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節錄）
2014年6月24日，出版界八十八歲的老前輩、香港三聯書店前總經理蕭滋先生熱情向筆者建議，把幾十年來博覽群書，檔案鑽研結合實地調查與歷史想像的治史方法與經驗撰寫成書。
茲承雅命，方式是以「本偵探」的名義現身說法，把筆者曾運用這種四管齊下的治史方法所解決了的一些懸案，不拘大小，娓娓道來。因此本書各章節，有嶄新的探案，諸如「林則徐是製毒巨梟」。有把過去「本偵探」已經破解了的懸案，做進一步追查。例如污衊「葉名琛為六不總督」的順口溜，究竟元凶是誰？以及由於進一步發掘了新史料而更上一層樓並予以破解了的懸案，包括「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英以色列信仰」。
案情繁簡決定了各章長短，而各章的上文下理（context），則見本偵探其他拙著，尤其是2011年出版的《三十歲前的孫中山》，2015年出版的《孫文革命：聖經和易經》，以及行將出版的《文明交戰》（暫定名）。蓋本書的部分章節是取材自該三本拙著當中、短小精悍而獨立性極強的片段。因此，讀者會注意到，本書各章的題目分別屬於兩大領域：其一是有關兩次鴉片戰爭時期的探案；其二是對孫中山生平具關鍵性事件的偵察。兩次鴉片戰爭是帝國主義侵華的具體事例，孫中山則是反抗帝國主義侵華的典型民族英雄。
把帝國主義壓迫、民族主義反抗，這兩大領域再放到宏觀的角度檢視，則兩次鴉片戰爭這形於外的事物，是本偵探對斂於內的帝國主義所進行的個案研究。孫中山這形於外的人物，則是本偵探對涵於內的民族主義所進行的個案偵察。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恰似一塊銅板的兩面，而這塊銅板就是近代史──不單是中國近代史，而且在某程度上可以說是世界近代史。本偵探追蹤近代史的發展，不能偏重帝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因為如此就猶如偏聽一面之詞。治史必須在檔案鑽研、實地調查與博覽群書的基礎上，兼視兼聽來神遊冥想，藉此廣開言路。
至於為何本偵探選擇兩次鴉片戰爭和孫中山兩大領域作為個案來探索，則完全是由於機緣巧合。事緣1968年本偵探從香港大學畢業後，馬上前往牛津大學當研究生時，長期由英國駐中國大使館保存的葉名琛檔案，剛剛移交英國國家檔案館，並終於開放了。本偵探趁這個難得的機會，再結合英國各機關部門及各地方的英語檔案，正好兼顧了中英雙方的態度、處境與追求，避免了偏聽。於是本偵探決定首先以葉名琛作為個案，切入帝國主義的研究。
研究愈來愈深入之後，總覺得缺少點什麼。適逢1979年廣州市中山大學歷史系代主任胡守為先生，盛情邀請本偵探當訪問學人；更由於該校的陳錫祺先生，屢屢不恥下問有關孫中山的史事和史料，故突然想到孫中山乃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暨民生主義──通稱三民主義──是其畢生學習、思考與實踐的結晶，於是本偵探決定以孫中山作為個案，藉此研究民族主義。
終於，在2015年6月26日，比原定計畫提前四天完成了本書初稿共60章。但馬上碰到兩隻凶猛的攔路虎。其一是「炒冷飯」之嫌。其二是哪怕當時還只有六十章的初稿也只不過是烏合之眾。試想：把「獨立性極強的片段」結集在一起，「隊伍不整，放槍時參差不齊」，真是貽笑大方！說是一本論文集也夠不上。準此，唯一能同時打垮兩隻猛虎的武器是，為全書譜寫出一首主旋律。而這首主旋律必須具備兩個條件：既能凝聚共識──把60種不同聲音編織成一首既多姿多彩而又和諧悅耳的交響樂，更藉此全面克服「炒冷飯」之嫌。
怎麼啦？擺明白是把曾經出版過的片段再拿出來獻醜，還說不是「炒冷飯」？此點正是中西治史方法的巨大分別之一。在西方，若某甲發掘出大量史料，並解讀及運用此大批史料來建構出一套理論，大家熱烈鼓掌。某乙運用某甲所發掘出的大量史料，加上自己所發現的新史料，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同一種歷史現象，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結論，大家同樣熱烈鼓掌。同樣地，若某甲再接再厲而發掘了更多新的史料，加上經過星移物換而在思考問題時更為深思熟慮，又從一個嶄新的角度審視同一種歷史現象，終於得出不同的結論甚至推翻自己過去的結論，大家更是熱烈鼓掌，因為這是人類進化的積極表現。把這種治史方法昇華到思想的境界，則思想家稱之為「水平思維」（lateral thinking）。即不局限於某一種思維方向，而是從不同的方向、甚至反方向解讀史料和思考問題。
中國史學界則至今仍然深受清朝乾嘉時代純粹考據的治學風氣所影響，結果多是致力於史料的考據。乾嘉考據誠然是一種追求樸實無華的考據學風，故又稱為樸學。但缺點則在於其不注重史料的運用，遑論解讀史料並藉此以建構出一套符合經世致用的理論。其實，在乾嘉考據學風出現之前，明末遺民鑑於明朝的覆亡，痛定思痛之餘，對中國的社會、政治、哲學、軍事各方面的思想主張，均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對專制政體和宋明理學進行有力的批判。可惜清朝政權穩固以後，即大興文字獄──順治帝施文字獄七次，康熙帝施文字獄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獄20多次，乾隆帝施文字獄130多次──把華夏的文化精英嚇得噤若寒蟬。誰敢建構理論並抒發己見，等待誅九族好了！君不見，清朝在所有孔廟前面的空地上都豎立一塊臥著的石碑，上面刻有「士子不得議論時政」之類的字樣。違者的命運將會像該石碑一樣──馬上躺下來！難怪中央研究院某院士前輩，聽了本偵探在2006年11月6日於廣東省中山市舉行的「紀念孫中山誕辰14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後，當場衝口而出地說了一句話：「走火入魔！」。
也難怪2015年5月5日，中國大陸某學術期刊把拙稿〈孫文之信教與被逐〉退還，理由是「內容與寫法可能均與刊物風格不同」。筆者莫名其妙，於是把該文分拆成兩章收入本書，即題為〈孫中山何時領洗進入基督教？〉的第三十八章，和題為〈為何孫中山被驅逐出教會〉的第五十章。佇候讀者諸君教正內容、寫法與風格有何不妥。
本偵探也不氣餒，興致勃勃地把拙稿轉投台灣某學術期刊。2015年8月3日接審查意見說：「尊稿過半內容文字已見於閣下近年兩本巨著：《孫文革命──聖經和易經》（2015.01）、《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2011.09），重複比例過高，與本刊宗旨不符，本會只得割愛，敬請原諒。」此言一針見血地指出該審稿人的注意力全盤貫注在史料的發掘上，完全忽視史料的解讀和運用以解決歷史學界中有待解答的問題。
該審稿人沒有理解：本偵探之所以撰寫《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除了發掘有關史料這趟必須履行的手續以外，更高的學術目標是為了解答孫中山「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問題。又本偵探之所以撰寫《孫文革命》，除了發掘有關史料這趟必須履行的手續以外，更高的學術目標是為了解答孫中山「為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問題。至於為何〈孫文之信教與被逐〉之作為一個獨立專題，至今還沒有人運用筆者所發掘出來的史料嘗試解答，因而是一個嶄新的探索項目。若本偵探運用自己過去發掘出來、哪怕已經收入兩本拙著的資料，加上本偵探最新發現的、滴滴皆甘露的珍貴史料，合力試圖解答一個前人解答不了的問題，有何不可？
西方學術界發明「水平思維」快一個世紀了，為何傳來傳去，總是傳不進大陸與台灣？是華夏精英不屑接受、不願意接受、還是害怕接受？拒絕接受這種現象，是否證明了乾嘉時代那種沒思想、純考據的治學之風貽害甚深？尤有甚者，華夏精英不單漠視「水平思維」的治史方法，又竟然以拒收為榮，傲然「割愛」，這是否證明華夏文明的天朝上國心態，至今嵬然不動？
沿著這條思路進一步考量，就更難怪2015年11月12日，本偵探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的「傳承與創新：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150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過拙文「孫文之信教與被逐」後，評論人、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朱浤源教授，衝口而出地說了一句話：「走火、入魔」。
哈哈！好事成雙：本偵探「走火入魔」之美名，先後刻進廣東省中山市「紀念孫中山誕辰14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的錄音機，和主辦「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150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台北市國父紀念館的錄音機，留存萬世。
對於本偵探運用「水平思維」來解讀和運用史料是可行的治史方法，容本偵探再舉一個例子。本偵探的師弟，劍橋大學歷史學皇家講座教授艾文斯爵士（Professor Sir Richard Evans），大半生專攻德國史。他在1990年把他歷來所寫的書評結集成專著，書名是《重新審視德國史》，出版後受到西方史學界高度重視。什麼？炒自己過去所寫過的書評的冷飯？重複已經出版了的書評，有什麼價值？竟然也會受到廣泛的高度重視？關鍵是：艾文斯爵士藉著結集其眾多書評的機會，總結他那一代人研究德國史所取得的成績、心得，指出不足之處和有待努力的地方，並建議將來研究的方向以及可能加強或糾正的史論。歸根結柢，他的眾多書評在出版以後，已經變成史料了，他正在運用史料──哪怕是他自己所創造的史料（書評）──來宏觀地開闢史論新天地。若出版社所禮聘的審稿人，只顧史料之重複而漠視史料的運用，肯定會建議出版社「割愛」！
準此，本偵探接下來的任務是：構思出一首主旋律作為本書的主心骨，藉此凝聚各自為戰的初稿共六十章的精神。最後想通了：主旋律宜採當前西方世界天天隱喻地厲聲高叫的「中國該打！」。
「中國該打！」？為何筆鋒一下子變得如此凌厲？並採此作為本書的主旋律？因為治史之理想是以史為鑑，避免重蹈前人覆轍。因而治史的最終目標應該是經世致用，這也是本偵探畢生奮鬥的目標。
事緣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教授在1993年撰文，謂此後世界上的戰爭將是各大文明之間的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2001年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似乎證明他有先見之明。而從2012年開始，伊斯蘭極端分子在法國首都巴黎發動的連環槍擊案，尤其是駭人聽聞的2015年11月14日連環槍擊案，更是轟動全球。
文明交戰不待今時今日，其實一千多年以來已經一直在大規模地進行著。遠至1095年由第一批十字軍從歐洲出發東征所開始的、那場曠日持久的生死搏鬥，打打停停地延續至今。近至19世紀的兩次鴉片戰爭（1839-1841和1856-1860）所拉開序幕的、同樣是曠日持久的百年屈辱，皆顯著的例子。君不見，在鴉片戰爭之前，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已經嘗試過用「糖衣炮彈」來「開化」華夏。那就是1834年11月在廣州外國人商行區成立的「在華傳播有用知識協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該會理事會開宗明義就說：「當華夏扼殺了一切促使它與世界上所有文明國家結盟的努力之後，我們現在嘗試使用智性大炮（intellectual artillery），讓知識取得和平」。
導言（節錄）
當不成偵探者不配治史
時人從何得知過往事？看書！——這麼簡單的道理也不懂？
寫書的人又從何洞悉過往事？看前人的書。
前人又從何洞悉過往事？語塞。
難怪孟子（西元前372─西元前289）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據云太史公司馬遷（西元前145年或西元前135年─西元前86年），用以補救圖書不可盡信的辦法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即用實地調查的方法，核實寫書的前人可有說謊，也藉此增廣見聞。在這個問題上，余英時先生（1930-）音譯為柯靈烏的英國牛津大學史學名家羅賓．喬治．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教授，也認為歷史工作者科研的第一步，猶如偵探破案。偵探要破案，卻不到案發現場蒐集證據，是不可思議的。科林伍德是西方歷史學理論的鼻祖，司馬遷則是華夏文明的太史公，可知古今中外的大師，皆強調偵探般的實地調查是不容或缺的治史方法。若不具備偵探般的行事方式、邏輯思維和實地調查的毅力，確實不配治史。
而且，治史的要求，比諸偵探更高。因為，若要偵破幾十年前、幾百年前、甚至幾千年前所發生的歷史懸案，比當代偵探當場破解當代的案件，要困難得多。君不見，司馬遷的《史記》仍然從其他書籍中如實般轉載了不少離奇怪誕、明顯是虛構的故事。當代的中外史學著作也有類似的情況，筆者在各種拙著中，尤其是最近的《三十歲前的孫中山》和《孫文革命：聖經和易經》，就列舉了不少例子。
為何如此？近世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1890-1969年）解釋說：「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難以哉。
如何是好？解決辦法是：治史「必須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陳寅恪先生此言是經驗談，因為他本人就曾利用「神遊冥想」的治史方法破解了不少今人目之為「可笑可怪」的歷史懸案。例如他藉此而對魏晉南北朝「宇文泰蘇綽不得不創立關隴文化本位政策之苦心孤詣」，喜獲同情的理解；又例如，他能「論唐太宗對魏徵之所以恩禮不終」，「不得不斥責魏徵於已死之後」，也是他成功地「運用神遊冥想真了解之法治史的又一例」。陳寅恪先生所說的「神遊冥想」，正是西方史學界所強調的「歷史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眾多運用此法中的表表者、牛津大學前皇家近代史講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休．崔姆－路普（Hugh Trevor-Roper, 1914-2003）甚至說：沒有想像力的人不配治史。
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更說，邏輯可以把你從A帶到B，而想像力則可以把你帶去任何地方（Logic will get you from A to B. Imagination will take you everywhere）。不是說想像優於邏輯：邏輯是證明真假的必須手段，但邏輯很難讓人有所發明。若要發明，思想就必須有所飛躍。若要思想有所飛躍，就必須靠超人的想像力。想像所得是否可行，又倒過頭來必須靠邏輯及實踐來證明，否則就變成想入非非了。
近代著名的上古歷史學家郭沫若（1892-1978）先生，就是以超人的想像力而做出驕人的成績。對於郭沫若先生的治學方法與成就，當今儒學大師余英時先生做過如下精闢的評價：「郭沫若以新詩人一變而為甲骨、金文的專家，大家都說他聰明絕頂。他的聰明自是不在話下。甲骨、金文在門外漢看來好像是一個一個字地辨認出來的，非日積月累不能為功。事實上治此學的人在具備了關於古史和古文字的基礎知識之後，最重要的是要有豐富的想像力，把初看毫不相關的東西聯繫起來，從而展示出全新的意義」。
且別說古代史研究，其實哪怕是當代探案，若偵探缺乏想像力，就很難在大量證據面前有效地推測、準確地鎖定犯案的人。故本章導言取標題為〈當不成偵探者不配治史〉。
本偵探凜遵古今中外前賢的教導，上窮碧落下黃泉，環球飛行發掘原始檔案的嶄新資料，配以世界各大圖書館的藏書以便融會貫通前人智慧，同時竭盡所能進行實地調查（簡稱調研），更在收集到的堅實史料基礎上努力做「歷史想像」，效應果然妙用無窮。在1970年代研究兩廣總督葉名琛時，推翻了當時已經蓋棺定論近一個世紀的「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之所謂「六不總督」順口溜，偵破了此百年冤案，為葉名琛平反了。在1980年代研究孫中山倫敦蒙難，試圖破解國人爭論了近百年的、孫中山是被綁架還是自投羅網這懸案。碰巧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所著的《宋家王朝》在1986年出版了，罕有地暢銷，它力斥孫中山愚蠢地跑到公使館宣傳革命，結果鋃鐺入獄。本偵探憑著檔案鑽研，實地調查和歷史想像，證實孫中山的確是被綁架進入公使館的。如此又為孫中山洗脫了「愚蠢到自投羅網」的冤屈。在1990年代完成的英文原著《鴆夢：第二次鴉片戰爭探索》，推翻了當時雄踞西方學壇垂半個世紀的所謂「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理論，證明鴉片確實是促使英國發動兩次鴉片戰爭的罪魁禍首，而並非「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這種籠統概念在作祟。2000年代出版的《中山先生與英國》，澄清了所謂孫中山「聯俄容共」（國民黨語）或「聯俄聯共」（共產黨語）的真相。2010年代出版的《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破解的懸案包括中國史學界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甚至曾引起法律訴訟以及政治風波的所謂「孫中山祖籍問題」。在2015年出版的《孫文革命：聖經和易經》，更用這種實證結合歷史想像的治史方法，探索學術界長期以來避而不談的孫中山與基督宗教《聖經》的密切關係。
正如本書序言開宗明義所說過的：「一千多年以來，文明交戰一直大規模地進行著。遠至1095年第一批十字軍東征開始的曠日持久的生死搏鬥，近至19世紀的兩次鴉片戰爭（1839-1841, 1856-1860）所展開的同樣是曠日持久的百年屈辱，皆顯著的例子。……下一場盎格魯．撒克遜文明與華夏的『文明交戰』，指日可待？」
在下一場可能發生的「文明交戰」中，華夏文明的生存率有多高？
要生存，就不但需要大量的知識，還急需大量的進化。如何方能進化？想像！愛因斯坦說：「想像比知識重要。知識是有限的，想像則是無涯的，刺激著進步，人類的進化由此而誕生」。（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For knowledge is limited, whereas imagination embraces the entire world, stimulating progress, giving birth to evolution）。準此，反對想像、壓制想像，就是壓制進化。若華夏精英壓制同胞進化，迫使其遠遠落後於其他民族時，則將來萬一再度發生「文明交戰」時，華夏文明將重蹈第二次鴉片戰爭慘敗的覆轍。期待著本書能起到警世鐘的作用，是所至祝。
從宏觀再回歸到微觀：光從治史的方法看，如何從「想像」飛躍到「進步」？關鍵是在發掘了堅實的史料之後，如何解讀這些史料來重建歷史。重建了逼近真實的歷史，才能以史為鑑，並藉此達到經世致用之目標。如何重建歷史？古今中外的歷史學家們歷來都有爭議。就以中國史學界的後起之秀茅海建教授為例，他與房德鄰及賈小葉兩位教授的筆戰，就很有意思。茅海建開宗明義地說：這場辯論「真是一件應該張開臂膀來歡迎的好事」。他殿後的一句話是，若其他「史林高手們果能新入，也必將綻放絢爛之花。歷史學家的最終目的，不在於證明了自己的正確，而是使人觸摸到歷史的真實」。
年已古稀的本偵探深深地贊同此言。在重建歷史的過程中，作者無可避免地沁入個人見解。但不用怕，因為哪怕沁入了作者更多個人見解的「史論」，則先賢陳寅恪先生有如下發人深思的高見：「史論之作者，或有意或無意，其發為言論之時，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時代之環境背景，實無異於今日新聞紙之社論時評，若善用之，皆有助於考史。故蘇子瞻之史論，北宋之政論也；胡致堂之史論，南宋之政論也；王船山之史論，明末之政論也。今日取諸人論史之文，與舊史互證，當日政治社會情勢，益可藉此增加了解，此所謂廢物利用，蓋不僅能供習文者之摹擬練習而已也」。
此言與當今西方史學界的最新的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當今西方史學界強調歷史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本身就是一件不斷發展的事物，它應該是充滿活力而不是凍結了的，它是當今與過去的對話。竊以為認真地與過去對話，本著求真的態度禮貌地與同儕辯論，以臻「道理愈辯愈明」的文明境界，正是「使人觸摸到歷史的真實」的最佳途徑。
願與讀者諸君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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