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

導讀 陳思宇
導讀 阿潑
導讀 蔡慶樺
導讀 何曼莊

序曲

第一部    解放情結
第一章 歡欣
第二章 飢餓
第三章 復仇

第二部    清理廢墟
第四章 歸鄉
第五章 解毒
第六章 法治

第三部    決不讓歷史重演
第七章 充滿自信的晴朗早晨
第八章 教化野蠻人
第九章 世界一家

尾聲
譯後記
謝辭
影像

前言    

　　父親的故事一直縈繞我心。就他的年齡跟背景而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並不特別。他的故事很悲慘，但比他更悲慘的故事所在多有。

　　第一次聽到父親談論戰爭時，我年紀還很小。有些回憶一定很痛苦，但他不像有些人一樣對戰爭避而不談。我很喜歡聽他講這些故事。父親書房的抽屜裡有一本相簿，我閒來無事時常拿出來翻閱，裡面有一頁拼貼了幾張黑白小照片：簡陋的東柏林勞動營；父親在正式照片裡扮鬼臉；西裝上別著納粹袖章的德國人，看上去像在發號施令；週日到郊區湖畔出遊；幾位烏克蘭金髮女孩對著鏡頭微笑。這些照片並不特別，但我還是覺得不尋常，心中有許多疑問。

　　在當年，這些已經算是快樂時光了。當時跟烏克蘭人打交道大概是禁忌，但每當提起那些女孩，父親仍然流露出傷感的眼神。這些相片沒有記錄父親的遭遇：他幾度瀕臨餓死、差點被操死、受蟲子折騰，或拿積水的彈坑當公廁兼唯一洗澡的地方。不過在我心頭揮之不去的，並不是這些艱苦的情境，而是他回家之後發生的一些事。

　　父親來自荷蘭東部小鎮奈美橫（Nijmegen），當地居民大多信奉天主教。一九四四年，這裡發生了阿納姆之役（Battle of Arnhem）。要塞阿納姆橋與奈美橫有段距離，盟軍在激戰後奪下奈美橫。我祖父於一九二〇年代被派任為當地的新教牧師，照顧為數相對不多的門諾教徒社群。 奈美橫位於邊境，從我父親家到德國，只要步行就可以到了。由於德國物價相對便宜，家族旅遊多半是穿越國境，在德國度過。大約到了一九三七年，納粹的行徑開始變得連觀光客都無法忍受。有一天我們家路經希特勒青年營（Hitler Youth camp），親眼目睹幾個年輕男孩遭到一群穿制服的青年痛毆。一回在萊茵河的遊輪上，祖父朗誦起海涅（Heinrich Heine）對萊茵河女神致敬的〈羅蕾萊之歌〉（The Lorelei）（他大概是故意的），讓同行的德國乘客非常難堪（因為海涅是猶太人）。這也讓祖母忍無可忍，此後我們家族旅遊就不去德國了。三年後，大批德軍從奈美橫進入荷蘭。

　　即使德軍占領，日子還是得照常過。對多數荷蘭人來說，至少在占領的頭一兩年，只要不是猶太人，生活還正常得有點詭異。我父親在一九四一年進入烏特列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就讀法律系。有志成為律師的人，都必須加入學生組織，成為兄弟會一員（時至今日，多少還保留這種規定）。然而，兄弟會是菁英組織，入會後所費不貲。雖然祖父是新教牧師，社會地位不差，但收入並不足以支應父親所有開銷，因此祖母娘家一位富有的舅公決定補貼父親的社交花費。

　　然而就在父親即將加入兄弟會之際，德國當局認為兄弟會可能成為反抗勢力孕育的溫床，因而明文禁止。在這之前，幾位猶太教授被逐出大學。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的法學院院長魯道夫‧克萊夫林格（Rudolph Cleveringa）在一場著名演說中對此表達抗議；他當時也做好被捕的準備，事先打包好牙刷與換洗衣物帶在身上。隨後他果然被捕。學生開始罷課，其中許多人都是兄弟會成員。萊頓大學被迫關閉，在德國禁止猶太學生上學之後，阿姆斯特丹兄弟會也自行解散。

　　但烏特列支大學仍照常運作，兄弟會也轉往地下繼續運作。欺負新成員的殘酷儀式不得不祕密進行。一年級新生在會裡稱為「胚胎」，照理說得把頭髮剃光，但為了躲避德國人的耳目，這項規矩也免了。只是胚胎們還是得繞圈青蛙跳、不得安眠、任人宰割，老鳥想出各種虐待遊戲來羞辱他們。父親和其他社會階級與教育程度相同的人一樣，接受這些折磨，毫無怨言。當年的狀況就是這樣（如今亦然），吊個書袋，套用拉丁文的說法，這就是所謂的「約定成俗」（mos）。

　　一九四三年初，年輕男性面臨另一項更嚴峻的考驗。德國占領軍下令所有學生簽署忠誠誓約，發誓不從事任何對第三帝國不利的行為，拒絕簽署者會被送往德國，強制在納粹兵工廠工作。父親跟其他八成五的同學都拒絕簽署，就此開始躲躲藏藏的日子。

　　幾個月後，他收到烏特列支學生反抗軍的徵召令，重返故鄉。這件事的始末至今不明。有可能是學生一時慌張，也或許只是經驗不足，而釀成這個愚蠢的錯誤。這些人說到底還是學生，而非久經沙場的游擊隊戰士。總之，父親偕同祖父一起抵達車站。但很不幸地，碰巧遇上納粹強拉年輕人去德國勞改，月台兩側都被警力封鎖了。納粹警告，若有人脫逃，他們的父母也難辭其咎。父親擔心連累祖父母，於是自投羅網，此舉雖然出於一片孝心，卻不是什麼英雄行徑，至今這件事偶爾還會讓他心煩。他們一群人被送到一個惡劣的小集中營，親衛隊（the SS）用野蠻的方式在這兒訓練荷蘭的地痞流氓。父親在那裡僅短暫停留，戰爭其餘時間，他都待在柏林一間工廠製造火車煞車器。

　　這是個五味雜陳的經歷，至少一開始是如此。荷蘭的學生勞工只要不積極抵抗德國人，就不會被送進集中營。到頭來，工廠的單調乏味、為敵工作的羞恥感，睡在冰冷又充斥蝨子的軍營中，還是換來了一些犒賞：父親還記得聽過幾場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指揮「柏林愛樂」的音樂會。

　　克諾爾煞車工廠（Knorr Brakes）裡可能也有許多祕密活動。一位名喚艾利松先生（Herr Elisohn）的黑髮男子，只要荷蘭學生工人一接近就會躲到一邊。其他人也避免過從甚密，像名字是羅森達（Rosenthal）之類的男性工人，行事特別低調。父親後來臆測，工廠裡可能藏著猶太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情勢急轉直下，英國皇家空軍開始長期轟炸這個德國首都。一九四四年，美國B-17轟炸機加入「蘭開斯特轟炸機」（Lancasters）的行列。但一直要到一九四五年的頭幾個月，柏林市區及居民才受到全面的毀滅攻擊，爆炸與大火幾乎沒有停過：白天美國人攻擊，晚上換英國人。到了四月，蘇聯的「史達林風琴」（Stalin Organs）火箭發射車開始從東邊轟炸整座城市。
　
　　有時學生可以幸運擠進防空洞與地鐵站，但集中營犯人就沒有這種特權，倉促挖成的壕溝經常就是他們面對轟炸時唯一的庇護。父親回憶，當時學生對此既興奮又害怕。最痛苦的折磨之一，是睡眠不足。因為轟炸不斷，空襲警報吵鬧不休，爆炸、尖叫聲四起，石塊與碎玻璃不斷掉落。儘管學生很容易因而喪命，也有幾位學生確實遇害，但這些轟炸機仍讓他們亢奮不已。

　　一九四五年四月，勞改營再也不宜人居，狂風與大火把屋頂、牆壁都摧毀了。父親透過一名可能沒那麼支持納粹的新教教會聯絡人，在郊區一棟別墅找到寄居之處。房東太太連哈特女士（Frau Lehnhard）已經收容了幾個從柏林市區廢墟逃離的難民，其中包括德國律師胡梅林博士（Dr. Rümmelin）和他的猶太夫人。先生害怕太太被捕，於是在屋內藏了一把左輪手槍，以備萬一被查獲時，夫妻倆可以共赴黃泉。連哈特女士喜歡唱德國藝術歌曲，父親則擔任她的鋼琴伴奏，他說這是他在柏林最後戰役中，「罕有的文明回憶」。

　　到東柏林上班途中，父親經過已成斷垣殘壁的街頭，那是蘇聯與納粹部隊在一棟棟房子之間交火的傑作。在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父親站在史達林風琴後面，聽著它發出不祥而尖銳的聲響，對著希特勒的政府大樓轟炸，這讓他終其一生都很害怕爆炸聲與煙火。

　　一九四五年四月底或五月初某日，蘇聯軍人來到連哈特女士的房子。這些不速之客通常會輪姦所有女性，不分老幼。但這回並沒有發生，不過他們發現了胡梅林博士的左輪手槍，我父親差點因此送命。由於這些士兵都不通英文或德文，因此解釋為何有槍也是徒勞。士兵把屋內僅有的兩名男子，胡梅林博士和父親，壓在牆上準備處決。父親記得當下有種宿命感油然而生——他已目睹太多生離死別，對自己即將死亡一事反倒不特別意外。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不可思議的運氣扭轉了命運：一位會說英文的蘇聯軍官突然出現，他採信了胡梅林博士的說法，處決於是取消。

　　父親跟另一位蘇聯軍官相處融洽，這位軍官之前在列寧格勒當高中教師。他們無法用言語交談，哼唱貝多芬與舒伯特的樂句是他們的溝通方式。這個叫瓦倫汀（Valentin）的軍官帶父親到一個接送點，那裡曾是西柏林勞工階級居住的郊區，現在已變成廢墟，父親得從那邊出發找到城市東邊的難民營。途中另一位荷蘭人加入父親的行列，他大概是納粹合作者或前親衛隊成員。此時父親已經好幾個禮拜作息不正常，舉步維艱。

　　走沒多遠，父親就不支倒地了。這位可疑的同伴把父親拖進一棟殘破的建築，他的德國妓女女友，住在幾級階梯上的一個房間。父親不記得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他大多時候可能都處於昏迷狀態。這位妓女救了他一命，一直照顧到他能自行走去難民營為止。難民營有一千多名來自各國的人士，包括集中營的生還者。大家只能將就著共用一副水龍頭。

　　六個多月後，父親回到荷蘭。照片上的他，身子仍然因飢餓加上水腫而顯得虛胖。一套不合身的西裝，褲子上還有尿漬。這套衣服大概是美國門諾教派的慈善組織發放的，也可能是祖父遺留下來的。儘管父親浮腫蒼白，相片中的他看起來還是很開心。幾個同齡男子圍著他舉起啤酒杯，嘴巴張得老大，像是在歡呼或高唱學生歌曲。

　　大約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父親回到烏特列支兄弟會，當年他二十二歲。由於戰時的入會儀式是祕密進行的，兄弟會學長決定讓整人儀式重來一遍。父親不記得自己有被叫去青蛙跳或胡亂使喚，只有剛進大學的年輕小夥子才會受到這種待遇，其中有些人可能才剛從更惡劣的環境回來。也可能是躲藏數年的猶太學生，一些甘願冒著殺頭風險的非猶太人，在戰爭時期，好心把他們窩藏在家中的地板下才倖存。但父親記得沒有人對這些入會儀式感到特別困擾。無論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這些故事通常不太愉快，也沒有人感興趣。入會儀式中，新「胚胎」會被吼、被羞辱，甚至被塞進擁擠的地窖中（這遊戲後來在兄弟會稱為「集中營扮演」）。

　　這就是我覺得奇怪的地方：在經歷過這麼多風風雨雨之後，父親怎能忍受這種荒誕的行徑？至少應該要覺得不合常理吧？

　　不會啊，父親反覆道，不會，這樣很正常，當年本來就是這樣。這是「約定成俗」，沒有人會質疑。他後來稍加解釋。他覺得欺負猶太裔生還者很不妥，但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想的。

　　起初我非常不解，但漸漸地我想我有點懂了。「正常」這種想法似乎提供了一絲線索。人們急於回到納粹占領前他們所知的世界，也就是在轟炸之前、集中營之前、殺戮之前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惡整「胚胎」再正常不過。這是他們回到過去的方式，也是回家的方式。

　　當然還有其他可能性。或許在目睹極端暴力後，學生遊戲相對顯得無害，只是年輕人無傷大雅的嬉鬧罷了。最喜歡整人的人，本身大概沒有經歷過太多創傷，他們現在終於有機會耍狠。假如受害者本身承受過更殘酷的折磨，這些整人的傢伙就更痛快。

　　我之前說過，父親的故事雖然不是最慘的，但也夠慘的了。父親的故事讓我不禁疑惑：在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戰爭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個世界如何從一片廢墟中重生？當數百萬人餓著肚子，或是決意報復時，會發生什麼事？各個社會或「文明」（當時很流行的字眼），如何再度重建？這種想讓一切恢復正常的渴望，是人類在災後的自然反應，這是人的本性。這種以為世界能復原成戰前樣貌的念頭，彷彿一九三九年前後十年間的各種暴行都不算數，顯然是一種幻想。

　　然而，無論是各國政府或人民都抱持這種幻想。法國與荷蘭政府以為可以取回殖民地，恢復原本的生活，就像回到日本侵略東南亞之前那樣。但這不過是幻想，因為世界已經不可能回到從前的樣子了。太多事情發生，太多變化產生，許多人被連根拔起，有時甚至整個社會也被連根拔起。很多人，包括一些政府，也不希望回到過去。一度為國王與國家賣命的英國工人，不再安於舊有的階級制度，在擊敗希特勒兩個月之後，他們就用選票讓邱吉爾下台。史達林無意讓波蘭、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回到任何形式的自由民主體制。即使在西歐，許多知識分子也認為高舉道德大纛、以「反法西斯主義」為包裝的共產主義可以取代舊秩序。

　　戰爭在亞洲帶來了更戲劇性的轉變。印尼、越南、馬來、中國、緬甸、印度等國家的人民，都目睹了同樣是亞洲國家的日本，如何羞辱西方殖民宗主國。船堅炮利的西方神話就此幻滅，國際關係不再可能一如以往。而日本人則像德國人一樣，看到領導者的春秋大夢灰飛煙滅後，面對勝利盟軍恩威並施下要求的種種改變，也只能半推半就地接受。

　　英、美女性因戰時需要而投入職場，貢獻勞力，戰後也不願從經濟獨立回到家庭的約束。當然許多人還是回到了家庭，就像殖民地得花上好些時間爭取完全獨立，女性經濟完全獨立也不可能短時間達成。想要重新建立更好的世界，希望毀滅戰爭不再發生，這種想要改變的願望，和只想「回歸正常」的保守渴望之間，永遠存在著激烈衝突。這些願望皆源自真誠的理想主義。就算「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無力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這些人的理想也沒有因此破滅。一九四五年時，他們仍希望組成「聯合國」（United Nations）永保世界和平。隨著時間過去，我們發現這種理想就跟想要讓時光倒流一樣虛幻不實，但這並不會減損理想的力量，也不必然貶低所欲達成的目標。

　　某方面來說，一九四五年戰後所發生的事，在人類歷史上早就有過。古希臘人很清楚人類復仇心理的毀滅性，悲劇作家用戲劇呈現以法治化解血海深仇，拿審判代替復仇。東西方的歷史不斷上演著想要捲土重來的夢想，把戰爭導致的廢墟當作建立理想新社會的地基，但這些新的理想往往只是新瓶裝舊酒。

　　我對於戰後時期的興趣，部分來自當前的時局。近年來我們看到許多例子：人民對革命戰爭滿懷希望，希望藉此推翻獨裁者，建立新的民主體制。不過，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想了解父親與他那個世代的世界。一部分或許是因為孩子天生就想知道父母的經歷，等到孩子比當年的父母更老時，好奇心更強；特別是當父親歷盡滄桑，孩子只能憑空想像而無法實際體驗時，更想一探究竟。

　　讓我好奇的，不僅僅如此。父親在戰爭中險些送命，之後又站在戰後廢墟中幫忙創造了這個世界。我們就是在這個世界中長大的。我們這一代受到父執輩夢想的薰陶：歐洲福利國家、聯合國、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義、歐盟。一九四五年所創造的世界也有其黑暗面：俄羅斯與東歐的共產獨裁，毛澤東從中國內戰崛起，冷戰。

　　父執輩當年的世界大半已分崩離析，或在瓦解邊緣。不過讓人欣慰的是，上一次世界大戰影響所及的地區，至少在物質條件上，現今的生活品質幾乎都比一九四五年大幅提升。而當年最害怕的事，大多沒有發生。蘇聯帝國瓦解，「冷戰」最後的戰場是朝鮮半島，或許是狹窄的台灣海峽。然而在我寫作這本書的同時，到處都有人在談論歐洲、美國、西方的衰落。戰後時期的一些恐懼已然褪色，但許多夢想也悄然消逝。只有少數人還相信有一種「世界政府」可以帶來永久的和平，還願意相信「聯合國」可以讓世界免於衝突。邱吉爾在一九四五年敗選，正是因為人民期望建立新的社會民主體制與福利國家，而非持續征戰，但這個夢想如今卻因意識型態之爭與經濟問題而傷痕累累，幾乎潰散。

　　我很懷疑人們是否真的能從歷史中記取教訓，了解過去的愚行，並無法避免未來犯下類似的錯誤。歷史最重要的是詮釋；錯誤詮釋過去，往往比無知更危險。過去的傷痛還在；仇視導致新的衝突事件。然而，至關重要的是，我們得知道並了解過去發生的事，否則無以理解自己所處的這個時代。我想知道在過去那些長夜漫漫的日子裡，父親所經歷過的一切，這讓我更加了解自己，當然還有我們所有人的人生。