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 etc.：眾神遺落的珍珠

推薦序一　「模範生」和她的「壞男友」／李美賢
推薦序二　以印尼作為方法／張正
 
前言　　印尼，我迷人的壞男友
第一章　　不可思議的國度
第二章　　多元而統一
第三章　　黏稠的傳統文化
第四章　　來自他鄉的居民
第五章　　天高皇帝遠
第六章　　幸福大家族
第七章　　大地之母的寵兒
第八章　　冰上的利潤
第九章　　一頁滄桑史
第十章　　蘇門答臘異世界
第十一章　　族群對立與暴民正義
第十二章　　你的真主，我的上帝
第十三章　　爪哇剪影
結語　　印尼精神
資料來源及延伸閱讀

推薦序一

「模範生」和她的「壞男友」／李美賢（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印尼幅員廣大，由一萬數千個島嶼組成，住著360個族群，說著719種語言。這樣一個充滿多元與異質性的國家，卻可能也是這世界上大部分人們無法在地圖上指認的「大國」。甚至有許多人是在準備出發前往有「度假天堂」之稱的峇里島時才發現，「喔，原來峇里島在印尼」，也因為「度假天堂」的加持，才願意對印尼有一點點正面的觀感。

　　通常，周遭朋友去印尼會跟隨旅行團，搭乘舒服有冷氣的遊覽車、小巴、安全的觀光遊艇。人們猶如鑽進氣球裡，在氣球內享受星級的舒適，行走安全的行程，品嘗萬無一失的料理，更謹慎一點的，上飛機前先打個預防針，再帶上胃腸藥。氣球隔絕了自己與印尼的真實接觸，更多時候錯失了品味多層次又迷人的印尼的機會。許多去過峇里島的人用「鼓起勇氣」來敘述自己品嘗當地風味料理「髒鴨」的經驗，飽足之餘仍不忘批評一句：「髒鴨？幹嘛不取個美味一點的名字？」總之，印尼，即便是如度假天堂峇里島，大家總有說不完的負面印象與恐懼。如果有誰像本書作者皮莎妮一般，隨便在路旁就喝一杯冰涼椰子水，恐怕就會引來「太過『冒險』」的指謫。如果還像皮莎妮那樣騎摩托車、搭破公車、乘坐充滿暈吐味的渡輪，走過兩萬三千公里路，路途中還任意與人攀談（包括原本伺機要搶劫她的人），以「凡事點頭就對了」的態度進入許多社區，睡臥偶遇百姓人家的地板，這些行徑恐怕已不是「太冒險了」這幾個字足堪警戒了。但皮莎妮的「冒險」故事卻充滿意外與驚喜，例如在距離首都特區雅加達遙遠的東部外島邊陲地區，皮莎妮讓與她攀談的人任意滑動瀏覽她iPad裡1988年在印尼拍下的照片，意外連結了一個社區、一個世代的成長與變遷；在臨時借宿的眾多人家的住家地板上，如何親密地分享他們的希望與恐懼。「凡事點頭就對了」不僅直白透露了皮莎妮的大勇大仁，也讓長期被「經濟與文化勢利眼」蒙蔽的素樸人情，動人地編織了起來。

　　皮莎妮出生於美國，在歐洲數個國家受教育，是牛津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其後擔任路透社及《經濟學人》駐外記者，1988至1991年間派駐印尼。其後生涯大轉變：在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流行病學系攻讀博士，成為流行病學家。2001至2005年間任職印尼健康衛生部，從事愛滋病相關研究工作，如她所說：「性與毒」就是她工作的全部。會說流利的法語、西班牙語、中文以及印尼文。跨域知識與多語文能力，讓她擁有探索科學、政治與文化膠著纏繞的複雜課題。以世俗的「模範」標準來看，說皮莎妮是一位「模範生」實不為過。這位「模範生」，卻在1988年到印尼擔任特派記者後，深度迷戀、無法自拔地愛上印尼這個「壞男友」。2011年皮莎妮以研究休假的名義暫離愛滋病的研究崗位，重返印尼。皮莎妮為期一年重探印尼，以摩托車、公車、渡輪探訪了三十三個省份中的二十六個省，像蟲一般地鑽探許多走到一半就沒有的路，以及絕大多數印尼人也不曾去過的巷弄與社區。皮莎妮像蠕蟲（worm’s-eye view）般行走二十六省，無疑也是對地方分權後各地狀況的巡禮。

　　自1997金融風暴導致三十年威權統治的強人蘇哈托下台，1999年通過地方自治相關法案、2001年開始實施以來，印尼正式進入地方分權自治的新時代。省和地區自此擁有前所未有的高財政預算和行政自主權。此一重大改變，雖被認為是民主化最具體的作為，讓印尼各省擁有自我發展的機會，然而一般認為這是為了減緩分離主義活動造成的緊張局勢，以期保持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因殖民統治而形成的國族國家的一統性，不致走向分裂。以總體經濟指標鳥瞰（bird’s view），印尼近年來是個受國際媒體關注、充滿發展機會與希望的「金磚」大國，是不可錯失的投資地。此時的印尼，有一億一千萬名年齡低於二十五歲的青年人口，這是令無數面臨發展停滯的已開發國家嫉妒也覬覦的年輕勞動力。這些年輕人在做什麼？這本書給了我們非常多而鮮明的畫面，但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印尼擁有兩億五千萬人口，主要集中在爪哇島上的首都雅加達及幾個大城市。有一大群擠在爪哇島上的年輕人，對臉書上癮，也熱愛上社交網站。雖然如此，伊斯蘭宗教復興運動也旺盛地開展，仍有數百萬人花很多時間參加閱讀《可蘭經》的課程，這些人反對西方國家政治霸權，以及占據經濟主導地位，他們摒棄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希望回歸以「伊斯蘭作爲生活方式」。女神卡卡（Lady Gaga）風靡無數的印尼年輕人，但在另一批印尼年輕人眼中，卡卡是汙穢、不道德的，因此必須阻撓女神的造訪，以具體行動履行穆斯林的職責與義務，重整伊斯蘭教的信念。可以說，「世俗道德秩序vs.宗教道德秩序」二元對立的現象，正在人口密集的爪哇島上演。有趣的是，公務員是大家共同追求的夢想職業──穿上制服，享受公務人員的福利與安定，這或許是這個國家唯一能提供的穩定且可溫飽的工作。

　　離開都市，尤其是進入更邊陲的東部外島社區，集體合作主義完全沒有受到國家現代化發展方案夾帶的個人主義影響。集體合作、長年在地、族人緊密凝聚，編織成安身立命的安全網。在那些一間醫院都沒有的地方，集體合作互助之外，只能依靠祖先與聖靈的保佑。在這些地方，要他們破除「迷信」，停止「奢華」葬禮，不就等於剝奪了他們的安全感，情何以堪？尤其印尼三十多年的「發展與現代化」的雨露，完全沒有降落在東部這些外島，外島人民的生活品質與國家的發展與現代化，是兩個沒有交集的畫面。

　　印尼自獨立以來，爪哇成為政經文化的中心，蘇門答臘扮演平衡區域代表性的配角，東部外島是永恆的「邊陲」。在蘇哈托被譽為「發展之父」那段印尼經濟高度成長的新秩序時期，東部外島省分經常默默吞忍「零成長」或「負成長」的果實，且持續扮演「資源提供者」的角色，這個嚴重的內部殖民現象不言而喻。改革教育、提高教育水平，成為每個階段印尼政府重要的施政方針。2003年，我也走過皮莎妮從坤甸到山口洋那一段路，當年我經過許多小學，眼前所見每個學校的學生似乎都在上足球課，當時司機先生感慨地釐清我的質疑：「老師薪水太低了，逼得老師都蹺課去打別的工，學生就自己玩……」。此一狀況是外島學校教育的普遍現象，且多數學生幾乎國中畢業就必須放棄學業，主因是必須通車到別的地方上高中，很少家庭可以負擔通車所需的交通費。一般被認為得以讓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階級流動或翻身的「教育」，在印尼的許多家庭就因為付不出「通車費」而被迫停止。少數人幸運地上了學院，往往也因為必須支付親人葬禮的禮儀費用而輟學。也才有人說：「如果印尼人能省下葬禮的開銷，就足以讓年輕人圓一個夢。」但這是「外人」的理性，我們應更謙卑地了解，他們願意慷慨放棄一個夢想，而把積蓄花費在葬禮上的深層的意義，或至少要能意識到文化霸權似乎總干擾著我們理解異文化的視域。

　　印尼社會的多元，毋庸置疑。多元並存與否，取決於是否擁有容忍異己的價值。從城市與鄉村，我們看到現代與傳統生活方式的強烈對比。現代生活方式是爪哇島城市裡年輕人的人生目標，現代生活方式也代表更多的個人主義、更多的自私、更多的你爭我奪，還有更多的連鎖企業。東部外島，傳統圖騰仍引導著人們的生活節序，集體主義下綿密的宗親網絡，成為安全感的基石。

　　這本書的主書名「印尼etc.」，擷取自印尼開國元老蘇卡諾寥寥數語的獨立宣言：「我們是印尼子民，在此宣告印尼獨立，將盡速謹慎完成權力轉移及其他事宜。」「etc.」這個「其他（未竟）事宜」所指為何？究竟要完成什麼？蘇卡諾慷慨激昂地陳詞之餘，交代了這個「其他事宜」。國家獨立之初，蘇卡諾即追求在一統印尼下開展現代性方案，透過現代性工程，樹立模範生。舉例來說，即便當時民生凋敝，眾生嗷嗷待哺，蘇卡諾規畫了現代大都會具備的豪華物質建設──「雅加達特區」。他說：「看看紐約、莫斯科或任何其他國家的首都，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你總是會發現，一個國家的偉大就在各式各樣的建築裡，那些令人引以為傲的物質建設裡」，且慷慨激昂地說，印尼的獨立紀念碑必須建得像「巴黎的艾菲爾鐵塔」那樣（Abdin Kusno, 2000: 56-58）。換言之，從獨立宣言就開啟了印尼向歐美現代化哲學與策略學習的現代化追趕之路，首都雅加達特區的建設成了印尼國家的門面，也成了印尼國家發展的指標性城市，以及各地方學習的「模範生」──這裡有人人可以預期與期待的一切，一個現代發達的國家應該擁有的一切。簡單來說，完成「其他事宜」，就是把印尼建設成另一個像強盛歐美國家那樣的國家──有雄偉的都市、現代化的典章制度，有秩序、有章法可循的幸福生活。

　　1956年蘇卡諾訪問美國，造訪當年的汽車大城底特律，意外發現停車場內數千輛的皮卡車（pickup truck）是當時工人們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也對他們整齊乾淨的社區印象深刻。蘇卡諾感嘆地自問：「印尼工人的生活水平，何時才能像美國的工人那樣？」當年的底特律工人，無疑是蘇卡諾心目中工人的模範生。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近幾年脫胎換骨，越來越接近蘇卡諾心中的底特律。泗水自2010年麗斯瑪（Tri Rismaharini）擔任市長以來，頻頻在國際上展露頭角，獲得城市大獎。垃圾不見了，規畫完善的住宅區出現了，市民以身為「趕上現代」的泗水居民感到驕傲。泗水所做到的，應該就是蘇卡諾要完成的「etc.」的一部分。然而，在泗水越來越像底特律之際，泗水以及泗水人似乎也把印尼拋得更遠了，就像峇里島人不屑當印尼人一樣。也許不久之後，泗水的天空也會飛滿如雅加達天空上那些為躲避車潮接送小孩上下學的直升機。當更多的印尼變成泗水時，印尼會繼續存在嗎？或者說，會如何繼續存在？

　　當然，這本書告訴我們，印尼絕大部分的地方，距離模範生的境界仍舊遙遠，沒有雄偉的物質建設，更沒有秩序與法治。對於「他」（印尼）的混亂與失序，皮莎妮經常想賞他一巴掌，卻又發現自己無法自拔地著迷於他的永無止盡和無法預知：在最違反現代常規的互動裡，總會遇見最質樸的人性；在最顛簸與物質落後裡，總驚見最簡單的智慧和勇氣；在最令人喪氣的迷信與奢靡裡，直見最謙卑與無私的心靈。這無疑正是狂野「壞男友」讓模範生為之傾倒的魔力。

　　皮莎妮這本書，不僅讓世人看到多樣且真實的印尼，更深深地撩起了我們「酸甜苦辣」的全方域味覺。

推薦序二

以印尼作為方法／張正（「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前《四方報》總編輯）

　　這些來自印尼的人

　　因為這本書，我算了算自己認識的印尼人。

　　最初照顧我父親的看護工阿麗，來自印尼。她中文流利，清楚掌握所有韓劇的劇情，而且燒得一手好菜。

　　後來的看護Jumaenah，也是來自印尼。她的中文不好，不會煮飯，但是年輕力壯個子大，搬動起行動越來越不方便的父親輕而易舉。而且她很愛笑，用笑聲化解病人的無理取鬧。

　　開朗愛笑的，還有南洋台灣姊妹會的創始會員洪榮細。榮細是結婚來台的印尼華人，總愛揶揄自己一點都不「細」。圓滾滾的榮細，笑起來像女版彌勒佛。幾年前我和就娣紀念中心執行長李三財合辦「五語＋N學堂」，鼓勵台灣人學習東南亞語言，也鼓勵新住民上講台當老師，榮細當然是不二人選。

　　2006年，我受已故成露茜社長之命開辦《四方報》，初期只有越南文版，不過我也因此認識了一些「同業」：在台灣辦印尼文雜誌的曾國榮和譚雲福。他們都是印尼華人，赴台求學，畢業後定居。憑藉著通曉印、台雙邊的文化優勢辦起雜誌，左右逢源，銷路極佳。

　　2011年，《四方報》多了印尼文版，來上班的編譯葉又珊，同樣是印尼華人。不過她不是留學生，而是在印尼排華風暴中遠嫁來台的新住民。又珊戴著一副眼鏡，白淨瘦小，輕聲細語，給人一種謹慎的感覺。

　　另一位高䠷得不尋常的《四方報》印尼編譯丁安妮，則是以另一種路徑來台定居：先在台灣某安養院當看護，後來與安養院一位阿公的兒子相戀結縭。瘦高的丁安妮，一副模特兒骨架，現在除了繼續擔任編譯之外，也兼職主持廣播，偶爾拍拍戲、上上電視節目。

　　2014年，我和朋友們開辦「移民工文學獎」，向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的移民及移工徵稿，其中以印尼朋友來稿最為踴躍。獲獎者之一Erin，原本是位印尼牧羊女，來台灣照顧阿公。外籍看護工的行動不自由，身體被禁錮，但是透過觀察、閱讀與寫作，Erin讓自己的心靈自由。

　　「Reading makes me free.」（閱讀讓我自由）是Erin在受訪時說的話，這句話給了我靈感，促成2015年的東南亞主題書店「燦爛時光」，我希望打造一座充滿東南亞書籍的空間，提供異鄉人閱讀，讓他們得到心靈的自由。

　　沒想到「燦爛時光」的成立，也讓Erin有了靈感。

　　Erin和同鄉在網路上組成的文學社團FLP，有幾十位成員，包括另一位移民工文學獎得主Nanik，以及擁有中文筆名的王磊和李安等等「移工文青」。他們平時不易見面，但是透過網路彼此切磋，甚至集結文章自行出版。

　　看到台灣人在台灣成立以東南亞書籍為主的書店，這批「移工文青」得到啟發，組織了「印尼閱讀推廣聯盟GEMAS」。他們預計返國之後，分別在各自的鄉村設立小型圖書館，讓知識在鄉村扎根。

　　不可能讀完的etc.

　　從華人到印尼人，從移民、移工到留學生，算一算，我還真認識不少來自印尼的人。加上就讀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時期，曾經讀過一些文獻資料，我以為自己算是了解印尼，不過讀完這本《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後，才發現我還差得遠。

　　如同本書作者伊莉莎白所說：「當好大喜功的民族黨領袖蘇卡諾宣布印尼獨立後，他解放的是個不具完整實體的國家，僅憑想像統一了『表面上擁有共同歷史和少許共通文化』的一大片破碎島嶼。」

　　印尼橫跨三個時區，擁有兩億四千多萬人口，包含一萬七千多座被海洋隔離的島嶼，豈是認識幾個人就能完全理解，也不是蘇卡諾喊一聲統一就能統一的。

　　地理上的阻隔，是統一的根本障礙，畢竟再強大的帝國，也敵不過變幻莫測的海洋。不論是古代的室利佛逝、滿者伯夷，抑或近代的西方殖民帝國荷蘭、橫掃西太平洋的日本，都只能在表面上統領這一大片破碎島嶼，或者以商業機制鬆散地串連彼此。統一政權之下的數百個民族，仍各自過著自己的日子。

　　就算是滲入人心的宗教，也沒能一統江湖。在台灣多了二十幾萬名印尼移工之後，我們總算比較了解印尼是伊斯蘭教的國度，知道稱作穆斯林的伊斯蘭教徒不吃豬肉。然而，印尼雖是全世界穆斯林最多的國度，但古老的印度教與佛教，仍在印尼占有一席之地。最顯眼的標誌，即是世界最大的佛寺「婆羅浮屠」，與東南亞最大的印度教寺廟「巴蘭班南」。

　　而隨著西方殖民者而來的天主教與基督教，也在此與伊斯蘭教分庭抗禮，各據山頭。例如松巴島上的居民，信奉的就是基督教。不過，在各個宗教山頭底下真正牢不可破的，是各族群內部傳承千年的民間信仰與鬼怪傳說。同樣以松巴島為例，作者伊莉莎白發現，名義上信奉基督教的島民，骨子裡更相信古老的馬拉普教（Marapu），「這個崇拜萬物的傳統宗教讓島民相信，他們觀察一隻雞的內臟所獲得的啟示，要比閱讀《聖經》來得多」。

　　彼此不同，但並不阻礙印尼各島之間的往來。作者寫道：「印尼群島擁有許多不同的封建領地，各地居民從不認為自己歸屬於某個領土完整的大國。然而，由於商人頻繁往返於各島，世居島上的小老百姓變得樂意包容與接納彼此的差異，養成一種『幾近調情的好客態度』，這些島嶼也成為誘惑外來者探險的地方。」

　　倒是語言上的統一，因為搭上現代傳播科技的便車，顯得快速許多。印尼語是一九四五年印尼建國之後，以馬來語為基礎新發展出來的新語言，地位類似中文的「國語／普通話」。在中央政府的刻意推廣之下，印尼語透過電視與廣播，跨海傳送到各個獨立的島嶼。這也替精通印尼語的作者伊莉莎白鋪了路，讓她暢行印尼大大小小的島嶼。

　　不過，說是「暢行」，恐怕言過其實了。

　　伊莉莎白還是得面對永遠不準時的公共運輸，被擁有「幾近調情的好客態度」的印尼友人頻頻滿不在乎地放鴿子。幸虧伊莉莎白同時具備記者的好奇心、學者的分析能力，以及人類學家的耐心，就算被放鴿子，也總能心平氣和地蹲在屋簷下，和印尼婦人一起剝豆莢、閒磕牙，自得其樂，總算完成了這部非常人所能完成的印尼歷險記。

　　真實的印尼

　　作者伊莉莎白對於印尼各地難以理解的風俗習慣，雖然仍不免以西方現代社會的窺奇角度切入，但仍十分寬容地為其解釋。唯獨對於國際經濟專家一致看好的印尼經濟前景，頗不以為然。

　　印尼地處熱帶，物產豐饒，隨便在土裡丟幾粒種子，就能有吃得飽的食物。在遼闊的偏鄉，居民也能靠著出售棕櫚油、橡膠、乾椰肉、肉豆蔻、丁香等農作物，賺到足夠的生活費。「但他們尚未養成儲蓄、投資的概念。」伊莉莎白這麼認為。

　　伊莉莎白的看法不是空穴來風，畢竟她真正和當地居民攪和、生活在一起。當她在雷里雷夫村時，和她一起烤婚禮蛋糕的印尼媽媽，指著另一位把玩新型手機的妙齡女子，三姑六婆地說：「看到沒？他們家把全部的土地賣給採礦公司以後拿到一大筆現金，於是就蓋了棟新豪宅。這本來沒什麼，可是他們後來又拿信用卡買了五台摩托車，而且不是普通車子哦，是一台兩千萬盧比（約台幣六萬元）的拉風車呀，接著又買了三支手機，結果不到兩年他們就沒有飯可吃，也沒有地可種了，還欠了一屁股債，真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

　　有別於不斷自嘲、通篇慵懶隨性的文筆，伊莉莎白在此處顯得嚴厲。她指責經濟專家只談印尼年輕勞動人口眾多的「人口紅利」，卻不提「三分之一年輕人全然不事生產，五名成年人當中有四個人沒有銀行帳戶」。

　　她點名智庫機構麥肯錫全球研究所吹捧印尼經濟前景的報告，指出該報告所徵詢的七十五位專家，包括九位印尼內閣部長、兩位大使，加上經濟學家和企業老闆，「我很好奇當中有多少人了解雷里雷夫這類村子的人口紅利」。

　　學然後知不足

　　大概很難有第二個外國人，能像伊莉莎白這麼細緻地描述印尼。

　　她精通印尼語，在印尼擔任過路透社的記者，以及衛生組織的研究員，為了這本書，又特地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周遊列島。前前後後與印尼相處了二十幾年，跑遍印尼的大城小鎮、窮鄉僻壤，最後，她以「壞男友」比喻印尼。是呀！對於情人的迷戀與憎惡，往往同時存在。而對伊莉莎白來說，印尼這個情人，也的確是善良與邪惡、古典與現代的綜合體。她說：「我已經接受了一個事實：印尼還存在著許多我永遠不會了解的生活和事物。」

　　回想我身邊和印尼相關的人，每個人，都是牽引我了解印尼的一條線索。但深究起來，透過每一條線索所找到的答案，反倒都提示了我對於印尼的了解有多麼匱乏。

　　認識世界，不也是如此？知道得越多，才知道自己所知的有多麼少。

前言

印尼，我迷人的壞男友

　　「小姐！進來見見我奶奶吧！」在印尼東南方沒沒無聞的松巴島上，一位笑容燦爛的小夥子迎我入門。那是二十年前的邀約，當時天氣熱得像火爐上的煎鍋，四處灰塵瀰漫，我步履蹣跚走在一條沙土路上，口渴到快不行，心裡想著：有何不可？說不定他奶奶會講幾個故事給我聽，陪她喝一、兩杯茶肯定是件愉快的事。於是我費了番力氣爬上一道梯子，來到一座竹棧走廊。幾名年輕人在那兒敲鑼打鼓，製造一陣惱人的噪音後，旋即躬身穿過低矮的玄關，一溜煙地消失在不見天日的暗處。我藉著竹蓆牆的縫隙透進來的點點微光，瞥見一幅耶穌畫像，還看見一個像是裝著髒衣服的大袋子被擱在一張竹椅上。除此之外，屋裡空蕩蕩的，不見老奶奶的蹤影。

　　「等一下！」小夥子摸了摸那個洗衣袋，然後順手解開袋口，拉掉覆蓋在頂端的布巾，老奶奶終於現身。她昨天剛辭世，依當地習俗，四日後才會發喪，中間這段時間，每天須接見前來弔唁的客人。小夥子替歸天的奶奶道了聲「幸會」，我們就坐下來喝茶。

　　印尼總是充滿這類令人跌破眼鏡的奇事。比方說，一位身兼蘇丹和全國商會會長的總統候選人，在宮廷裡養了一批據說可帶來好運的白子侏儒。一名地方警長會向別人解釋如何召集一群沒幹過壞事的鱷魚，讓牠們來指認另一隻吃掉人類的不肖同類，好活捉那畜生。在這個國家，你可能有機會和某個樂得承認自己為了增加預算，而故意延長一場游擊戰的軍事將領共飲啤酒，也可能陪某個死人喝茶。

　　這的確是個不可思議的國度──領土涵蓋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六座島嶼，居民種族超過三百六十個，方言多達七百一十九種。它之所以存在至今，是因為境內的火山土壤與海洋氣候相結合，孕育出令歐洲人趨之若鶩的各種香料，而較歐洲人先一步踏上印尼諸島的阿拉伯、印度和中國商人，曾與各地親王和蘇丹做買賣，歐洲人認為此種貿易方式無法滿足其商業利益，遂引進獨占事業，日後給印尼帶來了大小衝突、殖民活動、剝削統治及獨立戰爭，現代印尼正是由這段殘破的歷史拼湊起來的國家。

　　1945年，開國元老宣布印尼脫離荷蘭殖民統治之際，全文僅寥寥數語的獨立宣言有云：「我們是印尼子民，在此宣告印尼獨立，將盡速謹慎完成權力轉移及其他事宜。」

　　此後，印尼一直在處理「其他事宜」。

　　世界上有許多殖民國家曾經為生存而奮鬥，不再接受昔日殖民統治者所劃定的疆域，然而像印尼這種必須摻合眾多生存元素的國家實屬罕見。印尼國土環繞地球赤道，跨距相當於從倫敦到伊朗首都德黑蘭，或者從美國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拉治到東岸的華盛頓特區那麼長。位於蘇門答臘島西北端的亞齊省，住著篤信伊斯蘭教、五官略似阿拉伯人的馬來族，並驕傲地給自己的居地冠上「麥加走廊」之名。坐落在亞齊省東南方、與之相距約五千兩百公里的省分是巴布亞，占據了紐幾內亞島西半邊大部分地區，居民皮膚黝黑。我初訪當地時，發現許多原住民一絲不掛，男性僅以葫蘆遮掩生殖器，但他們卻發展出某些複雜的農耕技術。巴布亞省和亞齊省居民慣吃的食物、吹奏的音樂、祈求的神祇、所屬的種族都不一樣。兩地之間的其他省分，還存在著各種多彩多姿的文化，並採取彼此迥異的方式引領古老傳統融入現代社會。

　　當今地球上每三十個人就有一人以印尼為家──據最新統計，印尼人口已破二‧四億，世界排名第四。首都雅加達比其他任何城市來得喧囂吵雜，全國約有六千四百萬人（超過英國總人口）使用臉書，卻有八千萬居民（相當於德國人口總和）無電可用，另有一‧一億人（與墨西哥人口總數相當）每日生活費低於兩美元（約台幣六十元）。

　　印尼擁有一長串「世界最大」、「數量繁多」、「成長最快」的統計名單，然而正如該國企業家瑞迪（John Riady）所言：「印尼恐怕是最被世人忽略的國家。」

　　1988年，我以路透社記者的身分首度被派駐印尼時，對這個國家也是幾近一無所知。1983年，年僅十九歲的我曾經扛著背包去過爪哇和峇里島，也曾為了探訪紅毛猩猩而在北蘇門答臘省短暫停留，於是產生了幾個印象：印尼是個友善多變的國家，儘管日常生活一團混亂且難以預料，卻存在著異常精緻的文化，你會看到身披蠟染華服的舞孃們隨著甘美朗（gamelan）樂團演奏的旋律，在精雕細琢的神廟建築群的陰影底下曼妙地扭動雙手。

　　那時我腦海裡的印尼地圖只聚焦在爪哇島上，就跟大多數外國人一提起印尼便想到爪哇沒兩樣。爪哇面積與希臘相當，僅占印尼領土七％，但全國六○％的人口（一‧四億人）都擠在這座島上。因此，首都雅加達當然是設在爪哇；自十二世紀以來，爪哇統治者便對印尼群島眾王國產生程度不一的影響。路透社指派我從印度首都新德里轉移陣地到雅加達，而且是在發布調職令的十天前才通知我，當時我壓根兒不知道這個國家還包含其他數百種文化，記憶中只對崇拜印度教的峇里島婦女頭頂著神廟供品、姿態優雅地款款擺動身體，或者是印尼東方的迷人珊瑚礁、蘇門答臘或加里曼丹的酷熱叢林、印尼西部的精彩衝浪活動還有些印象。

　　接下來的兩年半，每當我可以忙裡偷閒、不用報導每日股市行情，就四處蹓躂晃蕩，努力認識「印度尼西亞」（簡稱「印尼」）。我曾探尋紅毛猩猩的足跡，追蹤分離主義者的反叛活動，造訪盜挖黃金的礦工和非法移民，與雅加達的銀行家、當紅影星和昔日政治犯共進午餐。於是我的印尼話愈說愈流利，和當地人的對話也變得愈來愈有趣，然而當我得知的事情愈多，才逐漸意識到外界有多不了解這個國家。世人永遠無法預期印尼發生的一切。

　　由於軍方對我的報導正確性（尤其是關於亞齊省即將爆發內戰的消息）意見紛紜，我在1991年離開了印尼。後來印尼軍事發言人努哈迪（Nurhadi Purwosaputro）將軍在澳洲布里斯本的喜來登大酒店，以私人箋紙親筆寫了封短信寄給我，內容如下：

　　我想因為妳是記者的緣故，我們始終維持著相當正式（職業性）的關係。此刻我認為我應當以軍事發言人的身分鄭重告訴妳，妳已善盡職責且表現優異，對於我國的人民、政府、國事與真正面臨的問題皆有深入的了解。

　　現在妳的職務已有變動，我只把妳當熱愛印尼的普通人看待。

　　努哈迪接著表示，下次我回雅加達時，務必接受邀請去他家作客。此人曾經忝不知恥地欺騙大眾，隱瞞同僚殘忍對付亞齊、巴布亞、東帝汶，以及印尼其他動亂省分的真相。他捏造的謊言往往理由牽強、幾近荒唐，有時為了避開我們這些記者的追問，還會從後門溜出辦公室。有一回，他在我的截稿日期逾時很久以後，才為了先前沒能及時針對某次小型屠殺事件表達意見而來電致歉，理由是：當時他奉命將總司令視為聖物的一把短劍送回該長官出生地，忙得沒工夫跟記者們談話。　　

　　這種無厘頭的事情難免令人抓狂，但我發現它也帶了點趣味，一位高級軍事將領居然會因為不想開門見山地抖出同袍的殘忍行徑，而跟一名外國記者胡謅神劍的故事。雖然我常恨不得扭斷努哈迪將軍的脖子，但實在沒辦法討厭他，而且他說對了，撇開諸多政治領導者的惡形惡狀不談，我的確熱愛印尼。

　　2001年，我懷著這份情愫重返故地，此時與抗議學生包圍國會大廈，導致蘇哈托（Suharto）結束三十二年政權一事已時隔三秋，而我在離開印尼的十年間也轉換了跑道，成為專攻愛滋病的流行病學家，返回雅加達之後的任務，是協助印尼衛生部追蹤愛滋病擴散情形──印尼的毒品注射者、跨性人、性交易工作者、男同志、受刑人之間愛滋病感染率雖高，但衛生當局巴不得這些人不存在，寧可對他們視而不見。接下來四年，我照舊四處奔走，也看到印尼呈現迥異於往昔的風貌。我有一半的時間必須和基層公務員一起被關在某些省會的三星級旅館裡參加講習會，整天與書面協議、投影報告，還有無數黏呼呼的蛋糕為伍。而我在這些場合中發現，印尼官僚似乎沒有我以前想像的那麼顢頇無能，但自私心態絲毫未減。

　　其餘時間我大都在隱密的巷弄中跟毒品注射者打交道，或者與從事性工作的跨性人在人行道上邊走邊聊，要不就待在裝潢俗麗、方興未艾的男同志俱樂部裡，而且總會發生奇遇。有一天，我在一座骯髒的火車月台跟一名身上刺青的毒蟲哈啦了幾句，他不但請我喝芬達汽水，還告訴我：「小姐，我們本來想搶劫妳哦，但妳實在滿有趣的。」除了遇見怪咖，我也跟某些奇人建立了友誼。比方說，我認識一位曾是雅加達知名性工作者的人妖，至今仍不時在網路上收到他提供的攝影建議。

　　2005年，我再度離開了印尼，但每年總會設法回當地待幾個星期，而且還是住以前住過的房子，用從前用過的手機，騎昔日借來的機車，找同樣幾位老友去某些省分遊蕩。我開始覺得待在這個國家彷彿交了個身材巨大的「壞男友」，他會撩動我的感情，搧動我的思緒，時而令我開懷大笑，待我溫柔體貼，時而與我共享如膠似漆、有點令人羞於啟齒的親密關係。接著我又發現，他也會忘記重要紀念日，用言語冒犯朋友，說一堆低級謊言。當你以為你真的了解他，他就露出馬腳或原形畢露。一旦摸清這個壞男友的底細後，你明知會以眼淚收場，卻不斷重蹈覆轍，繼續和他交往。

　　有時候，無論你多想賞他一巴掌，總會期待別人也能欣賞這頭怪獸、能再多了解他一些。然而，過去這些年來，我早就習慣一件事：每當我在倫敦或紐約酒會中向別人提起「印尼」兩個字，他們總是露出緊張茫然的表情，心裡肯定在想：「噢，天哪，印尼……是柬埔寨、越南，還是泰國附近哪個國家……的新名字嗎？」

　　2011年歲末，我決心寫本有關印尼的書，把我的「壞男友」介紹給世人認識，也讓自己有藉口在這個國家多待一段時日，以便進一步了解我為他付出真情的這些年來，他是如何改頭換面的。於是，我暫時拋下倫敦公共衛生顧問的工作遠赴這萬島之國，打算自印尼東南部展開旅程，然後大略以逆時針方向穿越東方諸島。一切順利的話，我將跨海北上蘇拉威西島，再西進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島，接著去蘇門答臘東南地區繞一圈，最後由聚集了印尼近三分之二人口的爪哇島離境。（印尼各島地理位置請參閱扉頁「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全圖）

　　我對行程規畫只有粗略的概念，一方面想去追蹤早年在印尼旅遊時邂逅的某些人的下落（搞不好還能見到在松巴島請我和他奶奶一起喝茶的小夥子），一方面也渴望探訪全然陌生的地域。但我的計畫只能到此為止，因為在印尼，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船班不是遲到三天，就是根本沒開，航班會在半空中臨時更改目的地，新的簽證規定會突然把你趕去邊境，意外的遭遇會打亂你的行程。

　　不擬定任何計畫還有一個理由：印尼彷彿變幻莫測的萬花筒，擁有五彩繽紛的組合元素，並隨著每一次的歷史和環境變遷而產生不同的模式，我不敢奢望我能窺其全豹。雖然我想捕捉印尼的廬山真面目，也想探究它是拉著哪幾根「紅線」將不同的島嶼和文化牽繫成一個完整的國家，但我心知肚明這個國家在我旅遊期間肯定是說變就變，我嘗試窺探印尼全貌的過程中，每每只能看到零星的片段。

　　因此，我採取流行病學家慣用的原則之一：隨機取樣。換句話說，如果你無法研究每個人，又想了解一大群人發生了什麼事，最好的辦法就是隨機挑幾個樣本。與其事先安排好要去哪裡、跟誰交談，不如相信只要我去的地方和觀察的人夠多，就可以將零星的片段拼湊出一幅完整的印尼畫像，揭露某些深刻雋久的印尼特質。

　　我只抱著一個原則上路：「凡事點頭就對了。」因為印尼人是地球上最好客的民族，盛情難卻──跟蘇丹喝杯茶怎麼樣？樂意之至！一起參加婚禮遊行嗎？恭敬不如從命！要不要參觀痲瘋病院？當然要！願不願意跟游牧家庭睡在大樹下？有何不可？晚餐吃狗肉可以嗎？呃，行啦！這個策略使我在印尼得以暢行無阻，踏足聞所未聞的島嶼，成為當地農夫、教士、警察、漁民、老師、司機、軍人、護士家裡的座上賓。我大部分時間不是搭乘船隻，就是坐著一路顛簸、漆著俗氣顏色、播放震耳印度流行歌、車頂晃著暈吐袋的巴士旅行，不過有時也能幸運地鑽進包機，或是坐上裝有深色玻璃和皮質座椅、受到嚴密保護的私家轎車。一路走來，我多次獲得善意的款待，鮮少聊到政治腐敗無能、法律不公不義、百姓命運悲慘的話題。

　　我總共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遊走諸島，偶爾才會經過最熱門的觀光地點，例如峇里島某個海灘酒吧（裡頭擠滿了身材保養得宜、臉上略帶風霜、和峇里男孩膩在一塊兒的白種男人），以及雅加達某餐廳（該餐廳專為那些想趁著華爾街股市開盤和手上黑莓機吱吱作響以前，趕緊喝杯安神酒的銀行家和股票經紀人提供外燴）。不過我發現，我騎著機車、搭著巴士、乘著渡輪長途跋涉兩萬一千公里，又搭著飛機航行兩萬公里的過程中，遇到這些場合的機會少之又少。

　　總而言之，印尼有三十三省，我去了二十六省。雖然這本書是從印尼群島的歷史演變，以及我和這位「壞男友」初相遇的經歷拉開序幕，不過大部分篇幅都在描述此行發掘的故事。這個國家與我的認知頗有出入，它迷人的多樣性和強勁的凝聚力超乎我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