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重讀《雙身》,感覺竟然像小說中的主角林山原,對自己的過去感到既陌生又熟悉。這不但是一個尋回記憶的過程,更加是一個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有些地方讓我感到難以置信,甚至是困窘,心想:自己居然曾經這樣寫!有些地方卻又在意料之中,心想:對了,我就是這樣寫的了。但後者又隨即讓我感到驚訝,因為有些東西原來早就在那裡,而且在以後的小說中反覆重現。這樣說來,《雙身》於我便是歷久常新的了。
《雙身》的寫作時間應該是在一九九三至九四年之間,最初的篇名叫做《女身》,跟川端康成的一部小說同名(這部小說也有譯為《生為女人》),不過主題和手法其實頗為不同。一九九四年,我以《女身》參加聯合報長篇小說獎,進入決審最後四名,但最後獎項從缺。同年我以〈安卓珍尼〉和〈少年神農〉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首獎和短篇推薦獎。《女身》落選後,作為長篇小說沒有發表機會,心感可惜,於是參考了評審委員的意見,大幅重寫,把結構打散重組,加入了新的人物、情節和敘述層次,變成了一個更複雜的多聲部小說。又因為受了當年時報百萬小說獎得主朱天文的《荒人手記》的影響,而在某些部分採用了絢麗委靡的文風,以為這樣會更接近一種女性化的語調。次年也即是一九九五年,我把小說改名為《雙身》再次參加聯合報長篇小說獎,雖然再次進入決審,但似乎依然未能得到大部分評審委員的認可。當中連續兩屆當評審委員的陳映真先生,認出此篇作品乃再次參賽,而且也努力做了些改進,便提議頒給這位作者一個特別獎。我至今依然非常感激陳映真先生,對一個他未必完全認同的新人做出了慷慨的鼓勵,給予了發人深省的評語。就這樣,《雙身》於一九九六年由聯經出版了。
今天重讀自己的第一個長篇小說試寫,肯定看出當中的許多瑕疵,但也未曾對當中的諸種努力加以否定,甚至得出不少有趣的發現。教我感到驚訝的,是當中大量的身體特寫,占去了不成比例的大幅畫面,幾乎到了露體狂的程度。用攝影的術語說,這不但是一種鏡頭上的close-up,更加是一種曝光上的blow-up了。但對於「身體」這個題材,當時實在有非如此不可的感覺。那事實上是一場文字與身體的戰鬥,也同時是寫作的一個本質的難題──我們如何利用文字這種抽象符號,去刻畫我們的意識所企圖認知的物質世界?而當外部世界的物質性,就是我們自己的身體,也即是由我們賴以認知事物的感官所構成,文字和身體因此便必須而且能夠合而為一,構成一體兩面的關係嗎?也即是說:感官能寫嗎?被寫出來的感官還是感官嗎?形諸文字的感官跟純粹的感官有什麼分別?有什麼關係?藝術再現的物質性,是人類的寫實意圖的根本問題。當你立意去寫一部關於身體的小說,你就必須跟這個問題搏鬥。所以,不但就內容來說,就算是在文字的層面,也見出一場名副其實的「肉搏戰」。所以,我得承認,看到結尾,是有點力倦筋疲的感覺的。結果變成了一場漫長的「消耗戰」,似乎就談不上什麼快感了。
另一個相關的有趣發現,就是縱使身體感官幾乎在每一頁也撲面而來,當中卻幾乎沒有性。我所指的是最狹義的性,男女性交的性。整部小說唯一的狹義的性,發生在開場之前,也即是還是男性的林山原和在飛機上偶遇的池源真知子的一夜情。這次看似尋常甚至庸俗的性,可以說是往後的一切「不幸」遭遇的「禍根」。第二天早上林山原變成女人,而在這之後她也沒能以女性之身去進行先前那種狹義的性。往後許多場面也朝向這種性交的可能性,甚至整個情節發展的動力,其實也是建基於這樣的一個期待∕欲望——成為女人的林山原什麼時候才「失守」?這裡面似乎是把跟男人性交視為林山原(自願或被迫)接受自己變成女人的事實的最後防線。我不知道這樣的「物質」上的條件是否必要和具意義。林山原到了小說結束的時候還沒有跟阿徹進行這狹義的性,但她卻在情感上接受了愛上一個男人的事實。所以,拒絕以生物學上的男女性交的方式來做愛,與其說是因為林山原始終未能接受女性的身分,不如說是她不願意接受一種狹義地、物質地界定性別關係的方式。到了最終就不再存在「失守」與否的問題。寫作《雙身》的最大困難是,小說一方面建基於這個「男變女」的推進動力,另一方面卻必須不斷障礙它、延緩它到達「完成」的一刻,甚至到了最後拒絕接受「完成」的可能。完全服從於這動力,小說就會變成一個徹底的通俗劇,但過於約束它的推進,小說又會因此失去能量。我不知道現在兩者是不是處於最適當的平衡。
《雙身》是一個充滿異質的小說。隔了一段時間重讀,參差的感覺更形突出。當中有保持距離的嘲諷,但也有沉溺傷感的抒情;有通俗劇的情節,滑稽的場面,但也有批判性的立場,沉痛的反省;有感性的、文藝的腔調,但也有理性的、思辨性的語言。這些異質性一方面是多次改寫重整的結果,也包含還未能完全駕馭題材的成分,但看來也不無多聲對話的意義。跟觀點相對地比較單一的〈安卓珍尼〉或〈少年神農〉相比,《雙身》讓我首次發現了多聲結構的好處。它當中有一種互相補償和互相制衡的機制。任何一個單元中的過度或不足,也可以在另一個單元中得到回應和調整。這樣的機制在長篇小說的規模中得到最為淋漓盡致的發揮。多聲結構的運用在《雙身》中也許還有許多未盡完善之處,但它卻奠定了我以後寫長篇小說的方式,也同時是我觀照世界、建構世界的模式。
《雙身》很容易被拿來跟吳爾芙的《奧蘭多》比較。當年就有評審委員認為珠玉在前,此作未能超越。我當然同意《雙身》沒法跟《奧蘭多》比,但這並不代表拙作沒有推陳出新的嘗試。我是寫完《雙身》之後才去讀《奧蘭多》的(後來也看了電影版),所以前者沒有受到後者的影響,而我也可以較為獨立地看到兩者的分別。吳爾芙的奧蘭多神奇無比,生命跨越數個世紀,中間突然由男變女,感覺卻是十分的歡快和正面。雖然不可思議,但卻順理成章,甚至早有預期,毫無過度的困難。《雙身》中的變身卻是震驚的、惶惑的、傷害性的、負面的。它以一場災禍的姿態降臨,把主角林山原的人生徹底砸碎。而為了以新身重建自己的人生,林山原經歷無數的考驗,受到無盡的折磨。而這場災禍的根源,其實不是先前說的與真知子的一夜情,而是深扎於自己的成長經歷裡,甚至是在整個人類社會的既定條件中。當然,到了最後,林山原其實是「因禍得福」。變身讓她∕他得到非如此不能達到的自我認識和解放。不過,把身為女人的經歷寫成一場災難、惡夢或懲罰,怎樣說也有其偏頗之處,其視點歸根究柢也是從男性出發,近似於一篇男性的懺悔書。這就是《雙身》跟《奧蘭多》的根本性差異。
也許,《雙身》更近似卡夫卡的《變形記》。那同樣是一個惡夢的實現,和想像力的實驗。對我來說,《變形記》是一切文學的基形——在想像中變成另外的東西,並嘗試說服別人真有其事。文學創作就是把設想變成實踐,把「如果」變成「事實」的一種行為。可是,跟卡夫卡不同的是,變成巨蟲的格雷哥爾.薩姆莎悲哀地、無助地死去,變成女人的林山原卻經歷了一次重生。所以無論林山原是如何地禍不單行,她最後還是因禍得福,又或者,那所謂禍本身其實就是福。我不知道,讀者會認為我是在醜化還是美化女性,但就林山原的經驗來說,身為男性肯定是個災難。災難在於,男性同時是施害者和受害者,而又對二者完全沒有自覺意識。這很可能會引起某些男性讀者的不滿。有人曾經質疑我為什麼沒有好好寫男性,和男性間的情誼。也即是說,我的小說缺乏陽性特質。我倒認為我的小說,就某方面來說,已經過於男性化。你也可以說,我筆下的女性都是男性化的女性——她們總是在思考,和戰鬥。我不認為我自身的男性因素沒有發揮作用。分別只是,我身為男性的災難意識特別強烈,而能夠把自身從災難中拯救出來的,大概只有想像的性別跨越一途。
面對《雙身》這樣的一本寫於十五、六年前的舊作,也同時是自己很不成熟的少作,感覺是複雜的。我到今天還能欣賞當中一些果敢、坦誠、細緻的地方,但也對當中的魯莽、外露和瑣碎感到不滿。不過,只要把它的不完美,視作一次思想的準備,一場想像力的演練,一個不斷延續和演變的寫作人生的起點,我認為,這樣的一本小說,還是可以一讀的。
書評
這是「女性主義」、「同性愛」成為流行論述的當前,以同一個身體中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即肉體的性別與認同的性別的剝離、矛盾為題材的小說。小說的「動作」,是一個男形而女身的「林山原」,焦慮地急於尋找在日本東京某地的「貓眼咖啡店」,以便在那兒找到一個「池源真知子」,來解明何以自己變成男形女身的原委,因為這林山原的敘述者,失去了邂逅池源時的一段記憶。在這追尋、挫折、返回香港的過程中,「林山原」與「阿徹」、「秀美」、「妹妹」和分別叫做「湯」和「康」的男男女女發生繁複的關係,呈現一個性別的形與質混亂倒錯的愛欲和苦惱的喘息。
不同的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寓於一個肉體,一個人身上就「住著」兩個人了。一個是生理學上的存在,另一個是心理學上的存在。兩者寓於一體,就形成了對立,互相界定,互相矛盾又互為條件的關係。生理和心理的存在,自然也成為第一人稱與第二人稱的關係,即第一人稱與第二人稱之間一分為二,又合二為一的獨特的關係。
小說敘述觀點的建立,是營造小說世界時確立敘述角度、視角的重要前提,其目的,在建設一個可信、可理解、可推想的世界與秩序,因此,小說敘述的人稱,一般只允許使用一個人稱:全知觀點的第三人稱,限制在所設定敘述者年齡、背景等諸條件的第一人稱,和第一人稱的變種即第二人稱。
但是在《雙身》這篇小說,作者適應了性別認同倒錯者獨特的人稱倒錯,一口氣在這篇小說中使用了三種人稱,使讀者頻頻跟著改變視角──也跟著改變性別認同,相當有效地一窺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又矛盾又統一,既緊張對立又渾乎一體的世界。
但這敘述人稱的複雜化,固然乍見熱鬧非凡,但也絕不是通篇順暢合理。例如同時出現兩個身分不同的第一人稱;指謂不明的第一人稱;作為直接以第一人稱出現與作者設定為敘述者的第一人稱間的矛盾……這些人稱、觀點上的「交通事故」,時而嚴重破壞作者刻意營造的小說世界裡的秩序。
不可否認,作者在個別的段落,表現了對於身體、官能、愛欲獨特的敏感與表現力,雖豔而不淫,卻也難掩頹廢。性別倒錯之世界,乍看是愛欲的焦慮與喘息,但也不乏觸及靈魂深部的苦難(suffering)和約伯式的被棄置者為救贖而掙扎的獨白。只寫前者不免猥小,能寫後者,其成功者可以通大文學之心靈矣。
──陳映真(知名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