了故事。我在黃河漂流時，到鄂陵湖邊的一個藏民帳房喝茶。鄂陵湖是黃河流經的高原大湖。主人講起一個黃河考察隊的船剛剛在鄂陵湖上沉沒。我知道那個考察隊，而且和開船的回族小夥子有過交情，因此非常震驚。主人繪聲繪色描述了沉船細節——船在湖上快速疾駛，湖下有一座山尖似刀的石山，船像魚一樣被山尖剖開了肚子，又像箭一樣扎進水下。聽完他的描述，我實在擔心我的朋友已經性命不保。沒想到沿著黃河再漂了幾個小時，就看到了我的朋友在岸邊手舞足蹈——他的船不過是在黃河上通過一座木橋時沒有順直，被橋樁頂翻了，人和船皆無恙。這麼近的距離，消息就能變形到如此程度，充分說明藏民族創造神話的天賦。西藏足以讓文學家折服，也實在是一個能讓考據者發瘋的地方○1。

○1有人批評不能把這種特點僅歸為藏人，民間社會一般都有類似性質，而不管是哪個民族，至少漢人在這方面並不遜色。——二○○九年註

　　關於這一點，一位英國婦女也有同感。她對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亂後流亡在外的西藏難民抱有極大同情。本來她被邀請寫一本報導中共「暴行」的小冊子，但是當她在西藏難民中間做了大量採訪以後，不得不謝絕了寫作。她說：「……憑良心說，沒有收集到一個我認為是『真實的故事』。從本質講，普通的西藏人都是可信的、誠實的，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但同時也要認識到西藏人心目中的『事實』與西方人所認為的確鑿證據是不同的。認識不到這點是危險的。西藏農民從生到死都習慣於把傳說和神話當作事實接受……」4

　　面對這種局面，經驗能為排除其中的困擾起到多大作用？也許有人認為經驗只能寫遊記，不可以作為整體討論的根據。不錯，經驗肯定是局部的和不精確的，但是就好比知道一鍋湯的鹹淡不需要把湯全喝光一樣，只要完成了隨機化（把湯攪勻），一口的味道和一鍋就沒有區別。固然經驗不能回溯歷史，然而經驗會提供感覺。感覺有時比考證更容易判別真偽和抓住本質，許多研究者對此都有公認。我在閱讀西藏資料時亦感受到這一點，如果沒有對西藏的親身經驗，除非事先就選定立場，否則那些彼此對立的資料看得越多反而越糊塗。這時，正是經驗提供的基本認識，給人以想像和判斷歷史真實的可能與自信，才有可能對資料進行判斷和提取，在文字後面找到接近真實的材料。

　　十幾年來，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區（包括青、川、甘、滇四省的藏區）。我曾在那些地方騎馬、步行、用自製的筏子沿河漂流，還有數次開車漫遊西藏。我在許多藏民的牛糞爐旁喝過酥油茶，在不同的寺廟求過宿，會見過各個級別的政府官員，採訪過當年的農奴和貴族，也和西藏的駐軍打過不少交道。我之所以敢寫這本書，就在於我有親身的經驗，成為讓我建立信心的基礎。

　　我不會說這本書能找到關於西藏的什麼真理，更不會說它可以對解決西藏問題提供「藥方」。按照這本書所遵循的脈絡和邏輯，西藏問題幾乎是無解的，而且那無解有一種宿命式的必然——不難想知：如果人類社會無法解決自身的總體問題，又如何能治好局部發作的一處病灶呢？

　　也許我只能展開一幅西藏的畫卷，讓你隨我一起在西藏令人神往亦令人心碎的歷史與現實中遨遊。那裡的天湛藍，雪峰耀眼，寺廟金頂輝煌，那裡有青稞、犛牛、酥油茶和糌粑，幾百萬人民與神靈鬼怪共度了千年寧靜，現在正被碾軋進那片高原的歷史巨輪所震盪。

　　朋友，讓我們一起為西藏未來的命運而祈禱。

註釋：

　　1《達賴喇嘛的五點和平計畫》，見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頁326。

　　2《當代中國西藏人口》，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200。

　　3譚．戈倫夫（A. Tom Grunfeld），《現代西藏的誕生》，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九○年，頁257。

　　4洛伊斯．蘭—西姆斯，《西藏的存在》，頁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