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忙：我們這樣的世代

大衛．謝普勒
 

前言  在貧窮邊緣

疲於希望，空於夢想──卡爾．桑德堡（Carl Sandburg）

　　洗車工沒有自己的車子，負責整理已兌現支票的銀行職員，戶頭裡只有不到三美元，編輯醫學教科書的女員工，已經十年沒有看過牙醫了。

　　這是被遺忘的美國，在勞動世界的底層，數以百萬計的人活在繁榮的陰影之中。在貧窮與安樂的暮光裡，無論你是富是貧，還是中產階級，每天都會遇到他們：他們為你送上大麥克漢堡，在沃爾瑪超市（Wal──Mart）幫你找到商品，為你收成食糧，替你打掃辦公室，幫你縫製衣服，在加州的工廠裡，他們包裝燈泡，之後會裝在你小孩的腳踏車上，在新罕布夏州的工廠裡，他們組裝壁紙的樣本，讓你在裝潢時可以參考。

　　他們各自面臨的困境形塑了他們的樣子，有些人正要擺脫福利救助、吸毒成癮、無家可歸，有些人則一輩子都陷於低薪工作中，有些人的孩子營養不良，有些遭到性侵，有些人住在搖搖欲墜的房子裡，造成孩子罹患氣喘，並因此缺課，有些青少年甚至沒有所需的眼鏡，連黑板都看不清楚。

　　這本書就是關於他們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他們的家人、他們的夢想、他們個人的失敗，還有比他們更失敗的國家。儘管美國享受著前所未有的富裕，低收入的事實卻考驗著美國式的、宣稱勤奮工作就可解決貧困的信仰。有些人覺得工作行得通，有些人卻發現這行不通，在高要求、低薪水的工作之間來來去去，許多人只能勉強搆到官方貧窮線以上，岌岌可危的瀕臨於貧窮邊緣。那些對於富裕家庭來說可能只是有點不方便的問題──車子出了點小問題、身體微恙、孩子沒人照顧──對窮人來說卻是危機，因為這有可能讓他們的飯碗不保。他們耗盡一切，毫無存款，總是積欠帳單，銀行戶頭裡少得可憐，或是根本一無所有；因此比起那些生活更為安穩的美國人，他們得要付出更多的費用和更高的利息。就算經濟穩健，許多人還是在邊緣掙扎，永遠脫離不了現況；而經濟衰退的時候，他們向後倒滑，往絕境而去。

　　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因為聯邦福利改革提出的時間限制和工作要求，因而被推入困境。改革實行於一九九六年經濟蓬勃發展之際，許多接受社會福利的人都很讚賞，認為此舉可以幫助他們擺脫仰賴他人的沉悶世界，踏入活躍的職場文化，充滿挑戰與希望。有些人說他們有了自信，得到孩子的敬重，那些夠幸運或是有天賦的人，踏上職業之梯，職位越來越高，收入越來越好；但是有更多的人，收入仍舊微薄，生活水準依然沒有改善，他們還是存不了錢，沒有像樣的醫療保險，不能搬去好一點的社區，也不能把孩子送去承諾前途看好的學校就讀。這些人是被遺忘的美國人，只有從社福名單上被除名的時候，才會有人注意到他們的存在，苦苦在工作中掙扎的時候，他們就從國家的雷達上消失了。

　　擺脫貧窮、遠離貧窮似乎需要完美的陣容以及天時地利的條件，先決條件包括了全副的技術、好的起薪、有升遷機會的工作，但還需要目標明確、勇敢與自尊、沒有欠下大筆債務、沒生病也沒毒癮、家庭功能健全、朋友誠實正直，還有私人或政府機構必要的協助。這一系列條件要是出現任何缺口，麻煩就會接踵而來，因為你窮，就表示你沒辦法保護自己。不如這樣比喻，假如你打四分衛，但是不要帶頭盔、不要墊肩、沒訓練沒經驗，前方是一排體重只有四十五公斤左右的隊友，弱不禁風，沒有金錢幫襯，沒受過更廣泛的世界的訓練，對於腐敗社會的威脅誘惑毫無防備，貧窮的男男女女就這麼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解雇──挨了揍，鼻青臉腫，連連慘敗。要是這種周而復始的失敗中出現了某次例外，那就會被稱做是美國夢的實現。

　　在文化上，美國不太確定貧窮的成因，因此也不知道該如何解決，美國神話仍然認定即使出身貧寒，人人都有機會獲得幸福。我們希望那是真的，無論真假，也很欣慰看到那些美夢成真的例子。十九世紀作家霍雷蕭．阿爾傑（Horatio Alger）的作品我們已經不再讀了，不過他的名字卻成了白手起家的同義詞，他筆下的角色都能透過勤懇工作致富，經典的移民故事依然能夠觸動美國人的心，儘管這個國家長久以來一直嫌惡著那些來到「金色大門」之外的「不幸渣滓」，就像自由女神像下方所銘刻的文字所述。即使厭惡大量湧入的移民，我們仍舊陶醉在這樣崇高的說法中，只要努力不懈地工作、謹慎節儉，就能從一個貧困的難民脫胎換骨，成為一名成功的企業家。小布希總統親口說出了這個神話，他在即將上任的政府首次高層任命中，安排了兩名黑人、一名西語裔跟兩名女性，被問到這樣安排是否想表達某些訊息，「當然，」這位總統當選人回答道：「在美國，只要努力工作，在人生中做出正確的決定，任何人都可以實現目標。」

　　這種神話有其價值，替這個國家跟每位居民都設定了嚴苛的標準，國家必須努力，成為傳說中的機運之地，居民必須奮鬥，好好利用這些機會，這樣的理想激發了民權運動、向貧窮宣戰，還有持續不斷的追尋，想找到方法緩解富裕中依然存在的窘迫。但是美國神話也提供了怪罪的藉口，在清教徒的傳統中，努力工作不只是實際需要，也是道德要求，不努力就是道德敗壞，嚴苛的邏輯決定了冷酷的判斷：如果一個人的勤奮工作能夠帶來成功、如果工作是一種美德、如果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可以藉由工作得到成功，那麼失敗的人，就是不夠努力。市場是公平的最終裁判，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低薪是工人的錯，因為那只不過是反映出他的勞動價值低。在美國的氛圍之下，貧窮總是帶有一股原罪的氣息，二○○三年三月，CNN主播茱蒂．伍德拉夫（Judy Woodruff）在主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辯論時，問艾倫．凱斯（Alan Keyes）為何認為道德每況愈下，明明某些道德指標都進步了，她指出：犯罪率下降、未婚生子減少、靠社會福利的人數也變少了。顯然社會褔利是道德敗壞程度的指標。

　　還有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美國反神話，認為社會必須要為個人的貧窮負起大部分的責任，種族歧視和經濟富裕的階級，造成貧困社區的種種症狀，學校不好、選擇有限，貧窮的孩子被迫犯罪、吸毒，只能從事收入微薄、沒什麼未來可言的工作，個人淪為龐大力量的受害者，自己無法掌控，包括了貪婪追求利潤的企業，只會剝削勞動力。

　　一九六二年，麥可．哈寧頓（Michael Harrington）在他的《另一個美國》（The Other America）書中，生動地描述了這種美國反神話，喚醒了當時被富裕蒙蔽雙眼的國家，廣闊的「隱形之地」上的窮人眾生相，一揭露就令人感到震驚不已。這本書催生了詹森（Lyndon B. Johnson）的向貧窮宣戰，不過詹森的宣戰從來沒能夠真正讓這個國家動起來，也算不上什麼勝利。

　　五十年後，我們在經濟上有了成就，但是貧富之間的差距卻拉大了，收入最高的百分之十的人，資產淨值平均為一百五十八萬九千美元，而收入最低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則是負四千九百美元，也就是說，他們的負債還比收入多。比起日本、香港、以色列、加拿大，以及所有西歐的主要國家來說，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比較低，嬰兒死亡率比較高。然而把這一切付諸文字加以討論，卻沒有解決，大家就更不容易感到驚訝，再也不憤怒了，無動於衷，因此更難有所行動。

　　事實上，人並沒有辦法輕易用美國神話或是反神話來歸納，這本書裡的每一個人，既非無助也非萬能，而是介於個人與社會責任兩極之間，落在光譜上的各種不同位置。每個人的生活都是混合而成的產物，決定錯誤、運氣不佳、無法選擇的前途，或者因為出身和境遇等意外斷絕道路。很難說人的貧困跟他們的不智之舉沒有絲毫關聯──輟學、未婚生子、嗑藥、工作總是遲到，也很難說人的行為跟他們與生俱來的條件沒有絲毫關聯，父母教養不當、教育程度不佳、居住環境糟糕，觸目所及看不見任何未來的可能性。

　　該如何定義個人在自身貧困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成為社會褔利及其他社會政策中的爭論，但很少有人能夠肯定地回答，即使在具體的個案中也一樣。比起富人，窮人比較無法掌握私人的決定，更難自外於冷酷的政府機器，在這個科技與競爭的瘋狂世界裡，窮人更沒有辦法敏捷地避開重重危機，他們的個人錯誤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個人成就得卻只會得到更少的回報。個人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如此錯綜複雜，諸如就業培訓這類協助要想奏效，就必須針對個人需求量身打造才行，內容不只要包括使用電腦與操作車床這類「硬技能」，還得包括與同儕互動、樂意服從命令等「軟技能」，要能夠處理多年逆境所累積的怒氣。就業培訓人員發現，屢經失敗的人──在學校裡、戀情中、工作上──要等到明白自己有能力追求成功，才有辦法成功。要擺脫貧困，他們必須學會純熟地控制自己的情緒與雙手。

　　離開貧窮不是拿出護照，跨越邊境這麼簡單的事情，赤貧與安適之間有一道寬廣的爭議領土，這條通道的距離，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安穩的生活就是可以用一份薪水付清房租──不用存兩個星期的錢才付得起一個月的房租」，泰隆．皮克斯利說道。他是個年約五十歲的削瘦男人，住在華盛頓特區，來自困苦的生活，白天打零工，還吸食海洛英。他的要求特別低，「我不想靠打零工籌錢，」他直截了當地說道，「我想住得舒服點，就算只是一間十英呎平方大小的房間也好，在一個月內，我可以用薪水付清所有的帳單，我不必存什麼錢，對我來說，過得舒服不必非得要有儲蓄帳戶才行。」

　　在這樣富裕的國家裡，大部分人的胃口都比泰隆．皮克斯利來得大，廣告無所不在，電視幾乎永遠開著，許多美國人學會了把想要變成需要，「當你住在社會住宅裡，你媽媽領著社會救助金，如果有五、六個或者七、八個小孩一起長大，你這輩子想要的東西就數不清了；但是你卻什麼都沒有。」法蘭克．狄可森解釋著，他是一名工友，靠販毒在華盛頓獲得他過去沒能得到的東西，「你有小孩，他們想要漂亮的球鞋跟外套，帶著六、七個孩子，靠社會救助金的媽媽可沒辦法供得起，他們要怎麼樣才能得到這些東西呢？也許年紀越來越大，他們越想要得到好東西，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找上毒品。沒錯，你只要出門、交易，就可以得到你需要的東西，車子、公寓、衣服。」法蘭克．狄可森在監獄裡待了三年，不過他跟妻子也在馬里蘭郊區買了一棟房子，用的是他販毒賺來的錢。

　　因此貧窮並沒有一種適用的簡單定義，可以是絕對的貧窮──買不起基本生活必需品；也可以是相對的貧窮──負擔不起普及的生活方式。能夠以通用的標準來衡量，也可以用不同的指標來看待，就連字典也沒有共識，「缺少或匱乏維持生計的方法，」其中一本字典如此斷然定義，「缺少物質需求或安穩生活的方法，」另一本字典說道，「一個人缺少普遍或社會可接受的金錢數量或財產，」第三本字點如是說（粗體為作者所加）。

　　以全球或歷史的標準來看，許多美國人認定的貧窮都是奢侈的，住在鄉村的俄國人就算買不起車子，家裡沒有中央空調，也不會被認為很窮，但是住在鄉村的美國人會如此認為；越南的農夫就算只用水牛犁田、徒手灌溉，住在茅草屋裡，也不會被認為很窮，但是北卡羅萊納州的農夫會，因為他得用手採收黃瓜，一箱才賺一美元，只能住在破爛的拖車裡。這世界上大部分的窮人，都會被環繞在美國窮人周圍的公寓、電話、電視機、自來水、衣服，還有其他種種便利設施給弄得眼花撩亂，但是這並不代表窮人不窮，也不代表處於貧困邊緣的人，並不是真的站在懸崖邊上。

　　「美國的窮人在香港或是十六世紀也許不算窮，但在此時此地的美國，他們是窮人，」麥可．哈寧頓（Michael Harrington）在香港經濟攀升之前寫道，「他們得不到這個國家之中其他人享有的一切，然而社會只要有決心，是可以供給的。他們活在邊緣，像個圈外人。他們看著富裕美國的電影，讀著富裕美國的雜誌，這些全都告訴他們，他們是自己國家裡的放逐者……當你有一碗飯可吃，而社會上其他人只能吃到半碗，這可能是代表你的成就與才智，也能夠激勵人採取行動，實現自我潛能；但社會上其他人有著精緻均衡的飲食，而你只有五碗飯可吃，這就是悲劇了。」

　　的確，在富有的國家裡當一名窮人，要比在貧窮的國家裡當一名窮人難受多了，因為在貧窮中求生的技能，在美國幾乎已經消失了。去河內的貧民窟看看，你會發現孩子用瓶棍和生鏽的腳踏車內圈發明了很多遊戲；然而去洛杉磯的貧民窟看看，你會發現孩子都很依賴塑膠玩具跟電子遊樂器。住在柬埔寨的時候，我兒子邁可對於家裡原本要扔掉的東西修一修就好了，這樣的獨具匠心驚嘆不已，那是我們在金邊的時候，他的電視遙控器壞了，只花了一美金就在街角找人修好了。

　　在美國，聯邦政府對貧窮的定義很簡單：二○一一年，有一名成人與三名孩子的家庭，年收入若是低於兩萬兩千一百一十三美元，就算貧窮。這個數字相當於一個人每年工作滿五十二周，每周四十個小時，時薪十美元又六十三分，或是比聯邦政府的最低工資多三美元又三十八分。一九九○年代之際，經濟擴展、收入提高，官方貧窮率降低，十年之內，從一九九三年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點一，降低到百分之十一點三，接著在後續的經濟衰退中微幅上升，二○○三年達到百分之十二點五，二○○六年百分之十二點三，二○一一年百分之十五點二。

　　不過這些數字會產生誤導，聯邦政府所界定的貧窮線，遠遠低於像樣的生活所需，因為人口統計局採用的仍然是一九六四年時，由社會安全局所設計的基本公式，之後的幾年間只經過四次略微修改。貧窮線所設定的貧窮，大約是「基本溫飽」（thrifty food basket）所需的三倍，這樣的計算得自於一九五五年的消費模式，當時一般家庭約有三分之一的收入用在食物上，時至今日，情況早已不同，一般家庭花在食物上的預算大約只有十分之一，但政府還是繼續把「基本溫飽」所需乘以三，只根據通貨膨脹調整，無視於將近半個世紀以來的生活型態急劇變化。

　　這樣的結果粉飾了現實，低估了那些照理該被歸類為貧窮的人口數量。人口統計局和國家科學院正在測試更精準的公式，會考慮到食、衣、住以及水電費等等的實際成本，按照這樣的計算方法，收入會包括現行沒有計算在內的福利，像是糧票、住宅補貼、燃料補助、學校營養午餐，生活成本則包括了現在忽略掉的費用，例如照顧孩童、醫療支出、健保費、社會安全薪資稅。這些五花八門的公式在一九九八年開始實施，貧窮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三，官方數據從三千四百五十萬人增加到四千兩百四十萬人。依據二○一一年公布的《補充貧窮衡量標準》（The 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貧窮率從百分之十五點二上升至百分之十六，這樣的改變據推測能讓更多家庭有資格申請與他們貧窮程度相關的福利，其中某些項目，包括兒童健康保險在內，已經涵蓋了貧窮線百分之一百五十或百分之兩百的家庭。

　　就算採用了這些修正過的方法來計算貧窮，還是只能反映出一個家庭短時間內狀況的剪影，在這幀快照裡，動態的起伏不見了，只衡量本年度的收支，不考慮資產與負債。這些公式忽略了過去，而過去往往是現在的沉重負擔，很多人換了工作衝出貧窮線，卻發現學貸、車貸，還有以前信用卡的驚人高利息，把他們的錢全都吃掉了，他們並沒有過得比從前好。

　　窮人或近乎貧窮的人被問到貧窮的定義時，他們講的不只是皮夾裡有多少錢，而是腦子裡或心裡想些什麼，「絕望，」新罕布夏州一名十五歲的女孩說。

　　「不是絕望，而是無助」，洛杉磯的一個男人說道，「我幹嘛要起床呢？永遠沒人會雇用我，因為看看我穿的是什麼。事實上，我高中都沒唸完，我是黑人、棕人還是黃種人，我在拖車裡長大的。」

　　「那是一種心境，」華盛頓特區的一個男人說，「我相信精神狀態比物質重要很多。」

　　「我很富有，」一個女人說，她剛找到一份操作影印機的工作，讓她擺脫了貧窮，「不只是物質上的東西，這是因為我知道我是誰，現在要往哪裡去。」

　　另一名女人原本在中產階級家庭中長大，之後落入貧窮，她慶幸自己擁有「文化資本」，指的是她對書本、音樂、理念的愛好，還有她與孩子之間的親密關係，「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一點也不窮，我們擁有許多財富，」她說道，「我們不覺得自己窮，只有在沒錢看醫生或修車的時候才會覺得窮。」

　　對每個家庭來說，貧窮的組成都是部分經濟因素、部分心理因素、部分個人因素、部分社會因素，部分過去影響、部分現在狀況，每個問題都會擴大其他的影響，全部緊緊相連。一個逆轉就會造成連鎖反應，導致結果與初衷大相逕庭。破舊的公寓可能會加重孩子的氣喘，導致需要叫救護車，造成一張付不起的醫療帳單，於是毀了信用紀錄，讓汽車貸款利率飆升，逼得他們只好買一台不可靠的二手車。做母親的因此無法準時上工，升遷與賺錢的能力受限，她只好繼續窩在破爛的房子裡。在第一章你就會看到這樣一名女性，如果把她跟其他貧窮的勞工父母個別的問題加在一起，這些問題所構成整體，會比部分問題的總和還要來更嚴重。

　　因此，多數窮忙者所面臨的問題都交織在本書的大部分章節中，每一章則會分別著重在貧窮的某一方面。在關於工作的那一章裡面，你會看到為人父母的故事，在討論到健康議題的時候，你會看到住宅的問題，如果把個別問題獨立出來，像在實驗室裡抽取毒素那樣，既不真實也沒有意義，這些問題大多相倚相存，彼此之間的化學反應讓整體效果更為惡化。

　　如果問題環環相扣，那麼解決方法一定也是如此，只有工作是不夠的，只有醫療保險是不夠的，只有良好的住宅是不夠的，可靠的交通運輸、謹慎的家庭收支預算、有效的養育方法、有效的學校教育，單獨達成任何一項都是不夠的，沒有哪項改變能夠獨自幫助勞工脫離貧窮邊緣，只有全面兼顧，國家才能履行其承諾。

　　第一步是要看見問題，而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我們對這些人視若無睹，那些有工作卻仍然過著貧窮日子的人，融入在我們熟悉的景色當中，因而受到忽視。他們構成了隱形而沉默的美國，分析師一個不留意就忽略掉了，「我們現在都住在郊區，不住市中心了，」科羅拉多大學的教授麥可．高登斯坦（Michael Goldstein）宣稱，他在美國公共電視台上解釋，為何沃爾沃斯超市（Woolworth’s）在道瓊工業平均指數上，取代了沃爾瑪超市。

　　美國公共廣播電台的提姆．布魯克（Tim Brookes），曾經針對電影院裡定價過高的爆米花，發表過一篇措辭詼諧的言論，他氣不過一小袋爆米花竟然要價五美元，於是調查了實際的成本。據他計算，他拿到那袋五又四分之一盎司的爆米花，在超市裡賣二十三點七一八五美分，不過戲院經理買一整袋五十磅重只要十六點五美分，他慷慨地把爆米花的電費算五美分、紙袋一美分，總成本等於二十二點五美分，扣掉營業稅，利潤是四點零七五美元，或者是百分之一千八百一十一。

　　顯然這家戲院很有概念，他們不請任何員工，因為布魯克完全沒有提到櫃檯後面有人，他們微不足道的薪水不會影響暴利，因此也不在他的計算範圍之內。那些製作爆米花的人、那些把爆米花裝袋再遞給他然後收錢的人，一定是穿了隱形斗篷，就連公共廣播電台的編輯，似乎也沒有注意到他們。

　　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他們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